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04年11月15日,張琴秋出生於浙江桐鄉縣石門鎮的一戶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張琴秋在石門振華女校讀了8年書。在這裡,張琴秋結識了她的國小同學孔德沚,這對她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從振華女校畢業後,張琴秋先後到杭州女子師範學校和蔡元培創辦的上海愛國女校讀書。在上海讀書期間,張琴秋經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沚,很自然地認識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著也認識了沈雁凍的弟弟沈澤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澤民就經沈雁冰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3年,在沈雁凍的支持下,張琴秋考取了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正巧,黨派沈澤民
去南京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兩人於是同行。入學不久,張琴秋由於家庭困難,便輟學回到母校振華女校擔任代課教師。
在半年多的代課日子裡,張琴秋開始真正接觸到社會,在生活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軍閥統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張琴秋把自己鬱積在心中的煩惱和苦悶,全盤寫信告訴了沈澤民。她的直率和富於反抗的見解使沈澤民深為感動,他發現年輕的張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於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熱情寫信幫助,並先後寄去《社會科學概論》等許多進步書刊。在沈澤民的幫助下,張琴秋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與光明。這一時期,他們通信頻繁,感情也日漸升溫。
1924年初,張琴秋辭去母校的代課教師,來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澤民此時也已回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澤民建議張琴秋報考上海大學。張琴秋聽從了他的建議,順利地考取了該校社會學系,與時任該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同為社會學系的同學。1924年4月,經楊之華和中共上海地委負責人徐梅坤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11月轉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張琴秋與沈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禮。婚後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比鄰而居,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實的生活。不久,楊之華又介紹孔德沚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樣,沈雁冰夫婦、沈澤民夫婦都成為共產黨員,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張琴秋與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孫冶方等一百多人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後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於生孩子,張琴秋留了一級,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等成為同學。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學生回國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來同志應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邀請,赴莫斯科。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沈澤民和張琴秋繞道法國,乘法國郵船回上海。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毅然決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醫院。
在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後,沈澤民被剛取得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久,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王明派沈澤民作為中央代表,並擔任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但不久,在黨內資歷很深的張國燾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
在去鄂豫皖蘇區的路上,張琴秋和沈澤民化裝成巨商夫婦,一個是西裝革履的闊老闆,一個是雍容華貴的闊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們來到蘇區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蘇區,張琴秋任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軍號一響,張琴秋總是第一個來到操場,腰束皮帶,斜掛短槍,顯得英姿颯爽。當時紅軍女戰士屈指可數,而女指揮員就更是鳳毛麟角了。
年僅27歲的女政治部主任張琴秋,顯示出了文武全才。張琴秋組織宣傳隊時,親自教姑娘們跳蘇聯海軍舞、烏克蘭舞。後來到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後,她又組建了四方面軍劇團,給大都是童養媳出身的演員們上文化課,並編寫劇本。在帶劇團慰問部隊和傷病員時,張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
到了1932年秋,在蔣介石20萬大軍的“圍剿”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在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黃柴畈會議上,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負責人都贊成紅軍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據地,越過平漢線,伺機殲敵後再返回根據地。但沈澤民卻不願走,表示要留下來堅持鬥爭。他說:“我是蘇區的省委書記,我的崗位在蘇區,我不能離開我的崗位。我的職責是和蘇區人民在一起,堅持武裝鬥爭,保衛蘇區,保衛革命勝利果實”。
張國燾最後同意將沈澤民留在根據地,此時已擔任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師長王樹聲)的張琴秋隨大部隊轉移。客觀地說,當時轉移是正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轉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澤民捨不得離開根據地,為自己埋下了後患。
由於長期的勞累,而營養又不良,沈澤民的肺病復發了,經常吐血不止,這讓張琴秋非常擔心。大部隊轉移前,張琴秋與沈澤民見了一面。張琴秋要沈澤民先去上海治療肺病,但沈澤民已和鄂豫皖蘇區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不願意離開。
張琴秋沒有料到,這一別,竟成了他們夫妻的永別。主力紅軍轉移後,在敵人的嚴密“圍剿”下,留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難。沈澤民又感染上了瘧疾,生命垂危。沈澤民對工作滿腔熱情,卻缺乏領導經驗和軍事鬥爭經驗。徐向前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談到沈澤民時說:“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經過實際鬥爭,沈澤民已認識到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並給中央寫了工作報告,分析了失敗的原因。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還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沈澤民勇敢地承認錯誤,決心轉變,還提出了正確的方針,這是很難得的。彌留之際,沈澤民將瞿秋白送給自己的懷錶轉贈給徐海東,留作紀念。
1933年11月20日,沈澤民病逝,年僅33歲。為了紀念沈澤民,當時由瞿秋白任校長,毛澤東、林伯渠等任校務委員的“蘇維埃大學”改名為“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
1963年4月15日,沈澤民的遷葬追悼儀式在紅安隆重舉行。張琴秋攜女兒瑪婭參加了遷葬儀式。抱著沈澤民的墓碑,張琴秋淚雨紛飛,心如刀絞。在回顧沈澤民時,張琴秋曾深情地說:“澤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師益友。通過他,使我找到了黨。從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這條溫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則,像我這樣的人,至多不過當一名賢妻良母罷了。沒有黨的引導和幫
(右邊的新婚合影,在“陳昌浩”的百度百科裡也出現過,到底是張琴秋和誰的結婚照?請查實~~!!!)
助,決不會走上革命道路。這是我永遠也忘懷不了的。”建國後,張琴秋在北京擔任領導工作,在她的床頭,一直放著沈澤民的兩張照片,寄託了她對引導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丈夫的無限思念。
1932年10月11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開始轉移,向西挺進,轉戰了三千多里,最後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轉移途中,在小河口會議後,張琴秋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紅四方面軍在川陝大巴山區立足穩固後,張國燾開始秋後算賬,罷免了曾對自己獨斷專權提過意見的張琴秋的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一職,貶為川陝革命根據地紅江縣(今通江縣涪陽壩)縣委書記。
1933年夏,張琴秋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後任婦女獨立團團長兼政委,1935年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36年7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會師後的紅二、四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徐向前、陳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員,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
1936年7月,在第三次過草地之前,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結婚,開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餘人組成西路軍,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已懷孕的張琴秋作為組織部長,擔負著繁重的幹部調配工作。不久,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要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張琴秋送到西路軍總醫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
但在臨澤守衛戰失敗後,西路軍後勤單位被迫撤離。在撤離途中,“馬家軍”的騎兵窮追不捨,張琴秋恰巧在這個危急時刻分娩了。由於戰場的特殊環境,這個嬰兒沒有存活下來。這次分娩給張琴秋留下了嚴重的婦科病,使她此後再沒有能夠生育。由於敵眾我寡,西路軍雖英勇殺敵,但仍難以擺脫失敗的命運。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包括張琴秋在內的20多位師團級幹部參加。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宣布,他和徐向前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餘下的部隊組成幾個支隊,就地分散活動。當晚,陳昌浩和徐向前悄然離開了部隊。臨別時,由於西征失敗,陳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沒有與張琴秋說什麼話。
張琴秋在分散突圍中不幸被俘;“馬家軍”審訊她時,戰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搶著替她回答說叫苟秀英,四川人,45歲,伙夫。就這樣,張琴秋在戰友的掩護下,暫時躲過了劫難,被押送到西寧羊毛廠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張琴秋的身份暴露了。當敵人知道她原來就是早已聞名的紅軍女將領張琴秋時,頓時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時機已經到來,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兩位女戰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賞。
1937年8月,張琴秋被押解到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參加國共談判的周恩來經與國民黨交涉,將張琴秋等一大批幹部接出獄。10月,經歷劫難後的張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張琴秋猶如久離母親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倍感到黨的親切、組織的溫暖。她看到延安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激動得熱淚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組織要求工作。
在張琴秋的多次請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黨校進行短期的學習。1938年春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安吳堡青年訓練班任生活指導處主任,後調抗大女生大隊任大隊長。1939年“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倡導建立女子大學。不久,張琴秋又調到王明兼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任教育長。她不僅是個經驗豐富的組織領導者、訓練有素的軍事教官,而且也是個出色的教育行家。張琴秋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火一樣的工作熱情,深入淺出的教學藝術,以及高超的組織才能,都給在女大工作和學習的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讚揚她說:“我們的教育長又能文,又能武,真是個文武雙全的女將軍。”
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後,輾轉回到自己的故鄉武漢,後來回到延安,在中宣部當了一名普通的科長,同時在中央黨校和陝北公學兼課。在延安,他們夫妻團聚了。每逢周末,張琴秋就到陳昌浩那裡,並悉心照料著陳昌浩與前妻劉秀貞的小兒子陳祖濤。陳昌浩過去的老部下王樹聲、李先念、李天煥等,這時也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節假日也常到陳昌浩居住的窯洞裡去看他和張琴秋。
由於過度勞累,陳昌浩的胃病復發,久治不愈,在缺醫少藥的延安無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騎馬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於8月20日作出決定,送周恩來去蘇聯醫治。同時毛澤東也批准陳昌浩可以攜陳祖濤一同去蘇聯治病。8月27日,周恩來、陳昌浩、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以及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陳昌浩之子陳祖濤、高崗之子高毅、陳伯達之子陳小達在延安機場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飛機。張琴秋也到機場為陳昌浩送行,兩人依依惜別。
在陳昌浩去蘇聯治病並由於蘇德戰爭的爆發而無法回國不得不長期滯留蘇聯後,他與張秋琴的婚姻便名存實亡,組織上同意了張琴秋與陳昌浩解除婚姻關係的請求。和陳昌浩解除婚姻後,張琴秋在對待陳昌浩的前妻和孩子上,表現出了高尚的人格,對他們進行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受到人們的讚揚。
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友蘇井觀結為夫妻。
蘇井觀是河南潢川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入黨。1931年春,張琴秋與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時,蘇井觀已在紅軍衛生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張琴秋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被張國燾解除後,調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擔任政治部主任,和蘇井觀同在一個單位工作。巧的是,蘇井觀此時也蒙受不白之冤,不再擔任醫院的領導職務,被降為醫院附設的衛生學校校長。
張琴秋擔任醫院政治部主任之後不久,就主持審議了蘇井觀的“案情”,確認他在政治上是清白無辜的。然後報經上級批准,在全院召開的黨團員大會上,宣布恢復已被停止了一年半的黨籍。不久,蘇井觀被任命為總醫院院長。他們相互配合工作,關係就更為密切了。由於工作的需要,他們時而分開,時而相聚,並都經歷了紅四方面軍長征時三過草地、兩爬雪山和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的全過程。這兩段經歷,對於他們來說,都是難以忘懷的。張琴秋在河西走廊兵敗之後被俘,蘇井觀則要比張琴秋幸運一些。他跟隨李先念指揮的支隊,終於衝破敵人的重圍,走出祁連山,到達新疆星星峽,被奉黨中央指示來接他們的陳雲接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去蘇聯。
1941年蘇井觀從蘇聯回延安以後,知道張琴秋和陳昌浩的婚姻已經解除,他和張琴秋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每逢節假日,蘇井觀都要派警衛員陳明鏡牽著馬,去把張琴秋接到柳樹店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衛生部來相會。
1943年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蘇井觀和張琴秋結為夫妻。婚禮在蘇井觀居住的窯洞裡舉行。徐向前和當年紅四方面軍的許多老戰友都趕來向他們慶賀。新房的牆壁上張貼著原紅四方面軍老戰友撰寫的一副對聯:“兩位老傢伙,一對新夫妻”。
這副對聯令人頗多回味。此時,新郎蘇井觀已經三十八歲了,而新娘張琴秋還比他大一歲,都已不再年輕。無論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是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們都經歷了艱難曲折和酸甜苦辣,老戰友們都是完全了解與深切同情的。
與蘇井觀、張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未能參加他們的婚禮。1943年7月,周恩來、鄧穎超由重慶回到延安以後,在當時延安的一家飯館裡宴請了蘇井觀和張琴秋,向這對新婚夫婦表示慶賀。周恩來和蘇井觀頻頻舉杯,相互敬酒。對他們的婚事,周恩來感到很滿意。
建國以後,蘇井觀、張琴秋夫婦雙雙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長:一個在衛生部,一個在紡織工業部。他們相敬相愛,過了一段十分美滿幸福的生活。
1962年,蘇井觀被發現得了癌症。怕妻子擔心,他一直將自己的病情瞞著張琴秋。其實醫生在確診之後,便通知了作為病人家屬的張琴秋。出於同樣的心理,張琴秋也對蘇井觀“守口如瓶”。就這樣,夫婦倆人就相互保守著同一個已不成為秘密的“秘密”。
1964年5月26日,蘇井觀終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而病逝。蘇井觀和張琴秋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如今蘇井觀先她而去了,但他的言行舉止,音容笑貌,總是浮現在張琴秋的眼前,許多往事也不時湧現心頭。為了寄託她的哀思,並讓更多的同志了解蘇井觀,張琴秋寫了一篇悼念蘇井觀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文章中曾寫過這樣一段話:“井觀同志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我影響很深。二十多年來,我從未看到他愁眉苦臉過。什麼艱難困苦,他都能忍受得住。別人有苦惱,經過他的開導,往往如釋重負,心情變得愉快起來。”
張琴秋在紡織工業部工作了近20年,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祖國的紡織工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就是這樣一位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嘔心瀝血的女將軍、女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林彪、“四人幫”一夥迫害致死(墜樓自盡而亡)。
張琴秋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又曾是陳昌浩的妻子,西路軍失敗後還被俘過,尤其是發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張琴秋聽毛澤東作的內部報告。當毛澤東講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時,張琴秋就順手把這八個字寫在自己筆記本扉頁毛澤東像的上邊。沒想到“文革”期間,張琴秋就因此被定為“反黨分子”。
粉碎“四人幫”以後,張琴秋的冤情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日,黨中央為張琴秋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陳錫聯、胡耀邦、徐向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追悼會,徐向前元帥親自主持了追悼會;經黨中央審定的悼詞給予張琴秋以很高的評價:“無論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她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忘我地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
人物軼事
文武全才
張琴秋化裝剛剛潛入鄂豫皖根據地時,同志們都說沈澤民帶來一位漂亮的夫人,對這個洋學生出身的女人能否當好軍校政治部主任還有懷疑。
不過張琴秋第一次出場,就給普遍出身於農民的幹部學員留下了突出印象。早操集合時,她身著灰軍裝扎著綁腿,英姿颯爽地出現在彭楊軍校的操場上,以非常標準的軍人姿態和響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驚嘆。進行政治動員時,她豐富的政治理論知識和雄辯的口才更令人信服。原來,張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便預見到回國可能帶兵,她不僅在校內的佇列訓練中非常認真,還同男人一樣在夏季去搞野戰演練,從摸爬滾打一直學到連、營、團的戰術指揮。
這位27歲的女政治部主任,還顯示出了文武全才。張琴秋組織宣傳隊時,親自教姑娘們跳蘇聯海軍舞、烏克蘭舞。到了川陝後,張琴秋又組建了四方面軍劇團,給養媳出身的演員們上文化課、編寫劇本。在劇團慰問部隊和傷病員時,張琴秋也登台演出。
1933年,川陝蘇區反“圍攻”時,一次,川軍一個團從小路包抄到四方面軍總醫院附近。當時,張琴秋身邊只有地方武裝婦女赤衛營500人和醫院保衛科的幾十個男同志。她沉著地根據高山狹谷的地形安排了一個包圍陣,待敵軍進入山谷中突然卡住兩頭,然後她帶領身邊的人進行喊話宣傳,說明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敵軍進退不得,平時受軍閥欺壓的士兵又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宣傳,都停止開槍傾聽喊
話。惱怒的敵團長以手提機槍掃射不肯開槍和前進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
張琴秋乘敵內亂,率領婦女赤衛營衝下去,將全團敵軍繳械。此事很快在全川傳揚,《蜀笑通訊》和《中國論壇》都登載了“五百農婦繳一團”的奇聞。國民黨的一些報紙,還把張琴秋說成“精通五國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馬可以寫文章”的能人。
西路軍征程
1936年3月,紅四方面軍攻占爐霍。在總部駐道孚其間,張琴秋與我軍優秀的高級將領陳昌浩結婚。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會師後,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及騎兵師、婦女先鋒團等部隊奉中央軍委命令,組成“西路軍”,轉戰河西,承擔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並接通“遠方”(蘇聯)的任務。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張琴秋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
王定國老人回憶起他們倆位感嘆道:“這對革命夫妻當時讓多少人羨慕,他們雙雙都是留蘇的學生,人長的漂亮,用現在的話那絕對的是俊男靚女。而且他倆都是我軍的高級將領。但是在那殘酷的戰爭年代,他們的命運都很坎坷。每每想起來,都覺得十分惋惜。”
2006年8月22日,92歲的劉鶴孔在北京家中接受記者專訪時說:“我當時是西路軍政治部的組織科長,是張琴秋的部下。她這個人工作能力強,人品好,我們大家都很敬重她。在河西走廊與敵人血戰時,張琴秋正懷著孩子。”倪家營子血戰中撤離出來的西路軍將士,正在向東急進。這時,挺著大肚子的張琴秋要生孩子了。“我們當時都是些年輕小伙子,手忙腳亂的不知所措。蘇井觀當時是西路軍衛生部長,他叫我們趕快找來大衣、布單子,幾個人背對背圍成一個圈。孩子生下後,哭聲非常響亮……”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老人依然顯得很緊張,嘴裡不停地說:“那可是陳昌浩和張琴秋唯一的兒子,可當時敵人就在後面追,沒有辦法,只能把孩子扔在了雪地里……” 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警衛員告訴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馬馱的一部分檔案燒掉,能扔的都扔掉,去馱張琴秋。後來他們回來告訴我,生了一個男孩子,很好看,可那時正值西路軍慘敗,在彈盡糧絕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丟在雪地里了。他們走了好遠,還能聽見孩子的哭聲……” 張琴秋產後非常虛弱,吳生靄想弄個擔架來把她抬上,都沒有辦到。只好將她扶上李卓然送來的馬上,她滿含淚水,顧不上自己的孩子,騎上戰馬,隨部隊繼續向前。劉鶴孔說:“天亮了,坐在馬上的張琴秋,臉色蒼白,但神情堅毅。血染紅了她騎的馬鞍。” 由於敵眾我寡,西路軍雖英勇殺敵,但仍難以擺脫失敗的命運。王定國回憶說:“張琴秋在分散突圍中被俘,敵人在審訊她時,我們怕她的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搶著替她回答說叫苟秀英,四川人,45歲,是個做飯的。”就這樣,張琴秋暫時躲過了劫難,被押送到羊毛廠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張琴秋的身份暴露了。當敵人知道她原來就是赫赫有名紅軍女將領張琴秋時,欣喜若狂,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兩位女戰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賞。1937年8月,張琴秋被押解到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
不久,參加國共談判的周恩來經與敵人交涉,將張琴秋等一大批幹部營救出獄。10月,經歷劫難後的張琴秋回到了延安。
部長兼翻譯
從新中國成立起,張琴秋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近20年,是第一代女部級幹部中的佼佼者。
紅軍老戰士王定國回憶說:“1955年授軍銜時,張琴秋已轉業到了紡織工業部任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雖然她失去了授軍銜的機會,但是大家都稱她是沒有授銜的女將軍。”她的丈夫蘇井觀則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夫妻兩人都是部級領導,這在當時還是鳳毛麟角的。
張琴秋是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但她從不以領導自居。1953年,她率領紡織工業代表團去蘇聯訪問,翻譯人員不夠,她就主動給隨她出訪的工程技術人員當翻譯,回國後,“部長當翻譯”一事於是傳為美談。
她根據20年代在上海動員紗廠女工的經驗,又研究了解放後的新情況,多方設法解決女工的困難,以調動她們的積極性。
張琴秋到哪個工廠,都同職工一起在食堂就餐,她去世多年後,黨內老一代人談起張琴秋,都發出由衷的讚嘆,她的光輝形象和傳奇般的經歷長留於大家心中。
人物成就
在紅軍重要將領中,張琴秋是唯一的女性;雖然鄧穎超、蔡暢、劉英、賀子珍、鍾月林、鄧六金等老大姐也參加了長征,但從事的大多為機要、秘書、及黨團婦女工作,沒有在紅軍作戰部隊中擔任高級職務。
1955年授銜時唯一的女將軍李貞(少將軍銜),在紅軍時代擔任的最高職務為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而在紅軍時期,張琴秋曾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而陳賡、陳再道、王宏坤、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王新亭、劉華清等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國的大將、上將、中將、少將,當時都曾是她的部屬。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紅二、四兩個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任弼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賀龍、關向應等二十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同為西北
局委員,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她的這一職務往往容易被人忽視。
2000年出版的《張國燾傳》,將張琴秋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曾中生、傅鍾等人並列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
由於建國後張琴秋擔任了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成為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沒有在部隊工作,所以1955年沒有給她授銜。否則的話,以張琴秋紅軍時代的資歷,是完全可以授中將乃至上將以上的軍銜的。
在《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輯由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紹我軍各個歷史時期重要將領的《解放軍將領傳》中,張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權威的《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認定張琴秋是紅軍唯一的女將領。
建黨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報紙在“80位共產黨員的故事”中,稱張琴秋為“紅軍唯一的女師長”。但這是不準確的,張琴秋並未擔任過其所說的“婦女獨立師”的“師長”,而是“婦女獨立團”的團長。但她後來所擔任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卻是遠遠高於師長。
從上海大學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張琴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張琴秋在紡織工業部工作了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祖國的紡織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評價
在長夜難明的中國千年封建社會,婦女一直受到君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四大壓迫,直至五四運動才發出女性解放的最早呼聲。張琴秋作為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不僅在求學和投身革命運動方面不讓鬚眉,還躋身於過去一直是男人世界的戰爭領域,在鐵與火的考驗中顯示出卓越的領導才能和英勇戰鬥的精神。近代火器戰爭使婦女可以作為輔助人員投身戰場,組建獨立的女子作戰部隊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強調婦女解放時的創舉。30年代前期,海南島曾建立過“紅色娘子軍連”。川東北地區的男性多受煙毒之害,女性承擔起艱難家庭勞動的主角,使她們具備了參軍所需的體力和精神上的有利條件。張琴秋領導的婦女獨立師(長征途中縮編為獨立團),便是在此基礎上解放婦女的一次嘗試。儘管該團多數同志後來浴血祁連山下,其業績卻永留中國婦運史冊。
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央軍委根據紅軍時期的經驗教訓,要求不再建立單獨的婦女部隊(應該說這是適合女性特點及殘酷戰爭環境的規定),紅軍時期的女兵作戰建制單位在人民軍隊歷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絕後的篇章。以往的組織形式雖然不再,然而當年張琴秋和她所率領的女戰士們英勇戰鬥的無畏精神,卻作為光榮的接力棒,傳給那些立志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鬥的一代代有覺悟的女性。
張琴秋,是紅軍歷史上惟一的女性將領。她在革命戰爭及和平建設時期都有出色的業績,是我黨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她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女黨員,留學莫斯科五年回國,先後成為紅軍中唯一的方面軍女政治部主任、惟一的女師長,解放後又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