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開闢與路線變化
延州道的開闢與黃帝族向南遷徙有關。據郭沫若考證，黃帝原本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他率領族人逐步游徙到關中，又由關中游徙到中原，先後戰勝蚩尤(古夷人首領)和炎帝(古羌人首領)，並與炎帝族融合，被尊為中華民族的祖先[121]。西周時期，玁狁族雄居朔北，不斷侵犯周王畿之地，周不斷予以反擊。周宣王時(前827～前782)，一方面派南仲駐兵朔方，加強防禦，另派尹吉甫率軍討伐，並築軍城駐守[122]。
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張儀為相，戰勝魏國後，魏納上郡15縣予秦。秦都鹹陽與上郡之間，當沿魏長城(即華州至上郡間的長城)有一條相互連線的路線。
秦漢皇帝在子午嶺南端甘泉山下修建的避暑盛地甘泉宮，為鹹陽、長安以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故秦漢時由鹹陽、長安通往上郡之路，多沿子午嶺北行。秦時蒙恬率軍工、民工修“直道”，“長千八百里”，達於九原郡(治所九原縣在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
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前後，建都於統萬城(今靖邊縣白城子)的大夏天王赫連勃勃率兵南下攻長安，在今安塞、志丹縣境內，大體是沿秦直道南行。
隋唐時期，長安北去的驛路東移於子午嶺、梁山之間的谷地。這條驛路至延州後，分出兩大支線，西北經夏州至西受降城，東北經麟州至東受降城和中受降城，為長安通往“三受降城”的“中路”幹線，形成了長安北側的傘狀交通防禦體系。
歷代運用
延州“東帶黃河，北控銀夏”，“為形勝之地”[123]。戰國時，“魏人人上郡於秦，而秦益強。漢逐匈奴開朔方，恆自上郡而北，蓋其地外控疆索，內藩畿輔。上郡驚，則關中之患已在肩背矣。……唐自貞觀以後，開拓益廣，延州之患絕少。……宋以西夏憑凌，置重鎮於延州，往往選將屯兵，與諸路相聲援，王庶曰：延安，五路襟喉也。金人之窺關陝也，恆自山西渡河，亟犯延安。延安陷，則南侵三輔，如建瓴而下矣”[124]。這段記載，精闢地概述了延州道在秦、漢、唐、宋時期的軍事價值。戰國時
秦、燕、趙均矚目延州道。《史記·蘇秦列傳》記載，蘇秦說燕文侯曰：“且夫秦之攻燕也，蹄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史記·趙世家》記：“主父(趙武靈王)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侵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無論是秦軍“逾雲中、九原”攻燕國，或趙國“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軍旅都要經過上郡至鹹陽問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令大將蒙恬監修“直道”，其目的也是為了防禦北方匈奴的侵擾。秦始皇生前與死後，兩次經行上郡南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第四次出巡，從碣石、雲中歸來，經上郡回到鹹陽。三十七年(前210)，最後一次出巡，七月丙寅死於沙丘平台後，裝載靈柩的車隊繞道九原郡，循“直道”歸於鹹陽。
漢文帝時
漢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入據“河南地”(九原郡以南的鄂爾多斯草原)，攻掠上郡，漢文帝“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發車騎詣高奴擊之”[125]。《通典》稱，延安府西北百里處的金明縣即“古高奴地”。唐代
唐代為防禦突厥，於河套黃河北側設“三受降城”。開元年間(713～741)，以靈州靈武郡、夏州朔方郡及延州為基地，開闢三條大驛路，分別通至“三受降城”。延州道為“中路”，距長安最為捷近。《元和郡縣誌》記：“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師。”唐代延州道上的鄜州(治所洛交縣即今富縣)為軍事重鎮，交通咽喉。封敖云：鄜州“扼朔塞之咽喉，為鎬京之管輸”[126]。白居易《城鹽州》詩云：“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耆賤。”延州道亦為經濟作物運輸之路。《唐左屯衛將軍盧玢墓誌》記：“出為鄜州刺史。鄜疇舊郊，回中故郡。北通河塞，戎馬歲殷；南接都畿，徵稅日給。俗有贏鋤之弊，人多挽粟之勤。”戰馬、財貨由延州道源源輸往京師。
延州南側的野豬峽控扼驛路。《讀史方輿紀要》記：“山隘險窄，為戍守要地。志云：甘泉當邡延二州之中，為咽喉之所，而野豬峽由當其要。”
北宋與西夏對峙時期
北宋與西夏對峙時期延安為宋前哨軍事指揮部所在地。延安府軍政首腦范仲淹，徵調禁軍20萬、廂軍10萬、鄉兵10萬，長期駐守郝延路。其軍需品靠“支移”解決。即官府以軍事需要為名，勒令各州縣農民把賦稅穀物自費送到數百里外的沿邊城鎮去繳納。《小畜集·對雪》記：“因思河朔民，輸稅供邊鄙。車重數十斛，路遙幾百里。贏蹄凍不行，死轍水難曳。夜來無處宿，闐寂荒坡里。”北宋時期，京西北路、京西南路的芻糧，皆經延州道及其支線運往邊地。元豐四年(1081)京西南路轉運司調均州、鄧州一帶民夫3萬人經商州往延安送糧。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曾在詔書中記：“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元代
元代陝西行省治長安，稱奉元路。於延州設延安路。於夏州附近設定察汗腦兒軍用大牧場，為安西王(駐長安)的軍馬來源地及軍隊的屯駐地。其屯軍冬天徙往長安，夏季回到察汗腦兒。屯軍年復一年的轉徙，皆經延州道。明洪武二年(1369)，明將徐達、湯和等自河南進兵陝西，元軍敗逃察汗腦兒牧地。湯和等軍回師北進與元軍大戰於察汗腦兒，俘虜元猛將虎陳，擄獲馬、牛、羊10餘萬匹(頭)。長安經延州通往察汗腦兒的驛路，與元朝的命運相始終。明朝
明朝與韃靼對峙，困守長城一線，榆林鎮(又稱延綏鎮)為軍事據點。榆林“鎮截河套之中，固延綏之守”，韃靼兵“南犯榆林，則關陝戒嚴，東犯偏關，則晉、雲驚擾”。因而延綏鎮駐兵53067人，防守長城東至府谷，西至定邊、花馬池一線。其駐軍所需芻糧，除採用民屯、商屯、軍屯辦法解決一部分外，汴、楚、沔等地軍糧，皆輾轉經由延州道北運。明代的延州道並用以由關中向沿邊轉輸綢緞、布匹、茶葉、菸草與蒙古人民進行“互市”，換取牲畜、皮毛、鹽鹼。互市方式有“民市”、“月市”等。
清朝
清朝王室與蒙古上層階級一直保持婚姻關係，滿、蒙、漢各族人民能夠和睦相處，長城沿線的戰雲一掃而空，“前代所謂‘九邊’，皆成勝地”，“斥堠遙通，畿甸宴然”。因而，延州道一改舊觀，成為一條傳遞公文邸報和商業貿易之路。三、驛傳設定唐宋時期
唐宋時由長安去延州，官使多經中渭橋70里至涇陽縣迎冬驛，又東北40里至三原縣三原驛，又北50里至華原縣泥陽驛。唐代長安城北郊為禁苑，平民百姓出入不便，所以，商旅多經行東渭橋、高陵、三原進入驛路。華原縣為交通樞紐，西去80里有寧谷驛，再西經石門關200里至邠州。華原縣東南50里至富平縣，又東180里至同州。
華原北去50里至同官縣，又北歷神水峽40里至宜君縣，宜君又北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縣。
坊州北去，沿華池水而行，90里至三川縣。三川縣在今富縣縣西南境，北洛水西岸，當華池、黑原、洛水等三水之交匯處，約今富縣吉子縣三川驛村附近。三川之南的長城塬，尚有古道遺存。由三川驛東北行，60里至鄜州治所洛交縣，有州驛。
鄜州又北，75里至甘泉縣(亦名伏陸縣)，有縣驛。又北經野豬峽75里至延州治所膚施縣。《清一統志》記：據“《元統志》，州城舊在延水東，宋慶曆五年，改卜水西，即今路城，與故城相值，人呼故城為東州。《明統治》，延安故城在府城東五里”。延州有州驛。
延州有二途，分別通向東、中和西受降城。
由延州西北行，48里至金明縣(今安塞縣北)。又北128里至延昌縣(貞觀年間名罷交縣)。延昌縣北不遠處有蘆子關，為延州、夏州間的交通要隘。北宋時，“置鄜、延、丹、坊、保全軍路馬部軍都部署，……以(延)州為治所，控綏、銀、夏、蘆子關一帶”[127]。蘆子關為北宋時的邊防重地。
出蘆子關經屏風谷、石堡城，約66里至寧朔縣(今靖邊縣東)。又北出秦長城烏延口，約110里至夏州，途經州縣當有驛館。
夏州西北320里至榆多勒城，唐天寶中置經略軍，並遷宥州寄理於此。元和九年(814)復置新宥州。又西北430里至豐州治所九原縣。豐州西北80里至黃河，河外為西受降城。豐州東北80里渡河，又80里至天德軍。元和八、九年間，又由新宥州北至天德軍復置驛館11所，以通急驛[128]。
由延州去東、中兩受降城，皆經麟州。北宋時，西夏據有銀州(今橫山縣黨岔)地，延州、麟州間的交通被隔絕，麟州、府州(今府谷縣)改歸河東路(今山西省)管轄。
由延州東北行，30里至豐林縣，置葦子驛[129]。又東北經合嶺關120里至延川縣，復循吐延水(今清澗河)而上，約60里至清澗城。再北140里至綏州，宋置綏德軍。綏州城築於高崖之上，為邊防軍壘。
由綏州循無定河而上，25里出秦長城，又北55里至撫寧縣(今米脂縣西)。又西北80里至銀州治所儒林縣，在無定河西南岸，當榆溪河來匯處附近。地當交通要衝。
由銀州東北行100里至真鄉縣(今佳縣西北柳樹會)，又東北100里至開光縣(今榆林縣安崖鄉開荒川下游)。又北30里至柘珍驛，人麟州境。又北40里至銀城縣(故石龜城，在今神木縣南)。又北40里至麟州治所新秦縣(今神木縣北十里)，天寶元年(742)置。麟州城三面孤絕，形勢險固。
麟州以北40里至連谷縣，又東北400里，中經富谷至勝州治所榆林縣(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西南)。勝州西南至長安1860里。由勝州東北渡黃河，約10里至東受降城。勝州向西微北300里至中受降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由連谷縣至中受降城360里。
上述驛路所經的州、縣、鎮、城治所，皆當置驛。
發展
元代由奉元路治所長安經延安路至察汗腦兒牧地開闢了一條驛路，其驛站計有秦川站、龍橋站、耀州站、同官站、宜君站、中部站、三川站、廊州站、甘泉站、延安路站、龍安站、塞門站、白塔兒站、察汗腦兒站。明代築長城(又稱邊牆)，設榆林鎮。西安府、榆林鎮間有驛路相通。其驛站、驛程具體為：自西安府京兆驛90里至建忠驛(三原縣龍橋)，80里至順義驛(耀州城內)，70里至漆水驛(同官縣城內)，90里至雲陽驛(宜君縣城內)，70里至翟道驛(中部縣城內)，70里至三川驛(富縣西南吉子現三川驛村)，60里至鄜州馬驛(鄜州北關外)，90里至撫安驛(甘泉縣城內)，90里至金明驛(延安府城西北)，80里至甘谷驛(延長縣西70里)，80里至文安驛(延川縣西北30里)，60里至奢延驛(清澗縣城東南)，70里至石嘴岔驛(清澗縣北70里)，70里至青陽驛(綏德州城南)，80里至銀川馬驛(米脂縣西)，90里至魚河驛(榆林鎮南)，80里至榆林驛(榆林鎮城內)。
清代陝北地區置延安、榆林二府。西安府至延安府、榆林府間為官馬支路，稱“北路”。官馬支路所經各府、州、縣，均設定驛站，站名與明代相同。傳遞公文邸報另有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