人物經歷
家世背景
戴傳曾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是清朝末年的舉人。父親是一名中學教師，教數理化。家裡除了父母，還有八個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兒子 。
求學生涯
1. 中學和大學時期（1932～1942）
中學時代，他積極參加“五卅”、“九一八”等紀念活動，立下了“救國不忘讀書，讀書為了救國”的志向。他所在的學校叫“效實中學”，是當時浙江省最好的學校，老師水平高，對同學要求嚴。中學畢業時，上海已經淪陷。1938年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
他是西南聯大的第一屆學生。由於學校剛遷到昆明，條件很差，但名師雲集。他們中有吳有訓、趙忠堯、霍秉權、饒毓泰、葉企孫等老一輩物理學家。一年級在數學系，二年級轉到物理系學習。當時物理系人不多，一個年級只有十幾名學生，但班上有天資突出的同學（如楊振寧）帶動，整個學習水平提高了。
四年大學生活很艱苦，但又很難忘。學生們40多人住在一間茅草房裡，晚上沒有電燈，只能點油燈。飯廳、圖書館都在大草棚中。1939年日機頻繁轟炸，大家不得不往山里跑。白天有轟炸，只好晚上上課。雖然很疲乏，但還是堅持集中精力學習。當時由於交通斷絕，無法與家裡聯繫，經濟已無來源，只能靠領戰區貸金和獎學金，有時還得到中學代課和做家庭教師養活自己。1942年，在吳大猷的指導下，完成了關於用分析力學解決天體中行星運動問題的畢業論文。
2. 從西南聯大到清華大學工作（1942～1947）
畢業後他留在西南聯大物理系任助教，當助教的同時，跟著聽些研究生課程。當時吳大猷講量子力學，王竹溪講統計力學，趙忠堯、張文裕、霍秉權三位講原子核物理。
1946年，遇有考中英“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的機會。當時在全國八大城市招考，約有400人報考物理專業。考上一二名的可去英國，三四名的去美國，五六名的去法國。結果戴傳曾高居榜首，被錄取到英國留學。他坐卡車離開昆明，趁還沒發榜的時候，回老家寧波看望親朋好友。在家鄉他接到霍秉權先生的邀請，於是決定先北上到清華大學任教。途經天津時，正好發榜，獲取第一名的好訊息使他心情非常激動。抗戰期間，清華大學校舍成了日本傷病員的醫院，原先的教學設施破壞殆盡。他在那裡緊張勞動了6個月，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恢復物理實驗室；第二件是編寫了一本實驗教材，還組織了出版，解決了當時教學的急需。
3. 英國留學期間
1951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7年8月，經廣州去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他有幸師從諾貝爾獎獲得者查德威克(JamesChadwick，中子發現者)教授。查德威克在利物浦以一台8MeV的回旋加速器建了一個基地，開展核物理研究。戴傳曾在他的幫助下一邊學習，一邊做研究工作。戴傳曾與英國同學R.Middleton[後來是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串列加速器實驗室主任]合作做氘核轟擊其他原子核引起的中子角分布實驗研究。因能量比較高，出來的中子可以達幾個MeV，角分布測量比較困難。實驗由戴傳曾負責設計和安排。他們採用了黃昆在利物浦理論組提出的削裂反應理論的計算方案，算出了很多原子核能級的宇稱和自鏇。這工作在當時是研究削裂反應的首批成果。
他還研究了核乳膠的收縮因子及射程修正。1951年完成了利用核乳膠進行的一些核反應的研究（C.T.Tai.1951. Someinvestigation of nuclear reactions using photographic emulsion, with a study ofsome of its properties in nuclear reseach.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in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博士論文，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後歷任西南聯大、昆明中山大學、清華大學教職。
1951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名譽院長。主要從事實驗核物理、反應堆物理、反應堆工程和核電安全方面的分析研究並獲重要成就。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曾在鞏固進行氘-質子、氘-中子核反應角分布實驗研究，是國際上首批從(d,n)反應中測得自鏇宇稱的學者之一。
50年代指導並參加研製中子衍射譜儀等多種儀器並用其開展了有關研究。
60年代以來，在大型電磁分離器等多種儀器研製和核潛艇動力堆等多項重點項目研究中作了大量組織領導和業務指導工作；領導研製成微型反應堆並開發了單晶矽中子嬗變摻雜技術；為建立中國核電安全研究體系作出突出貢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回國後研製成功鹵素管、中子計數管、中子電離室等多種核探測器。在中子物理研究中，建立了國內第一台中子晶體譜儀，獲得了國內首批中子截面數據。其中鹵素計數管填補了國核心探測技術領域的空白，並於1956年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三等獎。
研製成功中子衍射譜儀，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並開展了單色中子利用及中子衍射研究，驗證並獲得核能套用的截面數據。參加領導禁止物理研究，為核反應堆設計提供了依據。主持並指導了生產堆、動力堆、高通量堆等工程的研究和部分設計。組織並指導民用微型反應堆的研製和單晶矽中子摻雜研究。
毅然歸國
那時，國內抗美援朝的訊息傳到英國，幾個中國同學很受鼓舞，都決心學成回國。儘管英國的一些研究機構要挽留戴傳曾，但他還是決定儘快回國。當年年底，經香港到達廣州，在那裡參觀了工業展覽會，再北上，經上海到北京。使他非常感動的是，在寒冷的冬天，近代物理所錢三強所長親自到火車站來迎接他。從此，揭開了戴傳曾從事原子能科研工作的序幕。
4. 近代物理所、原子能所期間（1952～1965）
戴傳曾來到了近代物理所，接過錢三強所長親自主持的核探測器組，開始了艱苦創業，研製中國第一代核探測儀器。
1952年底，戴傳曾任核探測器組組長。當時，他領導的組內大多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在工作上除分別具體指導外，他還在組內建立了每周匯報工作和討論的制度，充分發揚學術民主，使得學術氣氛非常活躍。在他的帶領下，青年們成長很快。
那時正值抗美援朝，王淦昌帶隊去朝鮮戰場視察，帶回來一項特殊任務：提出研製一套手攜式輻射探測儀，以探測、鑑定美軍是否使用核子彈。這個任務交給了戴傳曾。當時實驗室條件極差，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但他欣然接受了這項緊急任務。他和李德平合作，因陋就簡，自己騎著腳踏車到天橋舊貨攤購買可利用的零部件，帶領大家吹玻璃管，設計電子線路、焊接電路，通過很短時間加班加點的艱苦努力，研製成了一個用鹵素蓋格計數管做的可攜帶式的輻射探測器和一個以強流管做的探測器。鹵素蓋格計數管的生產工藝還推廣到華東電子管廠批量生產。
為了發展中國的中子探測技術，首先要解決中子源的問題。當時國內還沒有加速器也沒有反應堆，怎么辦？他們就自製中子源。戴傳曾打聽到協和醫院有一個廢棄的500毫克鐳源，設備已毀壞，抗戰後一直封存著。戴傳曾得到放射化學家楊承宗的大力支持，清理修復了鐳源裝置，提取了氡氣。戴傳曾把自己從英國帶回來的鈹粉與氡氣一道封入玻璃管中，做成了氡-鈹中子源。從此氡-鈹中子源就成為在反應堆和加速器建成前開展中子研究工作的唯一中子源。有了中子源，在戴傳曾的帶領下，開始了三氟化硼中子計數管的攻關。他們從頭做起，對三氟化硼計數管的放電機制和工作條件進行深入研究後，很快過了技術關，製成了性能優良的中子計數管，並建立了生產工藝，推廣到上海電子管廠生產。
上述幾種計數管的研製成功和投入批量生產，為中國地質勘探、教學工作、武裝防化兵、中子物理實驗、核武器研製和核試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測量手段。為中國其後自主研發核武器及核反應堆奠定了基礎。
在戴傳曾的指導下，還開展了碘化鈉晶體和有機閃爍探測器、含氫正比計數管、空氣等效電離室、硼膜及裂變電離室、柵網電離室、用於絕對測量的4πβ-γ符合技術、中子源絕對測量等研究。
為開展中子物理研究和在反應堆上開展慢中子譜學和固體物理研究，從1956年開始，在戴傳曾的帶領下，利用當時從部隊弄來的高射炮底盤設計出了一個中子晶體譜儀，為了使其輕快些、精度高一些，他們與長春光機所合作，僅僅用了9個月時間製成了中國第一台高精度中子晶體譜儀。這台譜儀於1960年改建成中子衍射儀投入使用。這是中國第一台中子衍射譜儀，也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精密度最高的一台衍射譜儀。由前蘇聯為中國援建的第一座實驗性重水反應堆是1958年7月建成的。為搶在反應堆啟動前能有一台中子譜儀在水平孔道上工作，探測中子，開展慢中子譜學研究，戴傳曾提出自己設計製造一台簡易譜儀。他首先找來一個原中央研究院的舊的X衍射儀刻度盤，從它讀出度、分、秒，圍繞這個刻度盤設計。在他的帶領和具體指導下，僅僅用4個多月時間就設計製作了一台獨具一格的中子晶體譜儀。他們還做了一個高精度、很精緻的準直器塞入反應堆，測出了鎘、銦等核素的中子全截面，測得的數據與當時國際上公布的數據一致。
上述兩台譜儀均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在它們上面先後開展了堆中子能譜、中子全截面和裂變截面及中子衍射的實驗研究。這兩台譜儀連續可靠地使用了20多年，為中國在反應堆上開展中子物理研究和固體物理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9年以後，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專家相繼撤走，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半截子工作。像穩定同位素分離器就是一個例子，蘇聯沒有把關鍵的離子源和接收器拿來，只給了我們大型的電磁鐵和真空盒，連真空泵都沒給。戴傳曾臨時受命，擔任了剛組建的穩定同位素分離研究室主任，籌建電磁分離器。他帶領大家憑文獻里的離子源和接收器的圖紙逐個琢磨，如用什麼材料，要耐多少高溫，鎢絲要多粗，鎢塊是什麼樣的等等，進行了扎紮實實的研製工作。後來研究室的同志在此基礎上花了一年多時間，終於把離子源搞出來了。接收器也一樣搞出來了。在1965年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批穩定同位素。
當時，蘇聯反應堆設計專家也全部撤走了。在此關鍵時刻，二機部領導決定任命戴傳曾為建造天然鈾石墨生產堆的科學顧問。這使作為核物理學家的戴傳曾有機會轉向反應堆工程這個嶄新的領域施展自己的才華。
戴傳曾擔任生產堆的科學顧問後，參與了工藝設計，與負責工程的有關同志一起認真消化前蘇聯的初步設計資料，一起驗證數據，一起選定工藝參數。經過兩三年的工作，設計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他們發現對很多數據沒有把握，選擇準確的工藝參數很困難，需要開展大量科研工作。於是二機部決定成立反應堆工程研究所，即北京194所。
核電安全
5. 194所工作期間(1965～1978)
北京194所成立後，戴傳曾被任命為副所長，他明確分工抓科研和學術領導工作。戴傳曾抓的第一件事是選定生產堆元件包殼材料。經過大量試驗，選定了303-1鋁合金作為包殼材料。在這同時，還解決包殼的製造工藝問題。他還親自做了石墨的性能測試，證明了中國自己生產的石墨是合格的。另外，他還抓了破損元件檢測、元件在49-2游泳池堆上的考驗、幾個大系統的力學性能計算，以及利用次臨界裝置測量臨界性能等大量科研工作，為生產堆的設計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實驗數據。為配合氚靶的設計和製備，戴傳曾還領導了氚靶件在堆內輻照及輻照後的提取工作，解決了氚靶定型問題。
之後他所負責的科研工作重點逐漸轉向核動力堆。在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動力堆做的重點科研項目中，最突出的是燃料組件考驗。開始把30根組件放在101重水堆的高溫高壓輻照考驗迴路中進行輻照考驗。可惜由於工藝不過關，有一個堵焊點早期失效，發現堆水中出現了裂變產物，所以沒有達到最終考驗要求的燃耗值，不得不取出來，終斷了繼續考驗。後來把查出的問題反饋到元件廠家，在燃料組件的生產工藝上作了改進。接著又成功地進行了10根棒束的堆內考驗，並進行了解體，作了外觀檢查和破壞性檢查。同時還做了核潛艇堆壓力容器材料654-Ⅲ鋼的輻照試驗，發現它的脆性轉換點比較低，得出了不會在高溫條件下引起脆化的結論。另外，在物理方面做了模擬零功率試驗，在熱工方面做了流道流量測定試驗，還做了一些控制方面的工作，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研製做出了重要貢獻。
1968年後，北京194所提出了一個大發展計畫：一是開展核電站的研究；二是進行快堆的初步研究；三是研究空間堆。核電站研究工作主要圍繞燃料元件進行。經戴傳曾親自組織實施，建成了國內第一個大型輻照後材料檢驗熱室（303熱室）。在快堆研究方面，戴傳曾作為技術負責人建立起了鈉工藝研究工號和快堆零功率裝置。在空間堆研究工作中，利用堆內熱離子發電技術發出的電流，唱出了“東方紅”樂曲。與此同時，參照國外經驗，他提出在中國建造TRIG型脈衝堆，並領導了概念設計工作，為中國核動力院80年代建成脈衝堆打下了基礎。
303熱室建設中，開始時主持該工程的領導和同志們只考慮了近期工程任務的急需，提出了只包括機械性能檢驗和外觀檢查的4間熱室方案。主管業務的戴傳曾則認為既然花那么多錢建一座新的熱室，就應該有個規劃，不僅要能滿足近期工程急需，還應當考慮長遠的需要，尤其是今後中國輻照後的燃料元件檢驗的需要。他親自調研參考國外同類熱室資料，提出了包括熱室、半熱室、後區等嚴格分區的、能適應輻照過的材料和燃料元件檢驗、比較配套又符合防護要求的10間熱室方案。參加當時工作的同志說：“這是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好是好，就是怕部領導不批准。”戴傳曾告訴他們，科學工作者應該堅持實事求是，按科學規律辦事，儘自己的責任，把需要向領導反映清楚，去爭取領導的支持。他親自說服了當時的軍管會領導，又與軍管會領導一道又說服了部領導，終於得到了部領導的支持，實現了建立10間熱室的方案。正是由於303熱室的建設作了長遠考慮，熱室建成後，不僅完成了輻照材料檢驗等急需任務，還完成了生產堆、核潛艇堆元件輻照考驗後的檢驗工作，完成了秦山核電廠3×3考驗小組件輻照後的檢驗工作。1995年開始，又為秦山核電廠反應堆壓力殼鋼隨堆考驗的監督管樣品開始進行逐根檢驗。稍經改造，熱室還能進行秦山核電廠乏燃料單根元件的檢驗工作。由於303熱室進行了嚴格區分，幾十年來，熱室工作場地沒有發生過嚴重污染。303熱室至今仍是中國進行輻照後的材料和燃料元件無損檢驗、破壞性檢驗及力學試驗的一個重要的綜合試驗基地。
後來，重點搞49-3高通量堆。當初建49-2游泳池式反應堆時，有人提出了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就是“騎驢找馬”。49-2堆是一匹驢，騎上去後要找一匹馬，馬就是高通量堆。49-2堆建成後，有人提出要搞一個可變換的，即根據需要，有時作水堆，有時變為鈹堆這樣一個高通量堆。戴傳曾對此方案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反應堆是很複雜的，劑量很大，不能像下跳棋一樣隨便挪來挪去的，除非搞成雙區堆。後來經過進一步論證，雙區堆方案被人接受。在49-3高通量堆的設計過程中，戴傳曾組織並參與了重大技術方案的制訂、工作過程的檢查，以及安全措施的審定等工作。高通量堆的用途、規模、堆型以及堆物理方案都是在他具體指導下確定的。他還組織了燃料元件考驗、材料試驗、控制棒試驗、水力模擬等大量科研工作，為設計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依據。
6.回到原子能所(院)之後(1978～1990)
1978年，北京194所內遷四川。於是戴傳曾受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邀請，回原子能所擔任副所長。1979年，隨著改革開放，王淦昌所長率領中國核能代表團赴美訪問。訪問期間，作為代表團成員的戴傳曾在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of Missouri）看到了在他們5MW的研究堆上對單晶矽進行中子嬗變摻雜磷的技術，每年可輻照摻雜好幾噸單晶矽，用在大功率整流管上。戴傳曾很快意識到這是一項很實用的核套用技術。過去單晶矽摻雜都採用擴散的方法，將磷原子摻雜到矽單晶中，但摻雜不均，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電阻率，製作的半導體器件成品率很低。利用反應堆釋放出來的中子嬗變摻雜，中子可以打入單晶矽深層，使摻雜的磷原子分布非常均勻，而且可以根據需要的目標電阻率控制摻入適當量的磷。他回國後，立即進行了認真的可行性分析，正式提出開展這一嶄新課題的研究。他親自物色工作人員，組織制定研究方案，指導改造49-2游泳池式反應堆，擴大堆芯，增加了輻照孔道數，又用鈹塊代替周圍石墨塊，改善中子照射量。他還親自組織攻關，解決了如何控制輻照量和輻照溫度，以及如何退火等一系列工藝技術問題。幾個月後，就誕生了中國第一批中子嬗變摻磷的單晶矽，並很快套用到可控矽和大功率整流管的生產中，不僅大大提高了器件的成品率，更重要的是為原子能所軍轉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此項成果榮獲了核工業部級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1979年，戴傳曾去加拿大訪問，看到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of Toronto）開發的一種叫Slow-poke的反應堆，它堆體積小、功率低，具有一定的中子注量率。它消耗燃料少，裝一爐料可使用10年，非常經濟。加上它具有固有安全性，很適合建在城市中，可作為方便的中子活化分析工具。它也可以作為一種很好的教學培訓堆，還可以用來生產短壽命同位素。出國前堆物理室曾有人提議搞這種堆，他出國實地考察後，覺得很值得乾。回國後，他找了核工業部的張忱部長，極力倡議在中國建造這種既經濟安全、操作方便、又有廣泛套用前途的微型中子源反應堆。戴傳曾在一段時間內，以極大精力撲在領導該堆的設計研製工作上。他指導了物理方案論證，親自組織和審定了初步設計和施工設計方案，終於在1984年3月完全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原型微堆。此項成果榮獲1987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現在微型中子源反應堆已得到商業推廣，不但在國內的上海、山東、深圳建造了3座，而且已推廣到國外，分別幫助巴基斯坦、伊朗、加納、敘利亞和奈及利亞各建造了一座。微型中子源反應堆成了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的一項重要的出口創匯項目。
1972年2月的一天，戴傳曾曾應邀參加了周恩來總理主持的發展核電問題座談會，席間，總理問：“英國今天的核能發展情況如何？”戴傳曾回答：“約占全國能源的8%”。總理聽了強調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比英國發展得快一些，二機部要抓核能，不能只成為爆炸部”。總理在座談會上充分聽取了大家的發言後，就中國發展核電提出了“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的方針。
戴傳曾銘記周總理的囑託，在進行了一番認真調研後，從1976年開始，在多種場合通過各種渠道倡導在中國發展核電。1981年他在全國政協委員的匯報中分析了中國的核科技力量，提出了應儘早儘快在中國發展核電的意見。他從中國能源結構和國民經濟發展需求的分析出發，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發展核電”的文章，呼籲和宣傳在中國儘早發展核電。此後，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又曾多次提出提案，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大大促進了核電在中國的起步和發展。
戴傳曾從國外發展核電的經驗深深體會到，要發展核電，必須把安全放在首位。所以他在中國核電事業起步之日起，就親自領導原子能院在國內首先開展臨界熱流密度、膜態沸騰和再淹沒等與核電安全密切相關的實驗研究。1979年，他去美國考察的第三天剛好碰到美國三里島核電廠發生事故。這件事轟動了世界，使不少人對核電安全產生了懷疑。這件事使戴傳曾更加意識到核電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他回國後，立即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核電安全分析研究上來。他先寫信給瑞典朋友，徵求對開展核電安全研究的意見。這位朋友十分熱情，表示很支持，並馬上給他寄來了厚厚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擬定的安全法規(NUSS)草本。戴傳曾立即建議部里組織人員進行翻譯，把NUSS系統作為中國核安全法規的基本參考系統。1980年底他到美國核管會(NRC)考察，主動提出要求對方提供核電安全分析程式，通過他的努力最終從美國有關部門得到了RELAP5、FRAP-T、CONTEMPT等大型程式。接著又到橡樹嶺，得到了對方提供的一些有關的安全分析程式。在他的建議下，中國參加了阿貢軟體中心（RadiationSafety Information Computational Center in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從那裡每年可以便宜地得到分析軟體。在他的努力下，與美國核管會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這基礎上，他與有關方面聯繫，選送技術骨幹去NRC、IAEA及核電已開發國家進修學習，並邀請NRC等派專家來華講學。這些工作為在中國開展核電安全研究，包括建立中國的核安全法規，開展核安全審評和核安全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他還為國家核安全局的籌建做了大量工作。在秦山核電廠建造時，國家組建了國家核安全局，他立即為其提供了人才和資料等方面的支持，他本人被邀請擔任了顧問。同時他還親自培養了多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從事核電事故分析研究，進一步開展核電安全實驗研究，開展機率安全分析、燃料元件設計程式和嚴重事故分析等前沿課題的研究。他指導學生研究了秦山核電廠在事故工況下的性能，對核電廠設計和今後的運行提出了建設性建議，還對事故的預防和處置提出了重要建議。他參與了國家核安全局組織的秦山核電廠追溯性安全分析報告的審評。為適應核電發展的需要，他還領導成立了中國的核電軟體中心。
戴傳曾在1985年，參加在印度召開的關於快堆的專題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核能發展的報告（C.Z.Dai.1985.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in China. Proc. Of Int. Symp. on FastReactors. Kalpakkam, India.）。
1985年後，戴傳曾先後被邀請擔任了兩屆國際原子能機構國際核安全諮詢顧問組（INSAG）成員。前蘇聯發生了車諾比核電站事故後，他參與了事故分析，並與其他成員一起對其進行了源項研究。在擔任顧問組成員期間，還參與了核電安全基本準則的制訂工作。
1990年10月，戴傳曾率團去法國進行科學考察，參觀了壓水堆核電站和快堆核電站。那次，沒有配備隨團翻譯。因此，領隊、專家和翻譯便三位一體集中在他身上。由於勞累過度和氣候不適，他病倒了，回國就住進了醫院。但他沒有驚動原子能院任何人，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病情的嚴重，以為住一段時間就能出院。因為，他想到他這次回國以後還有許許多多的事要等著他去辦。
1990年11月11日，原子能院堆工所所長陳叔平去醫院看望他。儘管病魔無情地吞噬著他剩餘不多的精力，但他還是強打精神，叮囑陳所長要大膽啟用青年人，做好“科研”與“工程”的結合工作，把中國實驗快堆搞上去。他還讓女兒從抽屜里拿出核電安全分析的有關材料，請陳所長轉交給有關科研人員。當他得知快堆研究中心即將在原子能院舉行奠基典禮時，雖然病痛難忍，還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90年11月18日，戴傳曾終因心腎衰竭，帶著他對核電事業和核科學事業的執著追求和深深眷戀，與世長辭，終年69歲。
研究領域
戴傳曾主要從事實驗核物理、反應堆物理、反應堆工程和核電安全方面的分析研究。
是國際上首批從（d,n）反應中測得自鏇宇稱的學者之一。50年代指導並參加研製成中子衍射譜儀等多種儀器並用其開展了有關研究。
60年代以來，在大型電磁分離器等多種儀器研製和核潛艇動力堆等多項重點項目研究中作了大量組織領導和業務指導工作；領導研製成微型反應堆並開發了單晶矽中子嬗變參雜技術；在建立中國核電安全研究體系作出重要貢獻，為新中國核電領域中奇蹟般地創造了五個第一：第一台“東風一號”中子晶體譜儀、第一台中子衍射譜儀、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堆、第一批中子嬗變摻磷的單晶矽、第一座微型中子源反應堆，戴傳曾的一生全部奉獻給新中國核能、反應堆、核電事業的研究與製造，是建立核能事業的功臣 。
個人貢獻
1951年回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第九室主任，從事核探測器的研究，研製成鹵素計數管和三氟化硼中子計數管，推廣生產，其中鹵素計數管填補國核心探測技術領域的空白，
1956年獲中科院自然科學三等獎；又研製碘化鋼閃爍計數器和塑膠閃爍體，其中中子晶體譜儀和中子衍射譜儀，達到較高水平。
於電磁分離器核心部件離子源研究尤精，設計製造離子源，為穩定同位素分離分析作出貢獻。後歷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院長、名譽院長，國家核安全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核環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計量學會名譽理事，核動力學會常務副理事長，《核科學與工程》及《核動力工程》副主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兼原子能評議組組長等職。系國際上首批從(d,n)反應中測得自鏇宇稱的學者之一。
畢生致力核科學研究，造就人才、所出成果頗多，由他指導完成的微型反應堆的研製獲1981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人物評價
戴傳曾逝世後，王淦昌教授寫了一副輓聯，道出了他對戴傳曾的敬仰與哀悼：
風雨同舟共建核能三十載，感君子德高才廣為我楷模；
重任在膺突罹惡疾僅匝月，慨扁倉竭智盡術難挽鶴翔。
中國科學院院士之數學物理學部
| 中國科學院院士，原稱“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10月改為現名，中國大陸最優秀的科學精英和學術權威，中國科學院院士從國內外最優秀的科學家中選出，每兩年增選一次。讓我們一起記住這些為祖國做出大貢獻的人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