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尊嚴——墨西哥女畫家弗瑞達·卡羅
今年10月，墨西哥傳奇女畫家弗瑞達·卡羅的事跡再現螢屏，縱使許多並不了解美術史的人也通過電影得知了這位畫家的名字。然而在旋目的明星和炒作之後，我們尚需面對的是藝術家自身以及她身後留傳下來的作品，它們忠實地記錄著一個人所經歷的生之苦難。1954年，Frida Kahlo在墨西哥舉辦了她生前在自己祖國舉辦的唯一一次個展，一位當地的批評家寫到：“如果要將傑出女士的作品與她的生活分開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她的繪畫就是她的自傳。”這句話足以說明為什麼她的作品如此不同於她的同時代人——墨西哥壁畫家們，同時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她成了後來眾多女權主義者的偶像。
1907年生於墨西哥城，是家裡的第三個女兒。她父親是一位有匈牙利猶太血統的攝影師，生於德國；母親則是西班牙與美國印第安人的後裔。她的一生長時間受到身體損傷的侵害。6歲時就得小兒麻痹，從此成了拐子。然而，少年時期的Frida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這也使得她父親特別鍾愛於她。父親對於她的教育有著開明的理念，1922年時將她送進Preparatoria就讀，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預備學校，當時才剛剛開始招收女生，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這所學校里Frida認識了她將來的丈夫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畫運動三傑之一，當時剛從法國回來，受託在此做壁畫。Frida深深被他吸引了，由於不知道如何面對突然降臨於她的感情，她就戲弄他，和他開玩笑，並試圖激起畫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Frida經歷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這件事改變了她的命運。9月17日，Frida乘坐的巴士與一輛電車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頸椎碎裂，右腿嚴重骨折，一隻腳也被壓碎。一根金屬扶手穿進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陰部。這次事故使她喪失了生育努力，並且一生都要與銘心的痛苦為伴，儘管她花了很長時間才能正視這一切。她後來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繪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讓我失去了童貞”。多年以後，她當年的男朋友回憶起來仍是不寒而慄：“劇烈的衝撞撕開了她的衣服。車上有人帶著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滿了她血淋淋的身體。”整整一個月，她渾身打滿了石膏，躺在一個棺材一樣的盒子裡，沒有人會相信她會活下來。1926年，在病癒過程中她畫了第一張自畫像，從此她開始以繪畫記錄自己和生活與情感。
1928年Frida再次遇到婚姻剛剛破裂的Rivera。他們發現除了相同的政治觀點外（此時他們共產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兩個人還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於是在1929年8月正式結婚。Frida後來說：“我一生經歷了兩次意外的致命打擊，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車，一次就是遇到Rivera。”
由於墨西哥的政治氣候對於左翼同情者來說逐漸惡化，許多壁畫項目被迫停止，1930年，Rivera夫婦來到美國，先到San Francisco，然後又到紐約舉辦由當代藝術博物館組織的Rivera回顧展。在這一時期，Frida 僅被看作一位偉大畫家的迷人陪襯，然而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1932年，Rivera受託為底特律博物館創作壁畫，而在此期間Frida流產了。休養中Frida畫了《底特律的流產》，首張真實而敏銳的自畫像。她從此發展出來的風格完全不同於她的丈夫，主要從墨西哥民間藝術以及小型祭壇畫中汲取營養，而Rivera對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Frida著手於一系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藝術形式的創作，它們莊嚴地表現著女性真實、現實、殘忍、苦楚的品質。以前還從來沒有人像Frida一樣將如此痛楚的詩歌寫在油畫的畫布上。她至少經歷了32次大小手術。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動不能動。在此期間，她就穿著由皮革、石膏和鋼絲做成的支撐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極處時，她從自己的藝術創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寫道：“我的畫是對我自己最坦白的表達。”1936年，她畫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畫，她的祖父母渾身佩帶著大像章飄於雲彩之中，她自己則出現在三個地方：一個還是個受精卵，一個是系在她媽媽白色鑲邊結婚禮服的腰帶上的胎兒，還有一個是小孩，手拿一條繩子，把一家7口緊緊系在一起。她的畫幾乎都是自畫像，她說：“因為我經常孤獨一人，所以我作自畫像，因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畫像。”。是繪畫把她的災難變成了戲劇，這成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對關注的渴望。而在現實生活中，她總是竭力為她的朋友們營造出輕鬆愉快的氛圍。她常常把自己畫成“兩個佛瑞達”，一個在忍受痛苦，另一個才是人們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體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嚴肅的表情和莊重的眼神都帶著堅定的尊嚴面對著觀者。
這對夫婦於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後Rivera與Frida的妹妹開始偷情。雖然最終他們停止了爭吵，但此事成為二人關係的轉折點。Rivera從未忠情於任何女子，Frida也從此與眾多男女開始了紛繁複雜的戀情關係。其中有一位是超現實主義者布雷東。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驚訝於這個國度，稱之為“自然的超現實主義國家”，並且驚訝於Frida的繪畫。部分由於他的原因，Frida於1938年末在紐約舉辦展覽，布雷東親自寫前言。展覽獲得巨大成功，半數作品售出。1939，布雷東又建議在巴黎再舉行一次展覽。這次展覽在商業上不是很成功，但評論非常好。盧佛宮收藏了一張，而且獲得了來自康定斯基和畢卡索的讚揚。然而Frida非常不喜歡她稱之為“一幫母狼的瘋狂兒子”的超現實主義者，她說：“他們認為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但我不是。我從來不畫夢境，我話的是自己的現實。”
40年代早期，Frida與Rivera離婚，原因至今是個迷，儘管他們還成雙入對出入與公眾場合。不到兩個月，他們又在美國復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Rivera認識到Frida的健康將無情地惡化，一定需要有個人來照顧她。
她的健康從來就沒有特別好過，1944年以後明顯更差了。她開始接客群多脊骨與跛腳的手術。研究她生平與作品的權威人士懷疑是否這些手術都是必要的，或者它們只是吸引Rivera注意的手段。對Frida而言，她生理上與心理上的痛苦總是聯繫在一起的。50年代早期，她出現病情危機住進墨西哥城的醫院，在那呆了一年。
復婚之後，Frida作為藝術家的聲望持續升高。儘管一開始是在美國而不是在墨西哥本土。她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當代藝術學會和費城藝術館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藝術家之中。1946年，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獎金並在年度國家展中獲官方獎。她還在一所新型的實驗藝術學校授課，以非傳統的方式帶給學生許多靈感。當從醫院回家後，Frida成了熱情洋溢的共產主義者。Rivera曾被開除出黨，Rivera說：“我在認識Diego之前就是黨員，而且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比他更好的黨員。”
與此同時，40年代的Frida畫出了一批她最好的作品。此時她的繪畫受到疼痛、麻藥和酒精的綜合作用變得越來越笨拙和無序。儘管如此她還是於1954年在墨西哥舉辦了個展。開始人們認為Frida病重無法出席，但最終她還是由腳踏車送到並由擔架抬入展廳。開幕酒會成了凱旋慶典。
同年，Frida受到組織壞死的威脅，對右腿膝關節以下進行了截肢，這對於一個精心營造自我形象的人來說無疑是個致命打擊。她嘗試著用假腿走路，甚至還在朋友的慶典上跳舞。但是終點臨近了。1954年7月，她最後一次在抗議打倒瓜地馬拉左翼總統Jacobo Arbenz的共產主義遊行中公開露面，之後不久便在睡夢中死去，似乎是窒息而死。很多與她親近的朋友都懷疑她是自殺。她在最後的日記上寫著：“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