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涵
奧爾森論證認為,經濟成功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求可靠而清晰界定的權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奪。滿足這兩個條件要求有一種特定的政府,這種政府就是“強化市場型政府”。“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並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它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侵犯私人權利,那么這個政府便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
奧爾森相信,對於社會來說,國家確實是一個異己的力量,沒有國家,社會相安無事,生活得很好;但是社會越繁榮,就越不安全,因為它會被嫉妒、被垂涎,最後被掠奪。所以社會到頭來還得靠國家的保護,越是繁榮的社會,其實就越需要國家。換句話來說,來自國家的外部干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國家的干預是有底線的,它絕對不會以繁榮為代價來掠奪社會,因為,歸根結底掠奪社會對國家來說沒有什麼好處。
套用
根據奧爾森的觀點,真正的焦點其實是:國家應如何干預社會?國家是掠奪型的國家,還是“強化市場型政府”的國家?掠奪型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利益是分離的,國家就像沒有固定下來的匪幫,他們對社會巧取豪奪,但是這種國家通常都是短命的,就像流動的匪幫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所以基本不用多慮;在“強化市場型政府”模式中,國家與社會形成了利益的一體化,它們之間追求合作共贏,國家利用自己的權力,為市場規則從而為市場的繁榮保駕護航,市場也可以為國家提供更多的稅收,提高國家的能力,使國家強大。
總而言之,國家干預的關鍵不在於要還是不要,也不在於干預的數量有多大,程度有多高,而在於國家干預的取向,它是強化市場的,還是壓榨、掠奪市場的。奧爾森判斷,走向繁榮的國家,是因為它的政府是“強化市場型”的,能夠有效地保護個人權利和維護市場規則;相反,那些遲遲無法擺脫貧困狀態的國家,其政府通常都是掠奪型的,掌權者只顧強取豪奪,而政權則頻繁更替,從未建立起持久的統治。不過話說回來,按照奧爾森的邏輯,拋卻其他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不予考慮,似乎所有國家都會不約而同地走向“強化市場型政府”。
根據奧爾森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代社會政府的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就是要‘強化市場”。強化市場的方式不是由政府代替市場中的主體去創造財富,而是要創建現代市場經濟所賴以運行的外部制度條件,這才是當代政府根本的職能。對於像一個我們這樣的開發中國家來講,建設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的意義就更為明顯。因為改革開放前,我國最缺乏的就是獨特的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條件。
人物
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於美國北達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馬里蘭大學經濟系教授。1990年在馬里蘭大學創立了“體制改革與非正規部門研究中心”(IRIS),專門對開發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進行研究。主要論文有:“通向經濟成功的一條暗道”,(1992,《市場經濟在東歐的興起》)、“專制、民主與發展”(1993,《美國政治學評論》)、“掉到地上的大面額鈔票沒人撿: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1996,《經濟學展望雜誌》)。他的主要論著有《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份準備中的社會報告》(1969)、《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1982)、《國家的興衰探源》(1982年)、《權力與繁榮》(2000年,遺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國家興衰探源》和《權力與繁榮》(三本書有中文譯本)。1986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最高獎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獲得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在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奧爾森於1998年2月19日在辦公室門口心臟病突發去世。奧爾森去世兩周后《經濟學家》雜誌發表訃告,並在其遺像下配了一行說明詞,把他稱為“利益集團的鞭撻者”。這篇訃告同時說,如果奧爾森沒有去世,他的集體行動理論很可能會讓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奧爾森去世兩周年之際,《經濟學家》雜誌又發表專門文章,評介他的遺著《權力與繁榮》。該文的結束語是這樣寫的:“奧爾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這樣一部傑作對我們來說也算是一種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