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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個公證人兼商人。瓦揚從小就隨同父母離開他的出生地法國歇爾省維埃松市，遷居到巴黎拉丁區。優裕的家庭生活使他青少年時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時期就是布朗基主義的信徒。17歲就考入了中央高等工藝學校，並在22歲時就獲得了工程師的文憑。後來他又繼續在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醫學院進行了四年的深造，順利通過了理學博士和醫學博土的答辯。1866年，當這位青年博土來到德國時，一下子就被德國哲學迷住了，於是他拋棄了原來學化學的計畫，到海德爾貝格大學、杜平根大學聽課，並在年近30歲的時候在改造自然與改造社會之間做出了最後抉擇。他選定了後者，並很快加入第一國際日內瓦德國支部，參加了第一國際洛桑代表大會。從此，瓦揚開始了改造社會的政治生涯。普法戰爭爆發時，瓦揚回到了祖國。1870年，他參加了推翻波拿巴第二帝國的9月4日革命，並很快就看透了'：國防政府"的反動本質。因此，他是在第一個《紅色公告》上籤名的48個二十區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是10月31日起義的參加者。1871年初，二十區中央委員會又選出了一個"五人秘密委員會"，以便更好地研究"準備起義"的事宜，瓦揚是這個委員會成員之一。1月5日，他和勒維戴、特里東、瓦萊斯四人共同起草了第二個《紅色公告》，《公告》向巴黎人民宣布："9月4日政府的政策、戰略和行動都跟帝國一脈相承。實罪責難逃!讓位給人民!讓位給公社!"在這個《公告》號召下發生了1月22日起義。
普軍進駐巴黎後，2月10日瓦揚主持召開了二十區中央委員會會議來研究對策，他認為：這時的任何抵抗都是無謂的犧牲，他"建議印刷一份公告，數量要相當多，號召巴黎人民在普魯士人進來的那一天閉戶不出，並在巴黎到處懸掛黑旗"。這就是2月28日《黑色公告》產生的背景，《公告》要求避免"一切會引起共和國迅速崩潰的行動"。在普軍進人巴黎的三天內到處懸掛著黑旗，巴黎人民以極大的沉默表示了對侵略者的抗議，恩格斯高度評價了這一英明策略，他說："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使帝國一切軍團放下了武器的軍隊對他們表示這樣的尊敬。跑到這裡來向革命策源地進行報復的普魯士容克們，竟不得不正式在這個武裝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來，向它敬禮!"
瓦揚是個真正的戰士。巴黎被圍時他就參加了國民自衛軍，成為第88炮兵營的營長，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成立後他又被選人中央委員會。3月18日革命那天，瓦揚不在巴黎，但他次日返回後便立即投入戰鬥，並被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派駐內務部。公社成立時瓦揚在第八區以2145票當選為公社委員，而且是兩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教育委員會委員。這期間，他盡心盡職，做了大量工作。
3月18日起義勝利後，瓦揚和另一個公社委員瓦爾蘭共同主張立即進軍凡爾賽。他說："從3月18日革命起，我就堅信，沒有比及時對凡爾賽的鬥爭更重要的任務和目的了"。
在公社將領杜瓦爾慘遭凡爾賽反動勢力殺害後，瓦揚在公社會議上提出：為回答凡爾賽政府進行的屠殺，公社要提醒凡爾賽政府，公社擁有人質，將以打擊對付打擊。正是在他的倡議下，公社通過了"人質法令"。
在領導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中，瓦揚為改革教育做了許多工作。4月28日他簽署命令，要求各區"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成為世俗教育"。瓦揚認為，要"使公社的革命能用教育改革來確定它的起初的社會主義性質。保證每個人得到社會平等的真正基礎"，就要實行"每個人都有權享受的普通教育"。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他提出普及初等教育，並為開辦"職業教育"、搞好婦女教育、幼兒教育作了很多努力。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教育曾予以評價，他說："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這樣不但學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
在公社領導成員內部發生分歧時，瓦揚表示"既不屬於多數派，也不屬於少數派"，他認為"面對著目前發生的事件……不應該再鬧內部糾紛"。他積極促成兩派的和解與團結，得到了弗蘭克爾等人的支持。
在"流血周"，瓦揚為公社事業戰鬥到底，5月27日瓦揚參加了最後一次公社會議，正如他後來回憶的那樣，他們"決定把能找到的所有戰士集合起來作一次最後的衝擊"，但卻沒有成功，公社失敗後，瓦揚在"已經戰死"的傳聞下隱藏起來，兩天后他經瑞士、西班牙到達倫敦，1872年7月17日，法國反動政府的軍事法庭缺席判處他死刑。
在倫敦期間，瓦揚與馬克思有了交往，建立了密切的聯繫。1871年8月，瓦揚被馬克思吸收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他參加了國際倫敦代表大會。這次會議上瓦揚提議通過一項關於政治問題的特別決議。他認為以往的鬥爭表明，僅僅引導工人階級注意社會問題是不夠的，同時還應引導他們參加政治鬥爭。他的提議遭到巴枯寧分子的反對，卻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次年9月瓦揚又出席了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會上他又堅決站在馬克思一邊，批判了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分子鼓吹的"放棄政治"的謬論。但在總委員遷到紐約的問題上瓦揚以及以他為首的布朗基派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革命形勢和為公社復仇的時機已來到。現在的任務是發動新的進攻而不是退卻。這種布朗基主義的冒險策略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因而未等大會結束，瓦揚等人就退出大會。此後，他仍然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致力於改造布朗基派的工作。
瓦揚是流亡倫敦的布朗基主義者的組織"革命公社"的領導者，他在原則上繼承了布朗基的思想，這在1874年6月的《告公社社員書》中表現得很充分。這個宣言宣稱："我們正接近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接近一個大危機，這時似乎由於災難深重而陷人絕境並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開始革命的進軍"。我們要"解救我們那些落人敵人手中的同志，並且準備復仇"。"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協"，"直至摧毀資產階級，直到取得最終勝利"。恩格斯說，這個宣言所鼓吹的革命專政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專政"有著本質的區別，而鼓吹的盲動主義策略更是荒謬的。在"經過了戰爭的浩劫和巴黎的饑饉，特別是經過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後，巴黎無產階級需要有一個長久的寧靜，以便養精蓄銳。任何過早的起義企圖只會導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慘重的失敗"①。但恩格斯也肯定地指出："不能不看到，這一綱領向前跨了極為重要的一步。這是法國工人贊同現代德國共產主義的第一篇宣言"。之所以能如此，應歸功於瓦揚。
1880年大赦之後，瓦揚回到法國，並很快就接替布朗基成為"中央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這個組織於1881年7月建立，1898年改名為"革命社會主義黨"。)於是他成了法國布朗基主義者的真正領袖。但是如前所述，他並不完全象布朗基那樣，他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政治鬥爭，參加工人罷工運動。1890年，他身帶市參議員證章參加了巴黎工人民眾舉行的第一個"五．一"節遊行，並且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他經常在社會主義報刊上發表文章，在民眾集會上發表演說，他參加議會競選，利用議會講壇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為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鬥爭。1884年，瓦揚當選為議員。1893年，他又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這以後多次當選，並於1913年參加了總統競選。列寧說："投票擁護瓦爾揚(即瓦揚)就是一種紀念公社的表示。瓦爾揚是公社的活的紀念碑。要了解這一點，只要看一看發白如銀的瓦爾揚在講壇上一出現，巴黎工人們怎樣歡迎他就足夠了"。據當時報刊記載，每當瓦揚出現在公眾面前，人們就高呼"公社萬歲"！
在議會裡，瓦揚為改善工人的勞動與生活條件而鬥爭。但是他並沒有對議會抱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認為"唯有革命，而不是選票，才能使無產階級獲得解放，拯救整個人類，並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正因如此，所以當他得知米勒蘭加人資產階級的內閣時就十分憤怒，立即宣布退出社會主義議會黨團，並組成新的議會黨團。接著他和蓋得等人一起發表宣言，嚴正聲明：社會黨作為一個階級的政黨，不可能是一個內閣黨，也不可能變成一個內閣黨，否則就是自取滅亡。它不應該和資產階級分享政權，國家在資產階級手中不過是維護他們的統治和社會壓迫的工具。社會黨的使命就在於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把它變成謀求解放和進行社會革命的工具。不僅如此，瓦揚還在1900年第二國際巴黎大會上投票反對考茨基的"橡皮決議"。他在大會上高聲喊道："我們要求考茨基解釋，為什麼他在德國同伯恩施坦勝利地進行了鬥爭，而現在卻投降?"
在1904年8月第二國際召開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瓦揚和蓋得提出了一項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勒斯登決議案作為國際大會的決議案的提案，因為這個決議案：最最堅決地譴責那種旨在改變我們的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久經考驗的、光榮的策；略。用一種向現存制度讓步的政策來代替通過反對資產階級的偉大鬥爭來奪取政權的修正主義企圖。瓦揚和蓋得的提案得到了倍倍爾等革命左派的支持而獲得通過，打擊了當時已在第二國際抬頭的修正主義。
這一時期，瓦揚領導的由"中央革命委員會"改組而成的"革命社會主義黨，，和"法國工人黨"聯合成立了"革命社會主義联盟"，後改名為"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法蘭西社會黨和"法國社會黨"合併為"統一社會黨"，瓦揚和拉法格、蓋德、饒勒斯一起成為這個黨的領導人。蓋得、瓦揚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少數派。
瓦揚博學多才，但不善於說話，不象別的社會活動家那樣具有咤叱風雲的氣度和高昂奔放的熱情，他默默無聞，卻兢兢業業，他舉止文雅莊重，但平易近人，巴黎人民都很尊敬他，並親切地稱他為"瓦揚老爹"。
在瓦揚臨終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瓦揚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好戰情緒，陷入了社會沙文主義的泥坑。
1915年12月18日，愛德華·瓦揚在塞納省聖芒德悄悄離開了人世，時年7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