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曾任山東萊蕪顏莊區委會宣傳委員、幹事。
1941年在延安無線電專和行政學院行政系學習。
1945年任白城子軍分區供給處處長。
1946年起歷任中共嫩江省龍東縣委委員、昂昂溪區區委書記，林甸縣和景星縣區委書記。
1948年任中共嫩江省委黨校支部書記。
1949年起任廣東省曲江縣副縣長，粵北行署稅務局長、粵中行署稅務局長，佛山專署副專員、地委副書記。
1969年任台山縣革委會副主任。
1971年任佛山地委副書記。
1977年任廣東省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79年任中共深圳市市委書記。
1980年任中共深圳市市委常務書記。
1982年起任廣東省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省協作辦主任、黨組書記。
1984年任廣東省商業廳黨組書記。
1989年離休。
2017年1月4日，張勛甫在深圳逝世，享年96歲。
個人語錄
1. 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別是廣東、香港同胞認為水是好意頭，是發大財的好地方，常委會就決定用深圳市作為新市的名字。
2. 當時我們也怕犯錯誤，也會受到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但我們認為我們做的都是符合民眾要求的，老百姓其實看得比我們都清楚。
我們當時的創新都是從實際出發，從國家利益出發，根據民眾要求，從對民眾有利的角度出發，這是改革創新的基礎。
3.當時“省特區辦”說，深圳搞這么大的特區規劃不現實，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比全世界特區的總面積還大，說我們有政治野心。
人物軼事
中國出現了一個深圳市
張勛甫近照那是1978年12月的一天，省委書記習仲勛找我談話，說寶安縣要撤縣改市，省委決定由我擔任深圳市市委書記，還說“調查報告也是你帶人搞出來的，那裡的情況你比較熟悉，到任後一定要把建設新深圳的事情辦好”。我當即向習老表態，決不辜負黨的重託和厚望，不論任務怎樣艱巨，也要全力以赴，交出一份圓滿的答卷。
省委還要我在轉年年初召開的省委擴大會期間，和方苞同志一起研究，提出一個市委常委和市革委副主任的建議名單。1979年1月23日，省委發出深圳市建市的通知，任命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領導班子。
深圳市市委第一次常委會決定，馬上召開市三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省委會議的精神，會上還傳達討論了國務院關於寶安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構想的報告。
會議研究了幾個急需確定的問題。首先是新市的名字，叫寶安市還是深圳市好？主張叫深圳市的同志列舉了三個理由：一是深圳比寶安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高，不知道有寶安的也知道有個深圳；二是知道深圳的外國人就知道深圳緊靠香港，就是羅湖口岸所在的地方；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在粵文化中有好意頭，廣東人和香港同胞都認為它是風水寶地。於是常委們就決定用“深圳”作為這個新市的名字，後行文上報省里和中央，經國務院批准正式公布。
其次是行政區劃的問題，決定深圳市下設區，二線邊防線內為深圳市城區，二線外設立松崗、龍華、布吉、龍崗和葵沖區，後為加強鹽田深水港和大小梅沙旅遊區的領導，特區內又增設了鹽田區。
第三件事，是要確定深圳市委、市府的所在地。原寶安縣政府很小，大家認為可做臨時辦公地點，待市委、市政府地址的選定後，原縣委辦公地方可另作他用。大家的原則意見是，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區應設立在城市中心地帶。後來我們看中一塊地方，那裡有很多荔枝樹，還有一片低洼地。我們後來把這塊凹地改為湖，就在荔枝園的旁邊建設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大樓。
為了迅速解決不斷調來的大批幹部的住房問題，我到省計委把科技幹部住宅的設計圖紙拿來，1979年5月就開始動工建設，到1981年初，就開始住人和辦公了。
建市之初 深圳的短處和長處
張勛甫在深圳工作時的照片萬事開頭難。當時我們國家剛剛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很多人在思想上還難以擺脫“左”的影響。可我們有一種神聖的歷史使命感，下決心一定開拓出一條新路子來。深圳市委於1979年2月22日到26日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在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同時，大力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觀念，提倡實事求是，正確地引導全市幹部認識自身的優勢，揚長避短，敢於運用價值規律去發展生產力。
要知道，“文革”時我們這裡也是重災區，什麼“批三洋”、“割尾巴”，搞得特別起勁，有人還把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派”，甚至誣為“特嫌”立案審查。在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我們重視聯繫這一實際，認真清除“左”的思想，切實分清是非，引導各級幹部認識利用好深圳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人緣優勢，一心一意地發展生產力。會後市委常委帶頭深入民眾，了解深圳人民民眾的迫切要求，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措施。
雖然只隔著一條河，當時這裡農民的收入與香港農民比，差距非常大。香港新界農民的收入是深圳農民收入的80倍，所以那時人心不安，偷渡逃港現象非常嚴重，每天在邊防線上都能抓到很多人。那時深圳的道路基礎很差，電力不足，通訊也相當落後，城區連公共汽車都沒有。要解決上述問題難度也很大，因為底子太薄，幾乎是在一張白紙上作畫，這就是深圳的短處。
但深圳也有許多長處，首先是地利與人和，這是很多地方無法相媲美的，它毗鄰香港，山水相連、交通方便。香港的工商業者、企業家，熱愛祖國，希望祖國強大，他們對國際市場都很熟悉，而且都有多年經營的銷售渠道；而且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旅遊資源豐富，交通運輸條件又好，這對我們都非常有利。
俗話說：頭三腳難踢。這頭三腳怎么才能踢好呢？當時，很多困難擺在我們面前，習老非常關心和重視深圳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他多次來過深圳，親自調查處理，做出對重大問題的正確處理決定。習老說：偷渡逃港的絕大多數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偷渡逃港的人，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他還諄諄告誡我們的幹部，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充分發揮深圳的優勢，要利用外資發展工、農業生產和旅遊業，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偷渡逃港的問題。
探索特區模式 殺出一條血路
“忽如一夜春風來”，1979年4月，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辦特區的主張。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前面是荊棘叢生，甚至布滿地雷，沒有魄力是不敢闖的。我當時想：在前進的路上，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關係全局的根本問題？
小平同志講“辦特區，殺出一條血路來”，其實就是要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小平同志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深圳的廣大市民和幹部，他們激動地說：金山門，要打開，不盡財源滾滾來。我們當幹部的，心裡也有一個念想，就是帶領民眾大膽探索，讓深圳先富起來，我們這裡的收入要趕上甚至超過深圳河對面的人！
那是一個難忘的春天，小平同志的講話就像春雷震動了神州大地。對我們深圳人來說，我們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只有“殺出一條血路來”，只有實現以外向型市場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才能充分發揮深圳的優勢，使深圳人民儘快地富起來。當時我找習書記和劉田夫省長做了匯報，他們都支持我的看法和解決問題的思路。為了加速發展深圳的經濟，我們市委經過反覆醞釀研究，擬出了一個《關於充分發揮我市特點優勢為國家爭取更多外匯的意見》，這就是深圳市最初的特區發展模式。
事實證明，這條路走對了。在我之後，有更多的人投身到深圳的特區建設中。
讓我們深感自豪的是，我們這座城市是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而誕生的，並且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不斷成長壯大。30多年前，中國的地圖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城市：深圳市。因為它誕生之初就肩負著改革開放的歷史使命，所以受到了整個世界的關注。我看著這座年輕的城市發生著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在迎來黨的90周年生日的時候，我要從心底說一句：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好！
人物紀念
2017年1月12日，習遠平撰文《遠去的歲月，不會遠去的背影 ——悼念張勛甫叔叔》，悼念深圳首任市委書記張勛甫。
人物評價
作為深圳特區創建初期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張勛甫、方苞同志他們這一屆的市委、市政府班子，為經濟特區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習仲勛兒子習遠平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