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序《山歌》
創作年代：明代
作者：馮夢龍
文學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書契以來[1]，代有歌謠，太史所陳[2]，並稱風雅[3]，尚矣[4]。自楚騷唐律[5]，爭妍競暢[6]，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7]，薦紳學士家不道也[8]。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9]，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10]。雖然，桑間、濮上[11]，國風刺之[12]，尼父錄焉[13]，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14]，獨非鄭、衛之遺歟[15]？且今雖季世[16]，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為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17]。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18]，其功於《掛枝兒》等[19]，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
作品注釋
[1]書契：文字。
[2]太史所陳：《禮記.王制》有“天子……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的記載。陳詩，就是將蒐集的民間歌謠呈給天子。
[3]風雅：《詩經》中的“國風”和“大雅”、“小雅”的合稱。
[4]尚：崇尚、推崇。這裡指對歌謠很推崇。
[5]楚騷：楚國屈原《離騷》所創製的騷體詩。唐詩：唐代的律詩。
[6]爭妍（yàn）競暢：爭相比美、競相流傳。
[7]野豎：鄉村少年。矢口：隨口。
[8]薦紳：縉紳。指士大夫有官位的人。
[9]權：這裡指輕重程度。
[10]私情：這裡指男女愛情。
[11]桑間、濮上：《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註：“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桑間、濮上本是河南的地名，因有上述傳說，就成為靡靡之音和淫靡之俗的代稱。
[12]國風刺之：《詩序》認為：《詩經.國風》中收錄《鄭風.溱洧》、《衛風.氓》一類詩是諷刺“淫風大行”。
[13]尼父：孔子，字仲尼。人們尊稱他為尼父。
[14]俚：粗俗。
[15]鄭、衛：《詩經》中“鄭風”和“衛風”。多收錄情歌。
[16]季世：末世。
[17]倘：或者。
[18]發名教之偽藥：揭發封建禮教的虛偽性。
[19]《掛枝兒》：作者編的另一部民歌集。
作品賞析
文章論述了山歌的起源和發展情況，指出了山歌“情真”的特色，並說明編輯《山歌》的目的，就是為了“藉以存真”，“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文章反映了作者對民間歌曲的重視，和對文人詩壇上“假詩文”的批評。
作者簡介
馮夢龍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1574年），卒於1646年。
他生下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年），阮大鉞、王思任（1646年），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在清兵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雄）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於寫歷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採風、修志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
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麟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後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侯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作的。
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盪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於衝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
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衝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等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餬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