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國際經濟學會主席青木昌彥：
這是一次關於可持續發展的會議。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並與印度和拉丁美洲進行了比較，對東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過渡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吳敬璉：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學習他們如何擺脫威權模式以及退出機制，以避免掉到拉丁美洲式的陷阱中去，我們稱之為民粹主義的陷阱，這對中國來說，是極其危險的。會議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學習機會。
內容簡介
一個開發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必然要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國際經濟學會（IEA）為此邀請了來自美國、中國、印度、智利以及世界銀行的專家，就可持續發展展開了討論。會議契合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展開討論，意在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內容包括了“東亞奇蹟”、“拉美發展的經驗教訓”、“龍和象：中印發展的比較”以及“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目前的熱點問題。
目錄
編者序
1950-2006年的亞洲發展戰略
第一部分 東亞奇蹟
戰前日本的經濟發展、收入不平等與社會穩定
東亞的經濟成長和政治發展
第二部分 拉美發展的經驗教訓
豐裕時代的拉丁美洲
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
第三部分 龍和象――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比較
印度經濟和亞洲的巨人
覺醒的“泥足巨人”
第四部分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政治集權下的地方經濟分權與中國改革
認識中國勞動力市場及其變化趨勢
書籍評論
在中國改革三十年之際，各種帶有表演性質的理論紛紛出台，旨在讚揚那驕人的GDP，從一窮二白到“中國奇蹟”，為東亞乃至世界都樹立了典範。不過這種觀點是選擇性失明的結果，至少沒有看到有兩道很大的裂縫在這個所謂“奇蹟”大廈的牆壁上。
第一道裂縫是忘記歷史所致的。巨大的增長迷惑了不少研究者，使得他們似乎忘記了中國的奇蹟幾乎就是一個基礎很差的小學生從個位數的分數進步到及格線的過程。作為如今的世界工廠，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時候都處於非常混亂的狀態。人均收入遠遠低於非洲。而在此之前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經濟更是乏善可陳。這是麥迪遜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描繪的局面。
第二道裂縫是經濟成長的質量很差、貧富差距拉大與社會不公平程度加深是其表現。以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所提及的，用是不是增進了個人自由的角度來衡量經濟發展的表現，奇蹟將會迅速縮水，光彩也將急劇黯淡。陰暗面浮現，但又逼人正視。否則，無聊的文字遊戲將會繼續編織虛幻的光環。所謂“工業總產值、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國民生產總值、以及國內生產總值”，這些名詞的共同點是“總產值”，掩蓋了分配結果不均以及分配過程不公的事實，也沒有說明人口增長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只恐怕數字遊戲令人迷醉，這種表演還會繼續下去。
尤其是第二道裂縫的擴大，可能會使大廈轟然倒塌，而不是一帆風順發展下去。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東亞各國所走過的道路崎嶇坎坷。1968年，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一書中以冷峻的筆觸將東南亞打入了貧困陷阱的冷宮。他認為唯一的出路是控制人口增長、進行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以及擴大對健康和教育的投資，才能把東南亞拉出貧困的泥淖。即便是在亞洲四小龍騰飛的年代，亞洲也不乏批評者。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亞洲奇蹟的神話》一文，在這篇被認為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著名文章中，克魯格曼白紙黑字寫下了一個結論：東亞增長不是奇蹟。其問題在於高投資驅動型的經濟成長不可持續，而且大量的FDI會出現問題。這一觀念與推廣“亞洲四小龍”以及亞洲價值觀的經濟學者非常不同，當時可以說非主流。直到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大家才發現原來克魯格曼說過亞洲模式有問題。
近年來，像秦暉、盧周來等本土學者也對第二道裂縫做出了分析。秦暉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低人權優勢”為代價的。不過在盧周來看來中國的改革是一種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就是改革中獲益群體的所得，足以彌補損失，因此只要能夠將卡爾多補償做實，是有希望彌補裂縫的。這種思路，與村上泰亮所謂的“補充性政策”不謀而合。所謂補充性政策是指那些為了應對快速增長帶來的問題而採取的措施，以緩和因為經濟成長而產生的矛盾。這些措施要處理的問題包括不平等的擴大、污染、城市化、人口遷移、資產泡沫、腐敗、毒品、愛滋病、傳統價值觀和習俗的淪落等等。
在大野建一看來，東亞的成功地區包括中國在內，儘管各自的道路不盡一致，但大體上遵循了相似的政策路徑，即經濟成長政策和補充性政策並舉。為了促進經濟成長，各國都大體採用了吸引外資、擴大金融市場、扶持企業、改善基礎設施、以及開發人力資源等措施。村上泰亮認為：一旦預期中的產業開始高速增長，身處這些產業以及相關的人必將經歷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態度的巨變……特別是在後發國家，整個社會的結構，包括國民心態，都會受到現代化的衝擊，埋下社會緊張關係的種子。這類緊張通常來自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生活方式的差異。這種社會緊張關係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就可能導致政治衝突，最終顛覆經濟發展本身。因此對應於經濟成長政策，還必須有相應的補充性政策來緩解社會緊張關係。
但在如何實行補充性政策方面，亞洲各國呈現出迥異的方案。一種是所謂的“精英治國”模式，這種模式往往伴隨著專制政府，採用高壓政策啟動增長，有可能伴隨著計畫指令來運行經濟，這會導致不平等的擴大，社會緊張加劇。而為了解決問題，專制政府通常採用更加高壓的政策，幾個回合之後，社會不滿將導致人民走上街頭，爆發動亂。另外一種是所謂的“民粹主義 ”模式，這種模式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會有較大政治參與度的民主政府，當政者把經濟利益分配給自己的支持者，但一旦當這種模式無法維持持續的經濟成長時，社會不滿就開始積累，大部分的情況下，軍事政變將會發生。
這兩種模式不僅在亞洲可以被觀察到，在拉美也有先例。貧富差距和外部衝擊使得拉美生病，一度對中國經濟也曾引發會不會拉美化的爭論。同時，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中國和印度的比較。薩默斯在一次講座中曾經提到，在20世紀的經濟中，有兩個國家值得經濟學家注意，一個是印度，還有一個是中國。這兩個國家有很多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人口眾多，都處於亞洲，歷史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虔誠或者不虔誠的佛教徒也遍布各自的國家。但他們的增長模式既不同於歐洲北美，也迥異於拉美國家，這會是亞洲的新模式嗎？長時段來看，薩默斯並沒有給出一個答案。阿馬蒂亞・森在最近的一本著作《慣於爭鳴的印度人》中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不同，中國的威權模式與印度的民主模式之間的巨大差異，可能會導致兩個亞洲大國最終走向不同的道路。
事實上，威權發展模式被不少東亞國家採用，旨在打破貧困陷阱，啟動經濟成長。這種體制的要點包括：強勢而懂經濟的領導人，把經濟發展當作國家目標，有一批輔助領導人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技術精英，而政權合法性來自持續的經濟成長。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以及相關改革開放的實踐，是這種模式在中國的表現。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社會價值多元化、以及各種新興階層的興起逐漸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一系列問題將會導致威權受到挑戰，但由於威權之下形成的利益集團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利益，威權發展不會自動消亡。
但正如前頭指出的，威權模式下啟動的經濟發展，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就像宇宙飛船達到一定高度，需要將第一節火箭推進器扔掉一樣。但實現威權模式的轉型並不像扔掉推進器一樣容易，甚至在消除阻礙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和尋租集團時，不一定採用了民主的方式。不過那也是短期內的手段，而不是維持下一個模式的長久之計。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外來壓力的積累，社會矛盾關係日趨緊張，這些都是威權模式的壓力，但能否實現平穩的轉換，亞洲各國表演的戲劇並不能告訴我們一個確定的答案，平穩的轉軌有可能到來，只不過中國還在十字路口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