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庫茲涅佐夫冤案1945年1月，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被選為列寧格勒州委和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這是對他在保衛列寧格勒，粉碎敵人封鎖，戰勝敵人中所做的貢獻的承認。四年後，他因“列寧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庫茲涅佐夫一家最艱難的幾個月里，舅舅西馬從列寧格勒回到莫斯科，帶來了一種很流行的遊戲“傑金斯”。全家坐在餐桌前，分成兩隊：一隊把手伸開放在桌上，另一隊要猜出在誰的哪只手中有硬幣或紙片。另一隊隊長按順序注視遊戲參加者的目光象施催眠術一樣，然後大聲喊道：“拿下了！”手都舉了起來。紙片（或者硬幣）沒有了。於是大家都開心地笑了起來。隊長又叫道：“拿下了！”
就這樣，一切再重新開始。
這家人並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在這幾個月，另一些人在另一張桌子前玩著另一種並不是這樣無害的遊戲。
事件過程
1949年2月15日，聯共（布）中央書記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和往常一樣來到辦公室，他發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有份檔案。這份檔案宣布他已被解除所承擔的職務。
同一天，2月15日，庫茲涅佐夫在列寧格勒的接班人，州委和市委第一書記彼得·謝爾蓋耶維奇·波普科夫被召到莫斯科參加政治局會議，他回來後心情沮喪，精神恍惚。
同一天，2月15日，庫茲涅佐夫一家預定要進行慶祝活動。活動沒有取消。節日的桌子已經擺好。原來庫茲涅佐夫的大女兒阿拉要嫁給米高揚的兒子謝爾戈。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回來了。他看上去象往常一樣愉快，充滿精力，神態端莊。
庫茲涅佐夫冤案沒有感到發生不幸事件。第二天依舊沒有感到發生不幸事件。客人走了以後，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妻子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把孩子們叫到一起，輕輕地說：“孩子們，你們的爸爸被撤職了。當然，一切都會弄清楚的……”
即使後來的兩個月里，也沒有讓孩子們感受到這一不幸事件。
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開始讀很多書。他是否想像得出在列寧格勒那裡所發生的事？從他的眼裡可以看到：他在衡量著，對比著，思考著。他依舊充滿信心，精神集中。或許他只不過裝出樣子讓那些在這些日子監視他的人相信：庫茲涅佐夫充滿信心，毫不畏懼，因此，他感到自己在黨和人民面前是無辜的。
2月21日（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生日的第二天），黨內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里安諾奇·馬林科夫來到列寧格勒。22日，馬林科夫在州委和市委聯席會議上宣布了中央委員阿。亞·庫茲涅佐夫，候補中央委員M·N·羅季奧諾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和N·C·波普科夫的反黨活動。
2月25日，雅羅斯拉夫州委第一書記約瑟夫·米哈伊洛維奇·圖爾柯（原先在列寧格勒工作）從黨的代表會議主席團被直接叫到中央聽候命令……馬林科夫從桌後向圖爾柯走過來，背著手，說：“別跟黨中央耍花招，您說，你們有沒有一個小集團？……”
3月，又撤換了一個列寧格勒人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院士，把他趕出了政治局。並解除了他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和國家計委主席的職務。
六個月，從2月15日到8月13日——就象六個小時一樣。庫茲涅佐夫的女兒加林娜·阿列克謝耶芙娜就講了六小時。
不久，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被叫到中央。那是3月份，……不，也許更晚些時候。3月8日那天，孩子被允許到她們的女子學校去參加晚會（幾個孩子當時分別不同的學校上學）。加莉婭也準備去。媽媽謹慎地問：“也許，還是不去好？”加莉婭很驚奇；“為什麼？！”庫茲涅佐夫一家對不幸事件的感覺是逐漸增強的。爸被送到了佩爾胡什科沃。他回到家時很高興，並開始整理西：“我的願望實現了，我將去學習！……”
全家人坐計程車去看他。還記得：爸爸住在二樓一間窄得象四室的房間裡，裡面有一張鐵床。還記得：那時在那裡學習的人不知為什麼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將軍。他們十分稱讚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說他會玩複雜的遊戲。
加林娜·阿列克謝耶芙娜說，只是到後來才明白，差不多所有的學員都是被逮捕的人。7月31日，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貝利亞的右手）向史達林匯報說，2月份被解除列寧格勒市委第二書記職務的卡普斯京是個英國間諜。證據呢？遠在30年代，當時卡普斯京是基洛夫工廠的工長，曾到英國學習蒸氣渦輪機的生產技術。
8月10日，加莉婭乘計程車到佩爾胡什科沃去接父親：在那裡的學習已經結束了。爸爸禁不住高興地說：“孩子們，我沒有使你們失望！我沒有得一個‘4分’！”他滿意地給我們看發給他的軍人隨身攜帶的裝具。就是說這不是遊戲？那么一切都真的弄清楚了？
亞當·奧西波維奇·卡爾舍尼克，1904年入黨的聯共（布）黨員，在介紹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入黨時，曾指出他的性格容不得半點含糊不清。只是在經過許多年以後，通過自己的悲慘的遭遇才能看出：他的這種性格如同種子一樣，既萌發了他的力量，也意味著他的毀滅。
8月中旬，大概不僅是結束了在佩爾胡什科沃的學習。13日，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已帶著年幼的孩子們在莫斯科散步。但這看起來就象後來西馬舅舅所描述的那樣：庫茲涅佐夫同孩子們在前面走著，笑著。幾步遠的地方自顧自地跟著兩個暗探中的一個。他們回到家裡吃午飯，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去洗手時，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小聲告訴他：“列紐什卡給你打過電話……”（她指的是當時在中央檢察委員會工作的那個人）。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走出浴室，臉色明顯地變了。他很快地收拾了一下東西，在過道里吻了妻子和孩子。大門關上了。
他從街上揮著手，微笑著。看來，一切都完了？一家人擺好了桌子，等待著他的回來。媽媽重複說著，象在念咒：“沒什麼，孩子們，沒什麼，一切都會弄清楚的”。傍晚時，有一輛奇怪的汽車停在窗下。天還挺亮，所以能夠看清楚，從車裡走出幾個穿黑制眼、戴黑禮帽的男人。於是就有人按他們家的門鈴。於是他們家的大門被完全打開。第一個進來的人（也就是最重要的人？）在門檻上就問：
——信在哪兒？！
我們同加林娜·阿列克謝耶芙娜坐在鋪著白桌布的餐桌前。這當然是另一張桌子。不在他們原先的住宅。我們看著照片：“這是爸爸在博羅維契。他14歲時進入他父親工作的鋸木廠……這是他任共青團縣委書記……這是他同媽媽在一起，新婚夫婦，他們有了阿拉……後來在盧加任共青團州委書記……您知道他幾歲被選為列寧格勒市委第二書記？33歲！……”多么光輝的經歷，快速的升遷，所有這一切都記錄在這兩本像冊中。記錄在母親的兄弟西馬舅舅的兩本戰時筆記本中（謝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維奇·沃伊諾夫在列寧格勒被困時是當時列寧格勒戰線軍事委員會委員庫茲涅夫佐的軍事辦事員——當時有這樣的職務）。
在像冊旁邊，有爸爸、媽媽被捕後和搜查後留給家裡的厚厚一包登錄單和文據。還有幾封信——全部檔案材料就這些。是爸爸寫的信？不是，爸爸沒有權利寫信。是媽媽寫的信，從弗拉基米爾來的，從原先沙皇時期的苦役監獄裡來的信。爸爸被捕以後留下的只有登錄單。在搜查時，他的所有檔案全被撕毀。甚至連裝過“黑塞哥維那花神”牌捲菸的盒子也給撕了。這個盒子是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從1940年起保存的。他在上面簽了名並親自送給庫茲涅佐娃作為禮物。那么那封信哪？史達林的信呢？
那封信這裡沒有……
我翻看了謝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維奇·沃伊諾夫的筆記本。聽了加林娜·阿列克謝耶芙娜的敘述。我掌握了“列寧格勒案件”的第一層次。這個層次是用白線縫成的，而且縫得有點技巧。沃伊諾夫也經歷了那個案件。他描述了這種遊戲通常都有哪些規則：“應該使懷疑對象感到被拋棄了。對他來說，機關里，工廠里的氣氛都變了。被列入名單者感到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給他製造工作中的麻煩……，但卻猜不出真正的原因。他開始變得神經過敏，不再實事求是，從而自己出現失誤……我被列人這樣的人的名單中，對他們可以不擇手段地予以詆毀。我被列人那些在法庭面前受辱的人的行列，那些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或酒鬼、精神不穩定分子、道德墮落分子的行列。名單中也包括那些落人圈套而違紀的人，他們不僅受到誹謗，而且還要在法律和人面前負責”。
就是說事情不是簡單地帶走或抓起來就完。“案件”準備得很詳細，要很長時間，有時甚至要幾年。對庫茲涅佐夫的“準備工作”至少有一年半。沃伊諾夫甚至認為“列寧格勒案件”根子在1941年列寧格勒被圍困時就種下了……，而它表面上開始的時間是1949年1月。
1948年12月，舉行了列寧格勒州和市的黨代會。會上宣布，會議一致通過了州委和市委書記的改選。很快有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莫斯科。計票委員會委員發現：“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巴達耶夫的名字在很多選票中被勾掉了”。的確是這樣：“未來的英國間諜”卡普斯京被劃得最多，有15票反對。是什麼造成偽造的選票呢？是選舉人的獨立意願破壞了理想的結果？或者是同樣的圈套在起作用？只要看一下就夠了，是誰需要哪伯只暗示一下：降低革命搖籃（按：指列寧格勒——譯者）的威信意味著什麼？只稍晚些時候就把剛炮製出來的事實供大家欣賞了……
不，我們不去斷言事情就是這樣。誰是偽造者，他的動機是什麼？——現在很難搞清楚。至少，表決這件事成了有充分根據的藉口。早已調試好的（鎮壓）機器這就轉了第一圈。第二圈是：1949年1月，在列寧格勒舉辦了全俄批發交易會。各加盟共和國都參加了這個交易會。這不成了全蘇性的交易會了嗎？這得到中央機關批准了嗎？沒有。由此可見，應把這看作是揮霍浪費的事實，而且還應看作更為嚴重的事實：搞小集團，與中央委員會對抗。第三圈是：N·C·波普科夫是一個根本沒有工作經驗的黨的工作者，到了負責崗位上，大概和庫茲涅佐夫一樣，也要接受改造，但結果卻不一樣。我在沃伊諾夫的日記中讀到：“1949年1月前不久……我見到了波普科夫。地點在斯莫爾尼宮。在我十分熟悉的庫茲涅佐夫原先的辦公室里。波普科夫的樣子令我十分吃驚，在基洛夫和庫茲涅佐夫使用過的辦公桌的後面坐著的是一個病人。特別使我吃驚的是他那雙轉來轉去的眼睛和一個張皇失措的人所有的可憐的、祈求寬恕的微笑。”彼得·謝爾蓋耶維奇在這種狀態下對誰說了些什麼，他自己是否還能記得？至少，人們從他的講話和談話中誘取了第三個事實：仿佛是庫茲涅佐夫和波普科夫“醞釀出建立俄國共產黨的思想”。
根據這樣三個事實，第一局已經贏得了，現在該第二局了：偵察。參加遊戲的人——不大不小——是國家安全部長的官銜。偵察是怎樣進行的呢？既然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客觀地檢查這種偵察，它又能怎樣地進行呢？如果在成文法律之上起作用的是這樣一些鐵的規則：只要被告人承認——就是鐵證，主要的是——偵察人員從內心認為對人民的敵人不能象對待黨的同志那樣，它還能有什麼結果呢？……
僅僅是受到懷疑的圖爾科，偵察人員對他又是恫嚇，又是利誘，大喊大叫說：“假如你不承認，就是同中央對抗……”。讓我們來想一想，這樣就沒有受懷疑的人了。因為你只要承認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根據這個原則，你預先就注定有罪。結果是：被判處極刑的有：A·A·庫茲涅佐夫，H·A·沃茲涅先斯基，M·N·羅季奧諾夫，N·C·波普科夫，R·O·卡普斯京。稍後在列寧格勒還有：州委第二書記F·O·巴達耶夫，州執委會主席N·C·哈里托諾夫，國家安全部駐列寧格勒全權代表N·H·庫巴特金，市委書記N·H·萊溫……全國各地的列寧格勒人：俄羅斯聯邦國家計委主席M·B·巴索夫，摩爾曼斯克州委第二書記A·N韋爾比茨基，克里米亞州委第一書記H·B·索洛維約夫……全部因“列寧格勒案件”遭到鎮壓的共200多人。三年之內有二千多領導人因此案而被撤職。鎮壓機器開足馬力，把剩下的得到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承認的神聖公理踐踏無遺。遭到踐踏的，在無罪推定原則後，接著是法律工作者的第一條戒律，“法律不具有回溯效力”。問題是，庫茲涅佐夫和其他被處決的人是在國內已經取消死刑的時候被捕的。根據上述文明準則，他們應按被捕時有效的法律進行審判。但是……，恢復了死刑，並被處決了。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巴佐夫斯基，現任蘇聯部長會議國家關稅監督總局局長，當時是列寧格勒一個區的共青團區委書記，告訴我說，很多共青團書記由於對青年的“錯誤教育”而被撤職，可他們剛在不久前卻因對青年進行卓有成效的共產主義教育而得過獎章……從弗·尼·巴佐夫斯基那裡我第一次知道，庫茲涅佐夫被選上中央書記後“負責幹部工作”。在庫茲涅佐夫之前由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里阿諾維奇親自管（其中也包括貝利亞的部門）。他現在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換句話說，好像庫茲涅佐夫在“幹部工作方面”排擠了馬林科夫……
庫茲涅佐夫知道並看到了這一點。不可能不知道和看不到。可是據圖爾科回憶，庫茲涅佐夫成為中央書記並主管幹部工作後，沒有特別關心自身的安全，……他批評了馬林科夫。而且不是在關閉的屋子裡批評的（僅僅這樣，就足夠構成危險了），而是公開地進行批評，就象現在所說的“公開性原則”。不僅如此，據巴佐夫斯基的回憶，庫茲涅佐夫開始認真地注意起阿巴庫莫夫的部門。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難道他就這樣天真？
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被捕後，過了一段時間。在1949年秋天，國家安全部為他準備了一份材料。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哪怕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一下已經形成的這種荒唐局面。另一方面，大概出現了一種可能性，不僅去“審查”一下庫茲涅佐夫一家，而且去“審查”米高揚一家。謝爾戈·阿納斯塔索維奇說：秋天，父親有一次讓他在桌子對面坐下。父親十分清楚他們的談話有可能被人偷聽。他帶著一副冷峻的面容開始宣讀仿佛是庫茲涅佐夫向偵察人員交待的所謂供詞……
“供詞”中既沒有談到恐怖活動，也沒有談到“受僱於”某一外國間諜機關——就象1937年的案件中常有的那樣。有的是在當時最嚴重的“供詞”：“我們不喜歡史達林……”當時謝爾戈問父親：這是否有可能是偵察人員臆造出來的呢？父親用平靜的語調解釋說，不可能，在每一頁上都有簽名。此外，還有一些說法，偵察人員大概不會使用的。父親說得很肯定，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猜出，他自己也未必相信這些。兒子說：好吧，即使這樣，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也只是公開說出的想法——事實在哪兒呢？一定會證明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無辜的！對這個看法，父親自然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詫異地揚揚眉頭。這樣，兒子就明白了。審判決定原則上已經定了。父親又補充說：我不能禁止你去庫茲涅佐夫家。（兒子想，這還用說，我就聽你的！）但是，在同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談話時要謹慎……。謝爾戈開始只把這當作勸告——不要時時提到她丈夫，以免使她受到創傷。只有當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被捕時，他才意識到：也許父親在那時就已經知道這事。我聽著謝爾戈·阿納斯塔索維奇的這些話，根直率地問：
——他為什麼在房間裡談起這事？為什麼不選擇一個更合適的地方？比如在花園，那裡可以把一切談得更詳細！
——請想想他當時的處境，——謝爾戈·阿納斯塔索維奇憂鬱地笑著說，——我當時是一個大學生，19歲，年紀輕，沒有經驗。如果父親把一切他所想的都告訴我，而我在激動時或爭論中又去告訴給別人。他就會因此而使我們大家遭到致命的危險。
看來，比較理智的辦法，就是在有人能夠偷聽到的地方講話……這件事很好地再現了當時的環境、氣氛和人們的（甚至是國家高級幹部）所處的狀態。我們很難想像，人的最普通的內心活動具有怎樣的價值。有人告訴我，在謝爾戈與阿拉結婚前夕，卡岡諾維奇對米高揚說：你在乾什麼？那兒的事已經全都決定了。
但是，婚禮並沒有取消。
當逮捕和處決開始以後，在特別保育院裡有許多被迫害的人的子女。庫茲涅佐夫的兒子被藏在米高揚的別墅里。在逮捕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時，沒有動她的孩子。據說這是因為米高揚向史達林求了情……我思考著這一切。我覺得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本人的行為最難於置信。他為什麼會這樣？如何解釋？為了理解這一切，應當深入地看看他的內心的經歷。
1941年6月22日，日丹諾夫在南方休假。為列寧格勒命運負責的全部重擔都落到了36歲的市委第二書記的肩上。隨後就是修築防禦工事和保障人民生活，組織民兵和選拔軍事幹部，組織游擊隊和領導前線和海軍的政治部——庫茲涅佐夫每天都要做這些工作。
而史達林採取了一個沒有先例的行動。他當著一些親信的面寫了一封親筆信。給誰呢？給市委第二書記！信的內容是：伏羅希洛夫和日丹諾夫累了，神經不安……他們需要好好睡一覺，休息休息……同組織防禦、動員一切力量有關的，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這是對庫茲涅佐夫在當時形勢下真實作用的承認。信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位將軍帶到列寧格勒的，並繞過伏羅希洛夫和日丹諾夫交給了庫茲涅佐夫。自然，很多人都知道有這封信。在當時，這樣的信給人以巨大的權力。這仿佛是一種授權書和保護證書。看來，這裡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這樣的信可離間庫茲涅佐夫和日丹諾夫的關係。而且，要做到這點的藉口是相當多的。在1942年那個折磨人的冬季，日丹諾夫開始生病，庫茲涅佐夫在他的門前設了警衛：當時任何一個列寧格勒人都不應發現領導人的軟弱。庫茲涅佐夫代表日丹諾夫主持市委和州委常務委員會的工作。代表日丹諾夫和史達林通話。史達林明白這種形勢的意義，日丹諾夫也明白。
應該想到，所有這一切沒有逃過貝利亞的部門的注意。它的耳目不會不注意到：領袖像從牆上消失了。列寧格勒人在口頭上和書面上越來越少地提領袖的名字。沃伊諾夫指出：“（對列寧格勒的）飢餓封鎖時期是社會意識中的轉折時期”。
實質上，處於死亡邊緣的這座城市的獨特條件加速了道德淨化和重新思考價值觀的進程。原來以為不可動搖的和不可避免的個人迷信自己消失了。城市明顯地從深層提出了不同的理想，井用這種理想同官方的理想相對抗。當時的一位詩人大聲疾呼一首長詩的題目：“基洛夫和我們在一起！！！”。詩人吉洪諾夫寫道，在那鋼鐵般的日日夜夜，同列寧格勒人在一起的不是史達林，而是基洛夫。
庫茲涅佐夫能不看到這一切嗎？假如看到了，他採取了什麼呢？讓我們想像一下他當時的處境……從觀念上說，在他那種情況下，即使不去支持現狀，也至少要作出不改變現狀的姿態。
但是，不要忘記，他容不得半點含糊不清。也不要忘記另外一點：獨特的圍城環境改變了社會意識，促使人們表現出並增強獨立戰勝一切的堅強性格。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的性格是需要的。需要有能不受權威、上層的意見分歧和力量組合的影響而作出決定的人物（說實在的，只是意見分歧和力量組合才保證權威乃至上層本身得以保存下來）。假如我們沒有忘記這一切，那就會明白一些，為什麼同史達林有直接聯繫的庫茲涅佐夫也和大家一樣。不再提史達林的名字。為什麼不再引用史達林的話。為什麼這個名字在報紙上和在講壇上的正式言論中消失了。為什麼庫茲涅佐夫常引用基洛夫的話。為什麼庫茲涅佐夫一家一直保存著謝爾蓋·米羅諾維奇的照片（史達林對基洛夫的態度即使在當時對很多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大的秘密）。
明白一些了：為什麼，可究竟是為什麼呢？
現在的一些出版物中，在談到個人迷信時期遭受各種迫害的人時，根據至今解釋不清的原因，始終堅持一種說法：他們是專橫枉法的無辜犧牲者。這裡有正確的地方。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如此固執地設法證明這一點，就仿佛他們的無辜程度在二十大以後有了一些減輕似的。我們希望什麼：證明已經證明了的東西？使無法相容的東西硬湊在一起？
大概不是。當然不是！既然這樣，難道還不到該弄清楚的時候：他們究竟在誰的面前是無辜的？在黨和人民面前？是的！那么，在那些專橫枉法的罪犯、冒險家和向上爬的人面前呢？在葉若夫之流、貝利亞之流、阿巴庫莫夫之流面前呢？難道那個時代的悲劇和真理只限於無辜嗎？
要知道，那時確有不信個人迷信的人？誰沒有同個人迷信妥脅？最後，誰進行了反抗？我敢於想像並斷言，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不是無辜的犧牲品。
這樣說，難道“列寧格勒案件”的製造都是對的了？不是，情況要複雜微妙得多。他不是人民的敵人。但根據一切判斷，他也不是一個天真的人，不會順從地去扮演這樣的角色。事件的目擊者和參與者C·N·沃伊諾夫寫道：“為了弄清楚‘列寧格勒案件’的原因，什麼是必須考慮的呢？要知道，這個案件的主要點是：庫茲涅佐夫把自己同中央（應該讀作史達林）‘對立起來’；要求在經濟工作中給各州、各邊疆區更大的自主權；承認俄羅斯聯邦的巨大功績；舉辦重建列寧格勒的成就展覽會；而主要的是：新任命的這位中央書記表現出獨立性，並且認真對待檢查貝利亞主管的部的工作。
那么整個來說，什麼是‘列寧格勒案件’？造成這個案件和其他類似案件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麼？如果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會回答：需要向人民隱瞞1941年我國軍事失敗的真正罪魁，當時德國人象刀子切黃油一樣地浸入我國領土？需要隱瞞農業中過火行為的罪魁，這些過火行為使得農民得不到溫飽，他們的勞動產品的價格比實際成本還低，他們不得不逃離集體農莊？最後，需要隱瞞破壞法紀、專橫枉法的真正罪魁，這些行為造成成千上萬的人無辜犧牲？正因為如此，才製造出‘列寧格勒案件’、‘醫生案件’和其他許多沒有名稱的案件，這些案件可以叫做‘邊疆區案件’‘州案件’，有時甚至可以叫做‘區案件’。……”看來還有一個原因。不僅有轉移讓會注意力，施放“煙幕”，把每次的責任推給無辜者的迫切需要，而且強烈需要使一整代贏得戰爭、變得成熟的軍人“安分守己”。這一代人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贏得了精神力量。這一代人實質上預先決定了二十大的現象。
不過最好一切還是按順序來說……
1946年3月，庫茲涅佐夫被選為聯共（布）中央書記後，卻打破常規，沒有兼任列寧格勒市委和州委第一書記，就象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日丹諾夫當時那樣。這一點，本應該使庫茲涅佐夫有所察覺（據知情人證明，庫茲涅佐夫接受這項決定時並不高興）。還有一個細微的差別，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即沒有中央機關工作經驗的庫茲涅佐夫卻被立即派去處理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的幹部。
這是第二個令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吃驚的事實（第一個事實是史達林給“圍城時”的庫茲涅佐夫的信）。第三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史達林在里扎湖休息時，有一天，他突然向周圍的人談心。他好像十分坦率地說：我老了，我在考慮接班人。部長會議主席最合適的接班人是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總書記最合適的接班人是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怎么樣，同志們，不反對吧。據說，沒有人反對。但是，任何一個得知這一聳人聽聞的構想的人都會立刻猜想到它的第二個方面：這個不吐露心機的人決定公開討論接班人問題絕不是一樁簡單的想法。如果認真地想一想，就會看到被提拔的兩個人實際上是真正最合適的人選。正因為如此，他們就成為這樣一些人最危險的競爭者，而史達林就是故意要大聲說給這些人聽的。結果可想而知。但是，是不是這種預兆反而使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更加堅定了？
庫茲涅佐夫在得到這些暗中的警告後，並沒有變得更謹慎些。他沒有改變原來的習慣，甚至都沒想改一改那種獨立的性格。不僅如此，實際上他還反對當時公認的個人迷信的那一套準則。他在戰後的發言中不提史達林的名字。和過去一樣，經常引用的是基洛夫的話。戰後他常常公開去訪問謝爾蓋·米羅諾維奇的身患重病的遺孀（這是同一位因失去丈夫而精神失常的婦女的不輕鬆的會面）。他好像示威似同特派員見面，布置他們出差。有一次，在主持書記處會議時，他革除了一個因在兵營偷竊而被揭發的將軍的職務。
他被認為是一個標新立異的人。所有的人，只要想看，都可以用肉眼看清楚，莫斯科出了一個真正的塞洛夫式的人物！而且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啊！列寧格勒被圍困時期時期人領導人，上過前線，勝利啊。他在繼續加強自己的聲望。
這是什麼聲望啊！他作為監察主持了國家安全部門工作人員的會議。在會上批評了這些人（！），向他們（！）提出了任務。一位目擊者的印象是，這次會議無異于晴天霹靂。
終於，發生了最後一擊。那個時候很時興在夜裡和星期天工作。庫茲涅佐夫命令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星期天把審訊材料送到他的別墅去。阿巴庫莫夫給他送去好幾袋案件材料。這是些什麼案件呢！都是“人民敵人”的案件。其中包括1937年的案件。據說，庫茲涅佐夫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弄清楚基洛夫被害的那段糾纏不清的歷史。
這是在強調自己的獨立性？是哪怕為了自己想把一切搞個水落石出？或者是，他已經開始了戰鬥？……
他沒有來得及。他的對手，他的敵人先下手了。
他在門口吻別妻子和孩子（這倒不是表示永別。他們分別時一直都這樣），在離開家門之前，他說：“去買點冰激凌，擺好桌子，我回來吃午飯……”
他沒有回來吃午飯。他再也沒有回家……。“根據逮捕證逮捕了阿·亞·庫茲涅佐夫。1905年生……”。當讓庫茲涅佐夫的家人在逮捕登錄單上籤字時，加莉婭第一次看到“逮捕”兩字，臉色變得慘白。媽媽示威似地沒看一眼就簽了字：“對搜查被捕者和其他在場的人（具體說明了是誰）沒有提出控告。”沒有地方可以去控告，又去控告誰呢？形式上都是對的。登錄得極其詳盡：“沒收下列物品，送到蘇聯國家安全部：
列寧勳章2枚；
紅旗勳章1枚；
庫圖佐夫一級勳章一枚；
庫圖佐失二級勳章一枚；
衛國戰爭一級勳章一枚；
保衛列寧格勒獎章一枚；
衛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一枚；
……
將軍肩章7對；
男式鉻鞣革皮靴一雙；
……牙膏一盒；
牙刷一柄。”
這張令人難受的清單里包含著可怕的東西。這不是簡單地把人抓起來，而是要把他存在的痕跡統統消滅掉。把他在生活中，在地球上生存過的表記徹底消滅。
審訊的時候，庫茲涅佐夫沒有認錯，也沒有請求寬恕。他離去時可以感到自己是一個勝利者。據目擊者證明，庫茲涅佐夫在最後的話中說：“我過去是布爾什維克，現在仍然是。不管判我什麼罪，歷史將證明我們無罪。”……
後來……，後來，加莉婭·阿列克謝耶芙娜用平穩的語調說，他們又帶走了媽媽。這次搜查是更加帶有侮辱性的；甚至連孩子的東西都翻遍了。孩子們只剩下與癱瘓了的祖母在一起了。她們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活下來的，這已是另一段故事。她們到處尋找，寫信，奔走，根據登錄單上的地址（“要打聽任何事情可掉下列地址……庫茲涅茨大橋，24號，走院子裡的門”）。最後，媽媽來了一封信，接著第二封、第三封……，信中一句話也沒提她的情況。史達林死了。貝利亞被捕。
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曾二次問阿拉，媽媽回來了沒有？1954年2月10日夜裡，媽媽回來了。體重只有48公斤，臉色蒼白，走路搖搖晃晃，加莉婭給米高揚家打電話。阿拉跑著回家。到了門口，阿拉才向加莉婭坦白說出；“我們的父親犧牲了，別告訴媽媽！”什麼時候？在哪兒犧牲的？加莉婭想去尋找。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勸道：“如果你不想損害健康，就別去做這事。你也無法找到他。”
媽媽在二十大以後才開始講自己的事，講了……她一開始怎樣被單獨關在囚室里，帶著手銬腳鐐。
後來，又怎樣同加莉娜·謝列布里亞科娃和葡季婭·魯斯拉諾娃關在一個四室里。她們可以得到哪怕很小的包裹，她們儘量用融化乾酪幫助她維持生命力。後來，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兩人的妻子被叫了出去。她們出來時不知道自己已不是妻子了，而都成了寡婦……。她們被告知，她們已經獲釋了。當然，開始時她們把這當成是值班看守對她們的嘲弄，但還是開始收拾東西。
雖然，監獄裡的人是各種各樣的。有一個偵查員在審訊時對她狂吼著，幹了他必須要乾的一切，然後把收音機的音量放到最大，對她說：“季娜伊達·德米特里耶芙娜I我不相信問你的那些事！”還有一個監獄監視人，很多年以後有一次他高興地從無軌電車上下來向她奔來。她想停下來，同他談談話。但沒有談成就走了。只打了聲招呼。
關於她丈夫，她總是象念咒似地重複著說：“我沒有安葬列組什卡，沒有”，或者，“我總覺得上面給了他一項重大的任務……這就是說什麼時候門鈴會響的。他會回來的。……”
當史達林死的時候，加莉婭哽噎著大聲痛哭著。有人對她說：你哭什麼？瞧吧，現在一切都會弄清楚了！事實確是這樣。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把他們叫到別墅，告訴他們說：你們的父親根本不是什麼人民的敵人，這你們知道！
就這樣一切都弄清楚了。
過了一段時間，庫茲涅佐夫被正式恢復了名譽。在莫斯科戈拉諾夫斯基大街，在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最後幾年生活過的地方建立了他的紀念牌。
加莉婭·阿列克謝耶芙娜手裡握著那些登錄單。上面是黑色的數字，他父親的逮捕證號碼：1075。我感到，她此時想到的還有1O75這個號碼以前和以後的人們。
還記得在那一封著名的信中的最後一句話。萬能的智慧，可否知道，他說出了一個多么鋒利而真實的想法？那雙無情的手開始玩弄下一輪遊戲了，她是否感受到，它製造了多少痛苦的預言。這些預言就象1075這個數字，永遠嵌在、刻在這一家人的記憶中。
史達林在信中親筆寫下這最後一句話：“阿列克謝，祖國不會忘記你！”記憶中的這一痕跡、歷史上的這一證明，是無法消除的，也不該被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