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介紹
《廣西僮族簡史》（初稿）系壯學宗師黃現璠研究壯族歷史的開拓之作。是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系統研究壯族歷史的專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它是在《廣西壯族史略》專稿[由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印，現藏於廣西第一圖書館]的基礎上,修改、補充資料編著正式發行出版的論著。此書在國內外產生多大影響及在學術上的價值, 以下列舉2篇文章,供參考了解:壯族史學奠基人
（編者按：2002年3月4曰，朝春的桂林迎來了一位特殊的遊客一一日本大阪國土民族學博物館教授冢田誠之。這是日本的漢學家，專攻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此次旅桂的目的是尋訪廣西師大巳故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教授的蹤跡，搜求其著作，拜會其弟子，家屬。而當他在廣西師範大學，廣西圖書館，桂林圖書館獲得了關於黃先生生平、學術的資料後，非常高興。作為史學界的一代名學者，黃現璠為什麼會引起外國學者的重視，井對其進行研究和探索?
為此，本報特將《廣西民族研究》雜誌上的紀念文章轉載。以紀念黃現璠這位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壯族最早的著名教授、壯族史研究的開拓者。）
作者生長經歷
廣西僮族簡史先生天資聰敏，勤奮好學。小時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更無錢入學讀書，先生便倚依私墊門外，竊聽塾師授課．所聽皆能背能解，才智往往優於入塾生徒，令塾師驚奇，遂特許他免費人塾讀書。在渠黎國小，先生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高等國小的學業。
1925年，先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廣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8年8月，先生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因學識優異，深得歷史系主任陳垣教授的器重，免試升人北京師範大學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先生在攻讀研究生期間，在名譽導師陳垣和主任導師錢玄同教授的嚴格指導下，專研考證學和說文音韻，並博覽四庫典籍、二+四史和十通等史書，掌握了大量的史料，文史知識更為紮實深厚，使他受益一生。
1935年，先生又以優異成績，考取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研究生赴日留學，成為壯民族中較早的留學生之一。在日留學期間．先生除了研修課程和研讀大量的史籍外，還潛心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發表了一批史學研究論文，出版了《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部著作。受到史學界的關注。同時還常拜訪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共同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等學術問題。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先生任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教授，直到1982年1月逝世。
貧寒的家境、艱難的生活和壯民族傳統文化的薰陶，塑成了先生勤奮好學，樸實節儉．堅定正直．自強不息、積極樂觀．敬業進取的優良品德。祖國的興衰，民族的榮辱，與先生休戚相關。先生對哺育自己成長的牡鄉有著深切的關愛之情。在舊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實f3輥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壯族和其他邊疆地民族被視為“蠻夷”，備受欺壓和歧視，沒有自己的地位和權利。漢文史籍對壯族歷史文化的記載不僅零散不全，而且頗多歧視，歪曲和訛傳，使世人難以了解其民族的歷史文化面貌，也給其民族研究工作帶來了困難。先生在學成之後，除了教書育人和史學研究之外，對少數民族特別是壯族歷史文化的調查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並將其中的一部分整理成《羅城、河池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呈報桂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為桂西壯族自治區制定各少數民族經濟，文化及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資料。1956年8月，先生受全國人大民委之託，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調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齡，在交通條件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帶領調查組成員跋山涉水，歷盡艱辛，深入廣西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族鄉村進行調查訪問，收集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為開展對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些資料彌顯珍貴，直到現在．仍然是壯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調查結束後。先生將其中一部．分整理威1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並力陳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區域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國人壯族史學的開拓者與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先生把立足點和精力放在深入民間進行實地調查，以收集第一手資料。早在1934年8月，先生就帶領中山大學學生到廣西龍勝．三江等民族地區進行調查。1945年4月又帶領廣西大學學生，組成“黔桂邊民考察團”，深入貴州榕江和廣西融縣進行調查。在交通條件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先生帶著調查隊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歷盡艱辛，收集了大批珍貴的資料，並將一部分整理成《黔桂邊民教育散記》、《黔桂邊民社會組織的民主政治》等文發表。
新中國建立後，先生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壯族歷史文化的調查與研究工作中。1953年6月，先生帶領廣西大學的老師和學生，組成“廣西歷史文物工作隊”，深入南丹、宜山、河池、羅城等地進行調查，收集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就壯族問題徵求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在周總理的啟發和鼓勵下，開始編著(廣西壯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1957年，先生雖然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仍能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克服種種困難，執著於壯族史研究的熱情絲毫未減，不僅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而且還不斷地廣集資料，為《壯族通史》的編纂做準備。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了《壯族通史》編寫提綱及部分章節的編纂。先生逝世後，由其學生黃增慶、張一民教授根據其民族史觀進行編著，完成了長達70萬字的大著《壯族通史》的出版，從此結束了壯族沒有一部通史著作的歷史。
先生在古稀之年，仍執著於壯族歷史文化的調查與研究，直到臨終前，仍在編著《儂智高》一書。先生逝世後，該書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第一本全面論述和客觀評價宋代壯族英雄儂智高的專著。書中以翔實的史料．嚴密的論證和科學的態度，辨正了國內外史學界對儂智高的國籍、起兵性質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偏頗之說。先生的勤奮與冶學風範，受到史學界的高度讚賞。
文章內容介紹
廣西僮族簡史〈原文刊於《桂林日報》2002年3月27日〉
《新中國成立前後有關壯族論述的比較研究》
——以劉介與黃現璠的名著為例
冢田誠之
一、序論
關於中國地方少數民族的記述，自歷史上傳統的“地方志”問世以來，幾乎沿續不斷。但“地方志”與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志”有所不同。中國“民族志”的問世，始於新中國成立前後民族學初創時期，這已是日本民族學界的共識。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這一重大歷史轉換時期，中國民族學者如何認識和論述少數民族，便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後時期民族研究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尤應引人注目。本論文是對這一課題進行初探的一種嘗試，著重以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廣西壯族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志為對象，旨在探索民族的表象。
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約有1618萬（2000年統計）人口，其中90%以上世代居住在如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新中國成立前一般稱為“獞人”或“土人”等，新中國成立後統一稱為“壯族”[1]。
本論文著重討論的民族志為劉介所著的《嶺表紀蠻》 （商務印書館，1934年）和黃現璠所著的《廣西僮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 劉介（字錫藩、錫蕃，1890～1968）, 黃現璠 （原名甘錦英，1899～1982），兩人皆為新中國成立前後廣西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學者。劉介系民國時期包括壯族在內的廣西諸民族研究的先驅。新中國成立後依然活躍在學界，《嶺表紀蠻》是他生涯著述中的代表作之一，同時還是“壯族研究初始時期的論著”（范宏貴，參見“參考文獻”）。但是，通過對《嶺表紀蠻》的內容仔細研究，筆者認為：以往的學者對其評價有失中肯。劉介系民國時期民族教育中“特種教育”的實踐者，故今日的學者一般把他視為少數民族教育的先驅（周瑞宣，參見“參考文獻”）。而《廣西僮族簡史》既是黃現璠的代表作之一，又是一部專論壯族的最早“簡史”。黃現璠長期執教於廣西師範學院(現稱廣西師範大學），他是壯族史上自幼公開表明壯族成份的第一位大學教授（參見“注釋[8]”），著述豐碩，門生弟子眾多，其中不乏至今依然活躍在中國民族學界的學者，作為中國20世紀學術事業奠基人之一備受學術界敬重。然而，長期以來，民族學界對他的《廣西僮族簡史》一書評價不多。正像“它是壯族人編著的第一部壯族歷史書”（范宏貴，1989年）一類的觀點，中國民族學界幾乎把它當做了壯族人寫的最初一部民族志而加以草率的簡評，大多對黃氏書的內容並未進行深入研究以及作出客觀的評述。在這種問題意識下，本論文以《嶺表紀蠻》和《廣西僮族簡史》為中心，著重探討新中國成立前後這兩位民族志著者當時是如何認識壯族的[2]。.........
新中國成立後，一邊是劉介埋頭於文獻史料研究，另一邊是以黃現璠為中心的廣泛圍的“實地調查”活動的展開。接下來，筆者就黃現璠的學術成果進行論評。
三、黃現璠和《廣西僮族簡史》 1.《廣西僮族簡史》的時代背景和以往的評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開始實施維護少數民族的權益和文化傳統的民族政策。為此，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論述少數民族的歷史成為了可能。1951年，中央民族訪問團對少數民族地區慰問的同時，還深入壯鄉瑤寨做了大量的社會歷史調查工作。黃現璠[3]以中央民族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的身份參與了訪問團的慰問和調查工作。1956年，中央政府決定實施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黃現璠於同年赴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第四次會議期間受全國人大民委之託參與組建了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組。自1951年以來，黃氏組織和參加過數次少數民族實地調查活動 [4]。這些實地調查收集資料的成果，最終結實為《廣西僮族簡史》一書。.......該書出版後不久，黃現璠即被劃為右派，在中國作為了“內部資料”發行，因而在日本不易看到，自然無人評及。
2.《廣西僮族簡史》的特點和問題點
（1）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史志新模式的誕生 《廣西僮族簡史》雖說是“簡史”，但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布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鬥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其中論述到新中國成立後壯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項事業有所發展等方面的篇幅較多。這種新模式與後來由《壯族簡史》編寫組編寫的《壯族簡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較而言，雖然兩書細節上稍有差別，但顯而易見，《壯族簡史》的體例大體上繼承著《廣西僮族簡史》的新模式[5]。 壯族“革命鬥爭的歷史”，系新中國成立以前所無的內容。論及壯族時，介紹壯族英雄人物對中國革命運動作出了貢獻的內容，早在張景寧於1952年的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即可看到。張氏的文章除這方面的內容外，他還按照史達林民族觀的四個標準例舉出了壯族的具體民族特徵。中國民族學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單系進化論可說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黃氏於《廣西僮族簡史》中論及的“原始亂婚”、“對偶婚”、“單婚”等，援引的是摩爾根《古代社會》中單系進化的婚姻和家庭形態觀點。同時，他對壯族婚姻習俗中“不落夫家”的解釋，同樣屬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一路[6]。 可見黃氏早年就已意識到社會的發展階段並非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模式進行[7]。《廣西僮族簡史》具有的以上特點，幾乎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民族志（不是所有）中大都難得一見。由此而言，《廣西僮族簡史》無疑屬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志記述新模式的開山之作。（2）政策關聯 《廣西僮族簡史》中明顯可見與中央政策密切關聯的內容。例如黃氏於書中對創設壯族民族文字以拉丁文表記的“僮文方案”政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同書第99頁）。“僮文方案”於1955年制定出了草案，1957年正式開始實施。它是沿著少數民族文字應有的權利實現原則而定的，現實中作為“文盲”的對策被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另外，黃氏於書中所說的：“解放後，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項事業得到發展”（同書第100～108頁），依據的是桂西僮族自治州政府在《廣西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他進而對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央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進行了高度評價。反映出黃氏的論述與政策的關聯，在這一點，他又與劉介有著共通點。 （3） 對壯族的認識客觀，可說是《廣西僮族簡史》的主要特點。黃氏以與其它著作（例如《廣西僮族的歷史和現狀》）和《壯族簡史》）不同的獨特視點展開了他的論述。他在充分評價了壯族擁有勤勞、勇敢、智慧等優良傳統的同時，還指出了壯族人民長期生活貧困，歷來遭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壯人社會地位低下等存在的問題。這種認識的背景，首先可以追溯到作者早年於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時曾遭受過同學蔑稱為“南蠻子”的歧視經驗（根據筆者調查）。當然，還關聯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壯族一直無公認的統一民族稱謂。壯族人歷史上長期遭受歧視的狀況，從當時的新聞報刊登載的“讀者來信”中可窺一貌[8]。其次，或許是基於黃氏1943～45年間深入到貴州榕江和廣西北部對苗族展開實地調查時的深切體會。他於調查中了解到的苗民教育、社會組織和生活現狀的基礎上，向地方官府發出了改善苗民教育狀況的呼籲。同時，對官府的同化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黃氏的這種將“外族人的長期迫害歧視”（以及教育落後，知識水平低下）與苗民生活的貧困注[9] 密切關聯的外族（即漢族）與非漢族關係的認識，在他的《廣西僮族簡史》中同樣可見。但是在《廣西僮族簡史》中，黃氏將漢族歷來壓迫少數民族的主體限定在漢族的統治階級。而對漢族民眾的認識是“僮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共同反抗壓迫”（同書第49頁）[10]。 黃氏的這種認識可說客觀地表明了壯族歷史上發生的時代環境變化。 黃氏對壯族的認識模式，並非像劉介那種漢族與非漢族的單純二元對立認識模式，他注意到了階級對立的關係。但是，他的這種階級對立的認識模式常被人任意曲解或蓄意惡解為壯族長期遭受著漢族壓迫，從而上綱上線到民族對立。這種曲解或惡解在反右運動中對黃氏的批判言論中充分表現出來[11]。將黃現璠與劉介兩位學者的論著比較而言，可說《嶺表紀蠻》以“漢族為中心”，而《廣西僮族簡史》則以“壯族為中心”（作者的這種以“壯族為中心”的立場觀點過去常被中國學界視為錯誤而當作了批判對象）。儘管如此，兩位學者在對少數民族歷史上長期遭受漢族壓迫的認識上仍然有著部分相同之處。（4）進化主義的觀點 《廣西僮族簡史》的問題點表現在作者的進化論認識。黃氏於書中指出：壯族通過與漢人的接觸和交往即可將（壯族的）落後文化向（漢族的）先進文化靠攏，從而發展進步（同書第73～74頁）。他還指出了壯族稻穀收穫中使用的割穗用具的“陳舊落後性”和“效率低下性”（同書第55～56頁）。論及廣西東南部（漢人居住地）的畜舍和人舍分離的習俗時，黃氏引用的資料是1935年民國政府的統計資料。他將東南部與畜舍位於乾欄住居一層的廣西西部壯族地區比較後認為：東南部“交通發達，民智稍有開啟，因而畜舍與人舍分離。”論及割穗用具時，黃氏認為存在著生產力優先的歷史背景。他雖未像劉介那樣例舉出更多的具體實例來說明壯族處於文化低級階段，但明顯可見尚未脫離“社會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由後進向先進轉化”（同書第74頁）的進化論認識觀念。這與劉介的進化主義不相伯仲。不過黃氏在論述婚姻家庭和社會進化時，援引的是摩爾根與馬克思的雙重模式，反映出黃氏與劉氏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同（5）壯族歷史文化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後，與作為壯學研究對象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一道重視的是壯族族源研究。關於壯族族源，黃現璠主張土著說，特別是主張百濮起源說。他認為廣西早期的住民（春秋以前的商、夏、周三世時代）皆為土著。他於百濮起源說中對廣西土著歷史上與四川南部的古代民族“僚”人之間以及與四川、貴州、湖南西部的西南諸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論證分析。黃氏否定了顧炎武以來的“越人起源說”。同時，也否定了當時存在的廣東起源說和江浙起源說。范宏貴於1989年發表的論文中認為黃現璠提出的百濮起源說意義重大,頗有價值。《廣西僮族簡史》出版時，作者雖然無法參考後來發現的柳江人（1958年發掘）、甑皮岩人（1973年發掘）化石人骨的研究成果，但以後的民族學研究成果表明，民族學界主張廣西壯族土著·越人（百越，特別是駱越）起源說的觀點成為主流，可見黃氏的先見之明和研究之功。 關於壯族文化，黃氏於書中認為：壯族長期吸收著漢族文化，系中國少數民族中文化最為發達的民族。例舉了壯族擁有以水稻耕作為中心的發達農業，壯民多居住在肥沃的平原（同書第84頁），長期與漢族交往、通婚，不斷吸收漢族文化的“優良部分”，從而豐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等壯族文化發達的成因（同書第85頁）。進而指出：壯人與漢人通婚後增大了一道居住生活的機會，因而“吸收漢族文化受其影響十分自然。”（同書第85頁）他於書中在談及壯族文化受到漢族文化影響時，雖然作為具體事例只例舉了壯族對漢族語言、文字（方塊字）、詩歌、戲劇（彩調、文場、粵劇）等方面的吸收，但書中體現出的壯族文化變化受到漢族文化影響的觀點明顯與劉介的觀點一致（儘管雙方的出發點不同）。另一方面，黃氏於書中對本族文化的優良性又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雖然“壯族借用了不少外來語從而豐富了自己民族的語言”，但同時明確指出這種吸收並未破壞壯族固有的民族特性（同書第91～92頁）。這反映出他不是在肯定那種任其自然全盤吸收漢族文化的態度，體現出他對壯族文化的獨特性以及在吸收漢族文化時壯族應本著“他為我用”的主體性精神有著充分的自主意識。在這點上，黃現璠的民族自主觀與劉介的民族同化觀截然有別。 關於壯族經濟生產活動，黃氏於書中指出了壯族社會生活存在的多方面問題：即壯民過去只從事農業耕作，極少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生產水平偏低，農作物種類過於單調，雖然土特產特別豐富，但交通不便，難以運出外售，大部分壯民讀書少，識字水平低，不會說廣東話，國語，因而在圩場上無法與漢族商人交流溝通，缺乏商貿的基本知識等等（同書第57～58頁）[12]。在當時那種一味專注於農業生產，只顧擴大農作物產量而不顧平衡發展的時代風潮中，黃氏基於事實的這些客觀認識尤為難能可貴和頗有價值。 關於土司的民族歸屬問題，黃氏的認識與劉氏大同小異，兩人都將宋代儂智高起義被鎮壓後作為宋軍“狄青的部將”而被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土司的系譜上記載的歷史當作事實理解[13]。 另外，劉氏在批判土司暴政的同時，他還肯定了土司所擔負的“國防重任”上的功績，而黃氏不同，他自始至終都在無情地揭露土司的罪惡史[14]。...........................
本論文以劉介和黃現璠的名著為限展開了初步探討，屬限定範圍進行比較研究的試論之作。如它能對今後的中國民族志研究發展起到拋磚引玉之效，將是筆者的最大幸慰。（本論文是近幾年筆者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副館長兼研究員吳偉峰的大力幫助下多次赴廣西桂林調查收集劉介和黃現璠相關資料後的研究成果之一，藉此機會，對吳先生的幫助深表謝意）
（本文作者冢田誠之系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收入長谷川清、冢田誠之主編的《中國の民族表象——南部諸地域の人類學·歴史學的研究》，風響社出版，2005年3月。本文譯者甘文杰）
(本文有刪節)
〈原文載《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三期〉
注釋
廣西僮族簡史[2]《嶺表紀蠻》的記述不僅僅限於壯族，對“苗猺狪”同樣有所論述。記述中既有非限定於壯族的內容，甚至還有像似以苗族和瑤族為主體記述的內容。因而將它與專論壯族歷史的《廣西僮族簡史》進行比較研究時應引起注意。同時，劉介的重要業績大多反映在民族教育事業上；而黃現璠除著有《廣西僮族簡史》外，在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壯學等領域還有許多對中國學術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學術業績。例如，近年來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表明：黃現璠既是“中國唐代社會史”研究的先驅之一，又是“中國學（青）運史”研究的開拓者，還是“中國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 《唐代社會概略》 （商務印書館，1936年3月初版，1937年2月再版），被公認為中國學者所著的第一部關於唐代社會史研究的專著；他的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商務印書館，1936年10月初版，1965年5月台北文星書局再版），被公認為中國學者所著的第一部關於中國學生運動史研究的專著；“他在20世紀40年代相繼發表的大量關於中國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論文皆為中國社會生活史研究早期階段的代表作”（見《民國時期的總書目》，《歷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收《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史林》2000年第二期收《陳東與靖康學潮》一文以及徐吉軍、姚偉鈞撰《二十世紀中國飲食史研究概述》等等）。鑒於本論文主題和篇幅制限，於此割愛不論，筆者將擇機另作專文再評黃氏。
[3]黃“現璠”的“現”字指黃氏家族“現”字輩，“璠”字是他過贅時將乳名“阿美”改為同義字“璠”，意即“美玉”。
[4]黃氏從事實地調查並非始於此時，早在1943年，他就到過龍勝、三江等縣考察黔桂邊區少數民族社會狀況，1945年又以“黔桂邊區考察團”團長身份進入山區調查。可說他從民國末期就有了實地調查的經歷。
[5]范宏貴於1989年發表的論文中認為：黃藏蘇所撰《廣西僮族的歷史和現狀》（1958年出版）的內容構成形式深受黃現璠的《廣西僮族簡史》新模式的影響。
[6]黃氏於《廣西僮族簡史》中認為：在早期的母系社會中，最初的婚姻風俗是女子迎取夫婿，進入男權社會後，婚姻風俗一變，轉為男性娶妻，形成了女子嫁出的習俗。他指出這一變化過程存在一個緩慢的過渡期。由此他將“不落夫家”和貴州苗族的“坐家”視為“古代的遺俗”（同書第66頁）
[7]黃氏認為壯族社會的發展階段系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初期封建社會，轉折起點始於唐宋時代，從而掀起了圍繞古代壯族社會性質的論爭。他主張原始氏族部落未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但廣西民族學界多持不同意見，大都採用“奴隸社會階段存在說”（《廣西民族研究集刊》1979年）。
[8]例如《廣西日報》1952年12月7日“讀者來信”載：“舊社會我惟恐怕人知道自己是壯族人而遭人歧視，因而不顧死活地拚命學習國語，從而避免了社會的蔑視和他人的侮辱”（同年11月15日的“讀者來信”內容大同小異）。另外，不少壯人連自己是壯人都不知道，一直以為“自己是純種漢人”的事例同樣不乏其數。《廣西日報》1952年12月3日內收文章即有“我本是壯人，但卻不知，一直以漢人自居，反過來還歧視少數民族”之語。甚至與黃現璠同樣出生於扶綏縣的著名作家陸地，也長期以為自己是漢人（參見“參考文獻”）。新中國成立前，與黃氏共事於廣西大學多年的鄭建宣、趙佩瑩一直沒有公開自己的壯族成份。新中國成立後的60年代，趙佩瑩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前，領導勸他將檔案中一直記載的漢族民族成份改為壯族，以利於上級審批當選，他始“認祖歸宗”為“壯族”（據筆者調查）。當然，鄭氏和趙氏有可能是會說壯話的“新漢人”後裔，而非壯族血統一脈相承的真正“土著壯人”
[9]黃現璠撰《黔桂邊區考察記》 ， 《 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10]《廣西僮族簡史》一書中著重敘述了太平天國運動和民國時期的“民主革命活動”中漢人與壯人團結一致共同鬥爭的事跡。
[11]“反右運動”期間對黃現璠批判時強加的莫須有罪證之一，就是批判者蓄意掩蓋他的“階級對立論”，把他所說的歷史上漢族統治階級對壯族的殘酷壓迫篡改為漢族對壯族的長期壓迫，從而曲解為“民族對立”（《廣西日披》1957年9月1日）。關於“對立”問題，事實上，黃氏已相當注意到時代的變化和政治氣候，因而話說得十分含蓄，但在批判者的眼中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在鳴放期間於各種會議上發言：壯族子弟進入大學就學後應該與漢族學生分開學習；壯人應該通過接受教育來提高本民族的整體文化水平，從而爭取獲得真正的政治解放等等，反右時皆遭受到嚴厲批判（《廣西日報》1957年7月8月）。或許黃氏這類發言的背景潛藏著壯族尚未獲得政治解放的意識。特別是對黃氏所說的：“中央政府對桂西壯族自治州的自治權力落實從不關心”所進行的批判（《廣西日報》1957年9月4日）。有可能是出於黃氏任桂西壯族自治州委員時耳聞目睹到的既無財權又無自主權的圖有虛名的事實。這些批判顯然屬“針小棒大”式的政治批判，但是，批判者們卻火上加油地將黃氏置於了蒙冤二十年的悲慘境遇。
[12]“反右運動”中，批判者撿舉揭發說：“黃現璠把壯族各家無廁所，壯人不經商，不種蔬菜等等當作壯族的特點之一”，他們認為這是對壯族人民的侮辱而加以了大力批判（《廣西日報》1957年9月2日）。實際上，黃氏所說完全屬於歷史上的客觀事實。相反，則反映出批判者們對壯族社會的歷史狀況是如何的一無所知。
[13]日本民族學界眾所周知，河原正博解明了土官系譜真偽的問題（參見“參考文獻”）。河原論文在中國首次得以介紹始於1989年。
[14]除此之外，黃氏於《廣西僮族簡史》書中還就歷史上的教育問題簡略言及了舉人的人數、書院、府縣學等。這些內容應屬地方志問世以來的傳統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