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徐青甫《經濟革命救國論》親筆碑書曾與人一起組織“生存會”。又募集資金，在杭州設立圖書公司，業餘從事著譯工作，後以虧損而終。光緒三十一年（1905）起，先後在奉天省巡警總局、奉天審計處、湖北省清丈局等處任職。辛亥革命後，一度在上海經商。其後歷任浙江諸暨、湖北通城等縣知事。後棄政從商，在奉天等處中國銀行任職。1922年後任浙江省政務廳長、財政委員，協助建立浙江地方銀行、浙江實業銀行。1927～1932年返故里讀書著述，撰《經濟革命救國論》一書，提出救國富國十三策及改革步驟。5年後復出，1934年，任浙江省民政廳長，曾一度代理省主席，以清廉自居。抗戰開始後，先後任浙江省抗敵後援會常務委員、浙江省國民參政員、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等。1939年舉家遷居香港，繼至重慶。1949年後，應邀參加浙江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曾任省募集公債委員會主席，帶頭認購公債兩萬多元。當選為浙江省政協第一、二屆委員會委員。曾撰寫《糧食問題之研究》、《通資聯營組織與發展經濟之關係》、《糧食調節問題》等論文多篇及《經濟革命救國論》一書，在經濟理論界有一定影響。
人物事跡
沈凱璋
徐青甫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其出版於1932年4月的《經濟革命救國論》，雖然是一部試圖通過經濟改革的辦法來救國富國的改良主義的經濟著作，但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傳統、希望祖國獨立富強的愛國主義精神。書中包含著不少合理的或進步的，甚至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仍然有參考價值的內容。《經濟革命救國論》中廣泛的論述，精細的分析，大膽的創議，足見其宏博的知識和寬廣的胸懷。研究這些內容，確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對於徐的著作，這裡不可能作系統的述評，僅略作簡介，俾鄉人了解徐之生平。
徐青甫，原名徐鼎，清光緒五年（1879）夏曆3月12日生於楓林鄉顧家橋（今屬北侖區小港街道）。家貧少孤，賴母姐針黹所得，養育成人。3歲隨母到杭州，在私塾讀書兩年，義學讀書兩年。之後，曾攻讀戰國申韓之學，鄉試中舉。因急於謀生，游皖南北4年。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找救國富國的途徑。至19世紀90年代，國內學習政治、經濟和技術的學術團體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建立。年輕的徐青甫開始懂得，不學新知識則無以救國。因此，他設法購得算學方面的書籍，如華氏筆談，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學大成等，自修得其大概。
光緒二十四年（1898）冬，由皖返杭謀館，暫資餬口，其時，又進日本人在杭州開設的日文學堂學習日文。由於生活艱辛，連每月2元學費也無力支付，只好與同業蒙師的四位朋友商量：一人去學日文，回來傳授。這樣，五個人可以只交一份學費。因徐的年齡最小，而記憶較佳，就由他出面去日文學堂學習。此後，他每天上午去學日文，正午回家，下午要教書，晚上再向四位朋友轉授日文。過了一段時間，由於種種不便才解約，當時幸值季考，徐名列第一，得免學費，而繼續學習。
自次年冬起，徐青甫進浙江武備學堂，任翻譯、助教、教授共七年。在此期間，曾與求是書院和浙江武備學堂兩校的有志青年蔣尊簋①等七人組合“生存會”，不多時，由於清政府查逮，同時又缺乏經費而停止活動。此時，徐已進一步認識到，若不更新國人知識，則不能使國家富強。因而又自籌資金，在杭州珠寶巷開設書店（名曰圖書公司），並在武備學堂教授之暇，從事譯書出版，兩三年中，因書店虧損，賠盡譯書稿費，尚虧損兩千餘金，為了歸還借款和一家人生活，失去了赴外國留學的機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債累稍輕，即去外地謀職，至宣統三年（1911）年，分別在奉天、湖北等地任職，先是經友人介紹，任奉天省巡警總局交涉股長，後改行政科長；鏇任湖北清丈稽核兼江漢關交涉等職，此後，復任奉天警局行政科長。其間，調辦安東商埠警務，奉派去長白山下調查安圖（今吉林安圖縣）設治事務兩個月，又去日本考察實業、金融、拓殖等事務三個月，回國後，奉派籌辦奉天興業銀行，由於計畫改變，又去奉天審計處任事。曾應大清銀行監督葉景葵②之聘任東三省密查，後因辛亥革命政局變化而中止。
辛亥革命後，攜眷南返，徐青甫舊時朋友與門徒不少是杭州光復的有功者，有的被邀在軍署任職，徐見此時人多事少仍留滬從事商業。
1912年冬，蔣尊簋為浙江都督，徐青甫由諸暨同仁推薦，出任諸暨縣知事兩年，1914年離開浙江，調考赴京，試畢，分發湖北省，任通城縣知事一年。
1915年，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並進而製造“民主共和不適於國，中國必須實行帝制”的輿論（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宣布實行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徐青甫見“政治趨勢，漸兆復古”，乃棄政從商，在奉天中國銀行出任出納約七年，後因徐母思子心切，乃調返浙江中國銀行任事。
1922年冬，浙江省省長張載陽③任命徐青甫為省政務廳長，其時，徐為中國銀行行務正在外地查察，回杭後堅辭不準，從而復入政界。1923年9月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官商分家，在徐青甫的協助下，議定杭州、海門、蘭溪三分行歸官股接辦，更名浙江地方銀行；上海分行、漢口分行歸商股接辦，為浙江實業銀行。1924年，因浙江軍閥（齊盧）戰爭爆發，張載陽卸職，徐同時離開省政務廳。
1926年，在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合作的時候，徐青甫擔任浙江省財政委員。1927～1932年初，徐息影家園，曠觀全球，研究中國國情，思索救國之策，寫成《經濟革命救國論》一書。該書系統地評述了西方經濟學說，闡述了作者的理論觀點，提出了救國富國的十三項計策，以及改革的步驟。《經濟革命救國論》於1932年4月出版，由浙江經濟學會代發行。魏頌唐先生在跋文中說：“今日之中國，內憂外患已達極度，……吾浙徐青甫先生，本憫世救國之願，出其數十年學問事業之心得，刊行《經濟革命救國論》一書。”
1934年下半年，徐青甫一度代理浙江省主席。當時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常在莫乾山“養病”，在職三年中，只有蔣介石到杭州時才不得已下山應付公事，各廳處工作極為混亂，財政十分困難，靠發公債過日子；同時，由於“桂系”反蔣暗流逐漸明顯，黃紹竑奔走國民黨中央與“兩廣”之間，竭力疏通和解，希望不要發生“內戰”。在政治暗潮鬥爭激烈的情況下，黃紹竑提請民政廳長徐青甫代理省主席。同年12月21日，黃紹竑到杭州就任省主席，徐青甫調任省民政廳長。黃紹竑主浙之初，浙江經濟危機重重，發放公債兩千萬元，入不敷出，而且財政實權落在少數金融巨頭手中。黃紹竑把這一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說：“鎮海縣的徐青甫懂得理財，你可問問他。”黃遂提名徐青甫任財政廳長。
徐青甫為官清廉，為人所稱道。解放後在浙江省人民銀行任職的沈光熊（徐的下屬）在其提供的資料中說，當時財政廳長是個肥缺，可徐不為自己撈錢，凡是不應是私人所得的，都讓會計算了全部上繳，這在當時的政府官員中是難能可貴的。
1937年8月初，中共代表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繼續會談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和合作組織形式問題。同月5日，浙江省抗敵後援會成立，推定委員常委為徐青甫、竺可楨、馬寅初等十餘人。1938年4月，徐等八人為浙江推定的國民參議員。1939年2月，浙江省臨時參議會成立，國民黨中央政府圈定：正議長徐青甫，副議長陳屺懷，參議員有張元濟等二十餘人。同年由於思子心切（其子徐繼藏，中國郵政儲金匯業局經理，此時在香港），舉家前往香港。1940年又遷居重慶。
1941年秋冬之間，徐青甫寫成《糧食問題之研究》一書，分析了糧食問題之癥結；研究了戰時糧食供求情況；評述了糧管政策的改進意見。1945年11月，他在浙江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了建立通資聯營組織的建議，其主要內容是政企職責分開，通過建立各級通資聯營組織，更好地發揮資本的作用，以促進經濟的發展。1946年又在浙江省參議會提出正式提案，經該會決議電請中央及省府採納。同時，又在杭州公開講述自己的主張。徐的講稿由力余學社記錄，以《通資聯營組織與本省經濟之關係》為題，在《浙江日報》上發表。後來，《浙江經濟》月刊又將此文請徐訂正，轉載於《浙江經濟》第一卷第五期，題目是《通資聯營組織與發展經濟之關係》，在浙江經濟理論界引起了反響。《浙江經濟》第一卷第六期刊出了沈松林與胡紹箕對徐文的討論文章。次年1月，《浙江經濟》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徐的第三篇論文，《三講通資聯營組織與發展經濟之關係一一併答胡紹箕、沈松林兩先生》。次年7月，《浙江經濟》第三卷第一期還發表了徐《糧食調節問題》一文。
徐青甫是一位愛國銀行家、經濟學家。他博覽群書，且不唯書，不盲從，敢於直陳已見，這一點可從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原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談到，徐青甫讀書很用功，他新書舊書都看，也看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他英文能看，日文也能看。而且，他自信心很強，對問題有獨立的見解。值得稱道的是，徐的著述都是從救國富國的立場出發，針對社會積弊，以一個銀行家，經濟學家的眼光，直陳自己的觀點，其中不少理論觀點與政策主張，至今仍不失其光彩，他的數萬冊藏書，解放後全部捐獻給浙江圖書館。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勝利以後，徐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深為不滿，他在家中會見沈光熊時談到，南京政府做的一些事情不得人心，共產黨深得民心，共產黨一定勝利。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徐在《經濟革命救國論》中有所評論，他說：“對於共產黨，予雖未知其組織如何，究竟目的如何，以及手段如何，……馬克思乃熱心社會之學者，為私有財產致社會成為不平，欲救世而創此主義者也，故予知第三國際之所在乃救世的，而非害世的……”。在30年代，徐公開表明這樣的觀點是非常可貴的。
在《經濟革命救國論》中，徐青甫對按勞分配和教育子女問題也有兩段頗有見地的論述，他說：“勞有心力之分，心之成效大，力之成效小，宜厚心而薄力；勞有智愚之分，智者成效巨，愚者成效細，宜厚智而薄愚；勞有總散之分，總者關係重，散者關係輕，宜厚總而薄散；勞有勤惰之分，勤者成功多，惰者成功少，宜厚勤薄惰；勞有難易之分，難者其能高，易者其能低，宜厚難而薄易。各社會階級，宜從平等目之，互相尊重，辨別心力智愚，審察責任總散，查核勤惰難易，以為分配標準。”徐對於教育子女問題，又有其獨到的見解，在今天更有其現實意義。他說：“對於多留財產給子孫，不過養成其驕惰遊蕩，減少其能力，墮落其人格，戕害其身體，喪失其名譽。為子孫計，惟有不給其財產，而給以知識與能力，使其隨時隨處足以自主而不危，方真為愛惜子孫”。
建國後，徐青甫參加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徐青甫一直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社會活動），還擔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債委員會主席。為了帶動各界人士，特別是原工商業者購買建設公債，徐變賣了家私，買了兩萬多元公債。
1955年，徐青甫當選為浙江省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在當年的政協委員名單中，徐青甫的名下這樣寫道：“徐青甫，77歲，滿清舉人，解放前曾任浙江省財政、民政廳長，代理省主席等職。住址：杭州長生路34號。”1958年10月，徐青甫當選為浙江省政協第二屆委員會委員。
1961年3月16日，徐青甫病逝在杭州，時年83歲。
註：①蔣尊簋，字百器（1883～1928），浙江省諸暨縣人，辛亥革命後曾任浙江都督，大總統軍事顧問等職。
②葉景葵，字揆初（1874～1949）杭州人，曾任大清銀行正監督，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兼經理。
③張載陽，字暄初（1876～1947），浙江新昌縣人，北洋政府時期曾任浙江陸軍第二師師長，浙江省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