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經濟學

《短缺經濟學》1980年代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部重要社會主義個體經濟學著作，作者為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

1、簡介
1980年代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部重要社會主義個體經濟學著作，作者為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
2、基本思想
（1）“短缺”是社會主義國家常見的現象。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是需求限制型（即需求有限）的，經常“供過於求”；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是資源限制型（即資源有限）的，生產增長受資源的限制，上層決策者、企業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必然受到物資短缺的制約，“求過於供”。
（2）“短缺”根源來自國家與企業存在著“父子”關係。利潤刺激的削弱、企業的預算約束軟化、臃腫的官僚機構、對企業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經濟的真正原因。社會主義企業存在著不斷擴大再生產、追求產品數量的推動力。追求產品數量→囤積原材料→物資短缺，形成了一個互相加強、自行維繫的過程。“投資饑渴”症，各級領導都力圖為本部門爭取儘可能多的投資份額，企業超支可以由國家財政補貼，投資風險主要由國家承擔，也是造成短缺現象的重要原因。
（3）“短缺”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短缺”造就了一種“賣者”支配“買者”的社會關係，居民不僅要承受為得到物品去搜尋、排隊、等待而付出的代價，還要經常忍受賣者或物資分配者的粗暴無禮和漫不經心。
（4）只有經濟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消除“短缺”現象。改革必須首先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運行方式及其弊端有清醒的認識，並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除“短缺”。短缺克服與否以及短缺的程度如何，是檢驗改革進程的重要標誌之一。科爾奈的這一經濟理論，實際上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具有的弊端的理論概括，從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3、逸事
科爾奈熱（作者柳紅）
掙脫思想枷鎖、喜新厭舊、標新立異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代風氣。人們渴求新的思想資源、理論資源，厭倦了陳舊的話語體系。所以，當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 《短缺經濟學》一出現，中國經濟學家就對他的分析和術語著迷：短缺經濟、投資饑渴症、擴張衝動、父愛主義、軟預算約束…… 幾個詞串起來，就把一個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運行特徵揭示出來了：企業的行為邏輯、資源配置的失誤，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既有分析框架，又有漫畫形象；美妙的理論解釋。一時間，特別是青年學子言必稱“科爾奈”、“短缺經濟學”。
此時，科爾奈的書在國際經濟學界已經受到了廣泛好評。中國，是他格外看重的地方，是可以驗證他理論的土地。而最早認識科爾奈的大陸經濟學家大概是吳敬璉。那是1981年，他出席在雅典舉行的國際經濟學會圓桌會議。科爾奈在演講中，闡述剛出版的《短缺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指出短缺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系特有的痼疾，遭到一位蘇聯學者的強烈反對。那位蘇聯學者認為，短缺只是計畫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科爾奈的分析在吳敬璉這裡卻得到了迴響。他到吳敬璉的房間聊天。吳敬璉認為他很有說服力，希望他的觀點能被中國人了解。此後，吳敬璉常向人介紹科爾奈及其思想，1983年，他在耶魯大學向錢穎一的介紹，引出了日後錢穎一和科爾奈的交情。而此後科爾奈的書在中國出版，吳敬璉也始終是一位推動者。
科爾奈，1928年生，1980年代中期任職於哈佛大學經濟系和布達佩斯高級研究院，著有《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1957）、《反均衡論》（1971）等。《短缺經濟學》是他的巔峰之作。早在他寫學位論文時，就有一章討論短缺問題，往後二十年，短缺問題始終縈繞在心，直到1976年在瑞典，他把這些思想的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圖畫，登上了新的高度。他希望實現兩個目標：描繪出社會主義體系運作的全景圖；系統地展示長期短缺經濟的現象、原因和效果。透過部分，展示整體。
“短缺”，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選題。平凡，是因為它來自日常生活經驗；偉大，則是由此上升到理論，得出普遍性結論。所有有過這種生活經歷的人都會感到，把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歸結為短缺，是多么準確，甚至會產生出熟悉和親近感，而不是教條的、冰冷的理論。而之所以它被科爾奈抓住了，有一個原因是肯定的，那就是參照系，資本主義國度和布達佩斯近在咫尺。雖然科爾奈迴避了政治和制度問題，但是誰都能從《短缺經濟學》讀出了它的政治意義。對於很多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知識分子，這本書足以使他們改變世界觀。
《短缺經濟學》在中國出版是1986年的事。但是，從1984年，媒體就開始介紹科爾奈和他的著作。《短缺經濟學》的譯稿被列印出來流傳。雖然科爾奈的實證研究被某些西方學者批評為“實證非實證”，但是對於想擺脫說教式空泛議論的中國學者，科爾奈從實際情況入手，弄清問題“是怎樣”的經濟分析，提供了可資學習和借鑑的途徑。國家體改委體改所一成立，從1985年2月至11月，就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組織了有21個部委、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參與的大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調查，近400名專業人員、研究生、大學生，對23個試點城市做調查，形成了130餘萬字的156篇調查報告。這也是一次實證研究的努力。他們採用了一個 “科爾奈指數”，來衡量市場機制在從資源約束型的賣方市場到需求約束型的買方市場中的作用程度，結果顯示，企業作為買方的主權地位正在上升，作為賣方的壟斷地位正在弱化。這個調查研究成果集成 《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於1986年4月出版。
1985年8月，科爾奈和夫人第一次受邀來到北京，去機場接他的是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1982年，趙人偉在英國作訪問學者時就已經讀到1980年出版的 《短缺經濟學》。8月27-30日，科爾奈參加了社科院經濟所和世界銀行舉辦的國有企業改革會議，他的演講論文是《國有企業的雙重依賴》，講到企業決策時，他用“一隻半眼睛盯著政府，半隻眼睛盯著市場”來描述，他的分析總能給中國經濟學家帶來新意。在經濟所做報告時，會議室爆滿，之後，年輕人簇擁著他問個不休。其間，抽空，8月29日，科爾奈為他的另一本書 《增長、短缺和效率》（1982年）的中文版寫了序言。它由崔之元和錢銘今翻譯，作為《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本。崔之元在改革三十年回顧時說過：“當時，我和大多數中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科爾奈的理論十分贊同，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病根。後來赴美國學習和教書的經歷，使我日益認識到‘軟預算約束’在西方經濟中的廣泛存在。”這是後話。
接下來是參加巴山輪會議。8月31日，科爾奈和其他受邀經濟學家受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接見後，便去重慶上遊輪。這是中國改革史上意義重大的會議。科爾奈將行政控制和市場協調作了不同組合，得到經濟改革的四種目標模式。他主張採取有巨觀控制的市場協調，贏得了與會者的共識。然而，在現場，科爾奈卻沒有得到正面反饋。後來，他說自己感到了“陰魂不散的政治壓抑，以及缺少自由和權利的社會狀況”，“從主席和聽眾的臉上看不到表情，不知道自己的講演是不是成功”，只有從經常包圍他、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向他提問的年輕經濟學家目光中，他得到了些許安慰。這一次，科爾奈在他“一見如故”的中國呆了一個月，掀起了一股熱潮。科爾奈的改革目標模式受到廣泛關注，連趙人偉也被計委經濟研究所請去做專題報告。
1986年，由幾位年輕人翻譯、高鴻業校閱審定的《短缺經濟學》中文版面世，一時洛陽紙貴，出現《短缺經濟學》短缺。科爾奈為中譯本寫序說：“理解現實總是準備變革的第一步”，“中國可能比匈牙利大一百倍。但是，這本書的主題不是寫匈牙利的，而是‘傳統的’或‘經典的’社會主義的一般模式。”當科爾奈再次造訪中國時，有市長、大學老師和經理不斷告訴他，“我是您的小學生”，令科爾奈受寵若驚。這次出版也成為經濟科學出版社永久的驕傲，稱它“具有革命性意義”。國家計委領導曾經主持會議，專門研討與科爾奈 《短缺經濟學》有關的問題。這位經濟學家和他的書，對於中國官學兩界的影響是空前的，其中有啟蒙性質，同時也樹立了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風氣。
檢索 《讀書》雜誌時發現，從1985-1989年，“科爾奈”的出現頻率超過所有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也是同樣。匈牙利經濟學界有人認為，科爾奈從社會主義國家最常見的商品短缺現象談起，具有和馬克思《資本論》從商品出發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相似的研究特點。在中國也有類似的說法：馬克思對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作了深入的解剖，科爾奈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作了深入的解剖。趙人偉講過一個故事，1986年10月，他和吳敬璉受邀去紐約參加由美國《比較經濟學》雜誌等單位主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目標和步驟研討會，在會後的一個華人經濟學家聚會上，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連開玩笑帶認真地說：“大陸經濟學界有人把科爾奈抬得太高了，和馬克思相提並論，科爾奈怎么能和馬克思比呢？和我費景漢比比還差不多。”
此後，科爾奈又出版了呼應哈耶克的 《通向自由經濟之路》（1990）一書，和集一生研究之大成的《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1992），以及自傳《思想的力量》（2006年）。他曾幾次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隨著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蘇東瓦解，或許在一些人眼中，科爾奈的傳統社會主義研究意義不那么大了。
按理說作為研究對象，中國的傳統社會主義提供的內容比匈牙利更為豐富，可是中國卻沒有經濟學家基於中國樣本，做出類似科爾奈這樣深入系統的研究。人們會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科爾奈？其實，這就和中國沒有發生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沒有產生過納吉一樣。中國有受迫害致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卻沒有甘願“為我的思想而犧牲”被處以絞刑的國家總理。在一個社會裡，出產什麼樣的傑出人物，或者這些人物得以傑出，是需要特殊的土壤的，他們遙相呼應，在意識、理念、勇氣和智慧的發掘程度上互相影響。科爾奈既熟悉馬克思主義，也熟悉現代經濟學；既遭遇過身為猶太人被屠殺的命運，也經歷過政治恐怖、經濟衰敗的史達林體制；他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血與火中進行思考的人。在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的方向上，他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揭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質，而且堅定不移。1990年3月，科爾奈和傑弗里·薩克斯在赫爾辛基組織學術會議，邀請正在轉型國家的經濟學家參加。會還沒開完，一位捷克經濟學家宣布，要馬上趕回捷克，一刻也不能耽擱，他說：“所有現在不在瓦茨拉夫廣場的人以後都沒有機會當部長了。”他及時地趕了回去，果真當上了部長。科爾奈則平靜地說，“我並沒有趕回匈牙利的‘瓦茨拉夫廣場’”。遊走在科學與政治的邊緣——這是他對自己的總結。
讓今天的人理解《短缺經濟學》可能有些困難。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幾乎不存在了，短缺也不復存在了。然而，在人類二十世紀的漫長歷史中，特別是二戰以後，世界上有幾億人幾十年生活在短缺經濟中，難以計數的人餓死在這一時期。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有在嚴寒里排隊憑票購物的經歷，短缺意味著貧窮，而支撐短缺的是被自詡為最優越的傳統制度。科爾奈的偉大在於他描述和揭示了這一切；他的遺憾或幸運，則是所描述的制度在地球上已經不復存在了。無論如何，科爾奈對於二十世紀經濟思想的貢獻是獨特的。
當年為《短缺經濟學》設計的封面中，有一個是皇帝的新裝：一個人裸體站在鏡子前。這個設計圖一直掛在科爾奈的辦公室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