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奠基者--曼瑟·奧爾森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曼瑟·奧爾森教授(Mancur Olson)作為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奠基者，無疑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其學術貢獻遠遠超越經濟學範圍，對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都產生重大作用。
奧爾森於1998年2月19日在辦公室門外心臟病突發去世。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梭羅(Robert Solow)聽到這個不幸訊息時說：“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於認識了全部。但曼瑟不同，他別具一格。這使我們更加懷念他。”
奧爾森最獨特之處，在於他對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的執著。他一生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奧爾森看到的是亞當·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見的手”的失靈。
代表作
奧爾森有三部代表作：《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年)，《國家的興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前剛完成的《權力與繁榮》(2000年)。《集體行動的邏輯》成功地推翻了“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們一定會自願、自動地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採取集體行動”這樣一個正統群體理論延用多年的“公理”。然而，奧爾森教授並沒有停止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就像生物學家先研究有機體、後研究物種一樣，奧爾森先分析個人與群體的關係，而後研究群體與社會、國家這個更高層的關係。1982年出版的《國家的興衰》集中闡述了奧爾森的研究發現。此著作出版後立刻受到廣泛重視，在1983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克萊姆惹獎，並且先後以十幾種語言翻譯本介紹到許多國家。
學術觀點
有人認為，奧爾森的寫作風格與一些偵探小說十分類似。偵探小說通常以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件製造懸念，接著引入幾個具有犯案動機的可疑分子，而且其中一個看起來最不可能作案。但是，在那些可疑分子被逐個排除後，讀者終於看到，作案的正是可能性最小的那一個。《國家的興衰》也有類似的結構。奧爾森首先提出這樣問題：為什麼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殘的德國和日本在戰後能夠創造出高速發展的經濟奇蹟？為什麼像美國、英國這些受戰爭影響比較小的國家反而經濟呆滯？是什麼因素導致這樣大的反差？多數經濟學家心目中的“可疑分子”是：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源等。在對這些因素逐個進行討論並且加以排除後，奧爾森的“主要人物”終於粉墨登場。“他”不是別人，正是《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的“主人公”——搭便車者。
搭便車怎么能夠和經濟發展、國家興衰搭上邊呢？奧爾森指出，集體中有搭便車的個人，國家中也有搭便車的群體。個人可以吃集體的“大鍋飯”，集體也可以吃國家的“大鍋飯”。不過，在國家中搭便車有不同的搭法。因為國家可以對收入進行再分配，利益集團就可以通過“尋租活動”（rent seeking）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改變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從而增加利益集團自己的收入。這些政策包括稅收、補貼政策，禁止企業進入、禁止資金和人才的流動，豎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保護主義政策等。美國各式各樣的“院外活動”就是利益集團遊說參眾兩院、影響收入再分配的尋租活動。中國也有向中央要政策、“跑部錢進”、促成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的尋租行為。奧爾森把這些搭便車的群體、這些尋求收入再分配的利益集團叫做“分利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它們不是被動地 等待“便車”的到來，而是主動出擊，把“不便”變成“方便”。
分利聯盟給國家經濟發展製造了許多不利因素。首先，尋租活動不但要浪費大量的資源，而且改變了社會的激勵機制。與其辛辛苦苦地提高生產力，不如雇一些律師、說客耍耍嘴皮子。這一來，大量精力和資源被浪費於“分餅”而不是把“餅”做大，其結果必然要對國民收入的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如果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某些產品的價格或者是某些行業的工資上漲，某些收入的稅率下降，這些變化都會帶來資源分配的扭曲，影響市場的效率，甚至造成物價和工資的循環上漲，導致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失業率。
分利聯盟進行遊說活動，總是打出冠冕堂皇的旗號。糖農要“保護國家製糖業”；紡織業要反對使用童工，“保障”開發中國家?和?的權益。其真實目的是要設定進入障礙，保護壟斷者的利益。各式各樣的保護主義政策削弱了市場的競爭機制，降低經濟效益，抑制新興企業的發展，同時也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當分利聯盟的尋租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的決策效率下降，制定經濟政策的時間延長，影響整體社會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以及資源重組的能力，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當多個分利聯盟串通共謀、取得制定經濟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時，國家的政策便成為這些利益集團坐地分贓的工具，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聯盟就像是闖進瓷器店裡哄搶的幾幫強盜，他們搶走的少，打爛的多。
分利聯盟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的利益來實現群體、個人的狹隘利益。為什麼受害的人們會任由他們這么做呢？奧爾森指出，這還是搭便車的行為在作怪。當國家、社會蒙受損失時，群體、個人的利益也受損。不過，如果將由某一項政策帶來的損失分攤到個人身上，其數目就微不足道。這時候，個人的搭便車行為（袖手旁觀，等別人來管這番“閒事”）是理性的選擇。我們常常聽到“花國家的錢不心疼”這種說法，描述的就是這種心態。亂花國家錢的人（或集團）直接從花錢中受益，當然不心疼。看著別人亂花國家的錢也心疼不起來，因為那些錢即使自己有份，也只是幾億分之一。國有企業虧損也好，國有資產流失也好，“主人翁”就是著急不起來。這種冷漠的搭便車心態被稱為是“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
同樣地，社會中的群體也沒有強烈的激勵機制與分利聯盟損人利己的行為作鬥爭，因為這種鬥爭實際上是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物品，使全體人民受益。除非存在有附帶的特殊利益，此類活動的結果給群體以及群體中個人帶來的邊際收益微乎其微。但是，組織此類活動的邊際成本卻是十分顯著的。權衡利弊，理性的群體也選擇搭便車。因此，哄搶的還在哄搶，沉默的多數還在沉默。
在奧爾森的故事中，搭便車者就是那個最不可疑的作案者。奧爾森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造成英、美等國家經濟發展呆滯的主要原因是數目繁多的分利聯盟進行了大量尋租活動。這些活動將收入轉移給利益集團，但是每一種轉移都是以犧牲國家和社會利益為代價的。其結果使體制僵化，經濟缺乏活力。奧爾森別出心裁，以分利聯盟的尋租活動解釋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現象。
與英國、美國相比較，日本與德國戰後二三十年里的尋租活動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奧爾森認為，戰爭對這些國家中原有分利聯盟的破壞是造就德國和日本戰後“經濟奇蹟”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任何對社會組織的重組、任何對分利聯盟和它們特殊利益來源的破壞，都會加快經濟發展。
尤其有趣的是，國家的興衰和集體行動的成敗呈“負相關”。興旺是因為集體行動的失敗。分利聯盟還組織不起來，沒來得及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傷害。而衰敗則是由於一些集體行動成功了。利益集團克服了《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描述的那些障礙，擺脫了集體行動的困境，成功地組成了分利聯盟。奧爾森在故事的上下集保持了連貫性和一致性，再次驗證了分利聯盟成功的幾個條件：集體人數少，集體成員不對稱，存在選擇性激勵。不過，他又加上新的一條，那就是時間對於集體行動成功的影響。奧爾森發現，在長期穩定的社會中，利益集團可以創造出恰當的選擇性激勵機制，逐漸克服集體行動的困難，最終獲得集體行動的成功。
由於小集體容易組織集體行動，大集體反而難以形成集體行動，小集體成為分利聯盟的機率比大集體大。奧爾森發現了社會群體中這種“以小欺大”的現象。組織起來的小集體就像是單位里那位能爭會吵的潑皮，而大集體就像是周圍那些息事寧人的好好先生。潑皮每次都能從別人那兒爭到不屬於他自己的利益，而受欺負的好好先生中往往就找不到一位願意站出來替大家說句公道話的代表。社會中的群體與單位中的個人，其行為就是有那么多類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