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岳文集
明文別集。張居正撰。
張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明政治家。字叔大，號太岳，湖北廣陵（今屬湖北）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為諸生。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進士，改庶吉士。為徐階等器重，授編修。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一個月以後入閣，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鏇任《世宗實錄》總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穆宗死，神宗即位，他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萬曆初，神宗年幼，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前後當國十年。針對當時軍政敗壞，財政破產和邊患不斷的社會現實，極力主張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甚仇視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採取“得盜即斬”的殘酷鎮壓手段。
為強化封建統治，他進行了一些改革。創立“考成法”考核官吏，督促公務。提出“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以及“立賢無方，唯才是用”的主張。嚴格規定各級衙門許可權，知府以上文武官員均由中央任免，“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力圖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局面。為了“稅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都易採納，而小民如獲更生”，於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徹底丈量全國土地，清查並追繳漏稅田產。又於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通令全國實行“一條鞭法”，把力役雜稅、土貢、田賦合而為一，按畝征銀。“一條鞭法”雖因大地主階級的阻撓而未能完全貫徹，但也使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政府財政狀況有所改善。
為解決邊患，他提出“赫然奮發，足食足兵”以禦敵人的主張，選派得力將領駐守邊境，“積錢穀、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加強防禦力量。並爭取北方韃靼貴族，封俺達汗為順義王，通貢互市，使蒙漢人民友好往來，“軍民樂業不用兵革”。對入侵沿海的倭寇，主張堅決打擊，強調用兵次第，宜以海寇為先，在沿海地區設重兵嚴陣以待。他還曾派潘季訓等主持修浚黃河，減輕水患。但是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他也存在著封建統治階級的一些共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資為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死。此後頑固派張誠等屢次向神宗控告張居正，以至“居正諸所引用者，盡削殆盡”，並幾次追奪居正官職及諡號，直至“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詔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他家被株連至死者十餘人。崇禎年間曾為其昭雪。
張居正的文集，編輯成書和刊刻的時間，應在萬曆四十年左右（公元1612年），是由他的兒子張嗣修、張懋修等整理編纂的，定名為《張太岳文集》。其著述的內容，分類編次為四部分，即詩六卷、文十四卷、書牘十五卷、奏疏十一卷，共四十六卷，後有《行實》一卷，總為四十七卷。是為明刻本，亦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收錄的刊本。清朝前期有江陵鄧氏翻刻明本，除少量避諱字作過一些改動或留空待補外，基本上保持了明刻本的原貌，書名和卷數亦與明刻相同。此後，陶澍又校勘重印，仍稱《張太岳文集》，將原序另編一卷，計為四十八卷。光緒年間，由田楨主持，重新修訂校勘，改變了原書的結構次序，計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將原《序》、《行實》、《張居正傳》和後人評論、緬懷的詩文等，輯成附錄二卷，總共四十八卷，並將書名改為《張文忠公全集》，用紅藤碧樹山館的名義刊行於世，後世簡稱為田刻本。
以後出版的國學基本從書本、萬有文庫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本等張居正的文集均據此本刊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出版了《張太岳集》。卷一至卷六為詩，卷七至卷二十為文集，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五為書牘，卷三十六至卷四十六為奏疏，卷四十七為《行實》。1987年荊楚書社出版了張舜徽主編的以田刻本為底本、參考了明刻本、鄧刻本、陶刻本及其他相關書籍校注而成的排印本，定名為《張居正集》。分為四冊：第一冊為奏疏，第二冊為書牘，第三冊為文集，第四冊為詩、女誡直解及附錄。
張居正的現存奏疏表現了他對皇帝呈報的關於時政、國家大事的見解，是研究明史的絕好材料。他的言論主張保存在集中的，以《陳六事疏》最為綱領性文字。此文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書》先後輝映，同屬重要的“政治宣言書”。他們在政治上的舉措，都是按“宣言書”中所談到的問題進行的。在這篇文章中，張居正請求皇上“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條條力陳，說理透徹，言簡意賅。試觀其“省議論”條：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庭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
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炫，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采聽於眾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並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眾言盈庭，群策並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能，士嘩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臣竊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即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紛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
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付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
張居正的書牘，大都短小精悍，中多激勵之語，足以立懦廉頑，使人讀之氣壯。如《答賈春宇》：仆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於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護駕之時。抗書乞休，甚非得已。乃聖恩留諭再三，未忍故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
這封書信中雖說自己要退休，但仍可以看出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大志來。
張居正的文，並非刻意為之，而其製作，“莊雅仲夷、真醇正大”。他的文大多闡述其進步歷史觀和政治思想，是他進行革新變法的理論根據，文章始終貫徹著尊法反儒的精神。如《雜著》其二：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堯舜以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特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
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尤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而盪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樸，實借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也。
張居正的詩，多為應制、應酬之作，無甚可觀之處。唯其寫景、抒懷之作，清俊秀逸，或可一睹。如《月夜登城》：一葉已落人間秋，夜澄江空煙霧浮。月光入水影明滅，霜氣薄人風蕭颼。沙鳥欲宿寒未穩，城烏驚棲啼不休。酒酣對客發幽興，清嘯劃然滿滄洲。
又如《怨歌行》：“步出上東門，桃李夾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張太岳集》在乾隆年間幾度被禁，原因主要是集中部分文章在論及邊防時涉及到了後金的一些情況，遠在清代統治者看來是大逆不道的。如它曾被列入湖北、兩江總督奏繳的禁書書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