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制度
度牒制度始於何時，具體年代雖難以確定，但因度牒發放與僧籍登記有關，而南北朝已有嚴格的僧籍管理，故它的出現應在隋唐之前。
歷史沿革
據記載，北魏時僧人赴各地求學教化，按規定須持有各地方政府的證明文書。孝文帝延興二年(472)的詔書說：“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釋老志》，《魏書》卷一一四)這裡所謂“文移”、“印牒”，雖是僧徒的臨時性證明檔案，但已具有度牒的實際效用。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又有關於納賄賣度的記載：“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唐中宗景龍二年，《資治通鑑》卷二○九)這是唐代度牒買賣的較早記載，在這裡，僧籍和官職同為人們追求的對象，只是所費較少。
唐代的度牒稱為“祠部牒”，因為自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起，僧尼歸隸於祠部掌管，故有此稱呼(參見《大宋僧史略》卷中)。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不久兩京相繼陷落，形勢危急。朝廷接受裴冕的建議，“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新唐書·裴冕傳》，參見《裴冕傳》，《舊唐書》卷一一三)，乃於“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百)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傳》)此舉效果很好。據正史所載：“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食貨志》上，《舊唐書》卷四八)據僧史所載，則鬻牒之功主要當歸神會：“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為賊所戮，群議乃請會主其壇度。於時寺宇宮觀，鞠為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神會傳》，《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後來在佛教界地位的迅速上升，與此有密切關係。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僧尼考試制度與度牒發售制度並行，規定凡能誦經五紙者準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度(《釋氏通鑑》卷九)。中唐以後，也有地方節度使自行賣牒以取厚利的。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為邀厚利，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僧，“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李德裕傳》，《舊唐書》卷一七四)。這一現象表明，唐代已經開始了度牒的商品化。所以，宋代度牒買賣的盛行便不足為奇了。
政府根據正常途徑發放的度牒，一般控制較嚴，如德宗建中三年(782)敕令：“天下僧尼，身死、還俗者，當日仰三綱於本縣陳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並符誥同送者注毀。其京城即於祠部陳牒納告。”(《僧史略》卷中)可以買賣的空名度牒，不記姓名等內容，但它同樣具有免除賦稅徭役的效用。中唐以後度牒買賣的發展，說明以下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政府財政日趨困難，需要另謀財路；二是由於租賦徭役加重，迫使更多的人規避徭役。宰相李德裕說：“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人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李德裕傳》，《舊唐書》卷一七四)這說明他已看到了問題的實質。這種情況至宋代便有進一步的發展趨勢。
宋代度僧繼承隋唐舊習，即在出家後，先於寺院內作童行，登籍於祠部。然後經過考試，由地方具名呈報祠部，合格者由祠部發給度牒，由僧尼本人收執。再至戒壇受具足戒，然後由祠部發給戒牒為驗。宋代度僧之數由政府嚴格控制，每年的定額根據各州現有僧尼數字確定。如開寶(968-976)中，令僧尼百人許度一人，考試以讀經三百紙為及格。至道元年(995)規定，以現有僧尼數每三百人許度一人，考試以念經百紙或讀經五百紙為及格。可見，早期對僧尼的要求較嚴，而度牒的發放也有嚴格控制。
除了試經度僧，另有特恩度僧。特恩度僧，指在皇帝誕辰節或其他重大節日，由朝廷敕令，破例度僧，以表示功德。這在唐宋也都通行。
宋代通過試經而發放度牒的制度相當詳密，度牒的製造、頒發、拘收等，都有具體規定。
按宋初有關規定，凡考試不及格而濫予剃度的，有關人等須接受處罰。僧尼去世或還俗，應將度牒交還祠部。私度及買偽濫文書為僧者，也要受到重罰。如太宗至道元年(995)規定，凡因僧尼考試不及格而予度牒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干係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決配。私度及買偽濫文書為僧者，所在官司點檢，並許人告發。
但在實施過程中，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主要表現為度牒買賣的泛濫。
度僧既有限額，且須考試，而私度又獲罪罰，於是朝廷依唐代之制，直接出賣空名度牒，使之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對於名僧，朝廷為示褒獎，往往賜以紫衣、師號。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時，宋代還公開出賣空名紫衣牒以及師號。
政府出賣度牒最初只是用於籌款賑濟。如英宗治平四年(1067)，給陝西轉運使僧牒，令糴谷賑霜旱州縣(《英宗本紀》，《宋史》卷十三)。神宗熙寧元年(1068)，廣南東路轉運使王靖乞請祠部給度牒，付經略司出賣，以雇民工築城，詔給五百道(《宋會要輯稿·方城九》)。神宗熙寧七年(1074)，“賜環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振漢番饑民”(《神宗本紀》，《宋史》卷十五)。哲宗元祜四年(1089)，蘇軾守杭州，大旱，飢疫並作，奏請賜度僧牒以易米，以賑饑民；並請得百道度牒，以募役開浚西湖，築長堤。
其後，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錢，也可以用於各類工程修建、水利運輸，以及茶鹽資本等方面，同時還可以用作朝廷賞賜、宮中消費等。如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給度僧牒、紫衣牒千道為營造費，建景霄西官，以安置神宗、哲宗的神位。宋王朝積貧積弱，內憂外患，通過大量出售空名度牒，更重要的是應付邊防軍費、籌集軍餉、軍士裝備等方面的急需。如高宗建炎三年(1129)，賜張浚度僧牒一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中興聖政》)。紹興十一年(1141)，張浚進鬻田及出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以助軍用(《高宗本紀》，《宋史》卷二九)。
有宋一代始終視出售度牒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徑，乃至當鈔票(“會子”、“交子”)貶值時，也採用以度牒作價的方式收回，使度牒直接成為貨幣，投入流通領域；南宋時戶部還專門設立買賣度牒的市場。度牒儼然成為了一種特殊商品。如嘉定二年(1209)，“詔封樁庫撥金一十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貫)，官告綾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湊成二千餘萬，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食貨志》下三，《宋史》卷一八一)。度牒有自己的標價，不再是出家人的證明檔案了。
度牒買賣的盛行，為豪富之家從中漁利提供了方便。崇寧五年(1106)三月，為川峽和買度牒，詔曰：“交子、度牒充折買價，致細民難以分擘，貨賣皆被豪右操權，坐邀厚利，民間頗以為擾”。(《宋會要輯稿·食貨志三八》)為巨利所誘，社會上甚至還有專門偽造度牒的。
由於政府大量發放空名度牒，致使課稅戶日益減少，為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時也會喪失免稅的特權。為此，北宋神宗時曾向寺院徵收“助役錢”。南宋偏於一隅，朝廷收入銳減，乃多次詔令取消寺院的免稅特權。如紹興十五年(1145)正月，“初命僧道納免丁錢”(《高宗紀》七，《宋史》卷三十)；乾道七年(1171)二月，“詔寺觀毋免稅役”(《孝宗紀》，《宋史》卷三四)；淳熙五年(1178)正月，“罷特旨免臣僚及寺觀科徭”(《孝宗紀》，《宋史》卷三五)。這樣，即使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稅役。但實際上，這類課稅一般比較輕，而且可以轉嫁於他人，所以人們還是願意投奔寺院；而度牒的發行量不會因此而減少，度牒的價值也不會降低。
據史料記載，度牒發放之數總體上呈上升趨勢。神宗時限定為每年一萬道，至徽宗時則達每年三萬道，至南宋更達每年五、六萬道，而乾道三年(1167)竟達十萬三千餘道。度牒價格，神宗時每道一百三十貫，哲宗時每道一百七十貫，徽宗時每道二百二十貫，孝宗淳熙(1174-1189)年間為每道七百貫，而寧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達一千二百貫。北宋末年，度牒在財政上的重要性，相當於鹽課和商稅。南渡之初，歲入不滿千萬，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萬。度牒出售之數額，甚至可以作為考察地方官吏治績的內容之一。
關於宋代紫衣、師號的買賣。師號的價格，通常依據所賜為二字、四字或六字的區別而確定，字多則價高。有關紫衣、師號的出售和價格，在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版)一書中，有詳細資訊證明。如熙寧四年(1071)十二月，以紫衣、師號各二百五十道充修河費用(《宋會要輯稿·方域一四》)；宣和七年(1125)三月，以度牒、紫衣、師號各二十萬貫充糴米費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紹興四年(1134)九月，賜趙鼎度牒、紫衣、師號二千五百道以充軍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十)；嘉定三年(1210)春，以紫衣、師號帖三百道(每帖一百貫)，充行在會子錢。其價格，如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定四字師號為每道二百貫(《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三》)；建炎三年，定紫衣每道四十五貫、師號每道四十貫(同上)。此外，在宋代，僧職也時而被列入買賣的商品之中。
宋王朝為擺脫財政困境而濫發度牒，其結果卻只能應一時之急，絕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弱局面。事實上，因度牒持有者數目的激增，大量課稅戶口消失，反而進一步導致財政惡化。加上豪富們操縱度牒市場，從中漁利，致使宋王朝經濟日趨疲弊。紹興十一年(1141)，時人指出：“近時糴本，例多拋降度牒、綾紙之屬，漕行之郡，郡行之邑，未免強率子民。今湖南錢荒已甚，若繼之以此，其何以堪！”(《宋會要輯稿·方城八》)而邊患並未因此而得到緩和。岳珂云：“崇寧開邊，用費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尚歲有成數，特京不能守耳。”(《愧郯錄》卷九)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其實際損失不可計量。
度牒買賣對佛教自身也有重大影響。
宋代度僧，在前期原則上有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用以防止偽濫之眾混跡其間。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規定僧滿十八歲、尼滿十五歲方可剃度受戒。翌年，又令天下有竊買祠部為僧者，於一月內自首，違者論罪；少壯及曾作過犯者配軍。天禧二年(1018)，嚴禁刑責奸細惡黨山林亡命，以及賊徒負罪潛竄之輩出家(《宋會要輯稿·道釋》)。若寺觀接納者，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等同受處罰。但隨著度牒的公開出售，漸為各色人等開了方便之門。一些慵惰不良之徒、奸惡不逞之輩，乃至負罪逃匿之眾，得有機會遁跡其間。而度牒的高價，對於普通百姓、善男信女來說，出家反而更加困難。時人指出：“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仆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燕翼貽謀錄》卷三)獲得空名度牒的俗人具有官度的僧侶身份，他們名列僧侶之屬，但可以不住寺院，不持戒律，逍遙自在，或雖住寺院而不持戒律。他們真正的興趣不在精神信仰，而在現世的物質利益。這對嚴肅的佛教教義和寺院戒規，無疑是嚴重的挑戰。
度牒對於僧眾，紫衣、師號對於佛教上層，都是至關重要的身份標誌，它們被作為特殊商品流通於社會領域，這對佛教本身來說，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諷刺。然而，這是歷史事實，而且也為佛教所接受。這一現象告訴我們，宋代佛教正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展開著。高宗紹興六年(1136)，尚書省進言說：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每年參加各州試經的人數不過三四十人，且經業往往不通。其原因就是“給降度牒，許人進納”。理宗嘉熙(1237-1240)年間，中元禪師指出：隨著度牒和紫衣師號的買賣，佛教的各種弊端日益增多。住持之職因貨賄而求取，而“囂頑無賴之徒”也可由貨賄而得入寺。如此言之，“何以整齊風俗？”(《枯崖漫錄》卷三)這些批評都是很中肯的。
度牒制度在宋以後繼續存在，但管理益趨嚴格。明代僧尼依然給牒，但已廢除免於徭役租稅的特權。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規定“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食貨志》，《明史》卷七七)。清代順治帝時雖仍發行度牒，但已純為限制僧尼數量的措施。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終於廢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後，僧、道只以各寺觀所給戒牒為憑而無度牒發放。這一情況說明，佛教在明清時期已極度衰微，而世俗政權對它的控制則充滿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