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常州學派
簡介
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出現的，以莊存與、莊述祖、莊綬甲、劉逢祿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傳》的今文經學派。由於他們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
常州學派由莊存與為先導，劉逢祿奠基。與吳派、皖派一樣，其涵蓋面不局限於常州府。如曲阜孔廣森、吳縣宋翔鳳、江都凌曙、句容陳立、仁和龔自珍和邵陽魏源等，他們推崇西漢今文經，研究興趣在《春秋公羊傳》，援用常州學派的公羊學理論，也隸屬於常州學派。常州學派有一個明顯特徵，其成員多近親。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莊綬甲、宋翔鳳，他們之間有親戚關係，是血緣的紐帶聯結起來的。
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就時間而言始於乾嘉，盛於道光年間；就性質言，是對當時經學研究一尊東漢古文經，重視訓詁名物，以字解經學風的反撥。就清代學術發展流變來看，常州學者的《公羊》學研究，雖與吳派、皖派乃至稍後的揚州學派在治學上迥異其趣，但其研究漢代今文經學，本質上仍屬於漢學的一部分。因此，從學術流派的角度而論，常州學派是與吳派、皖派並列的以今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術流派。
常州學派的公羊學研究導源於莊存與所著《春秋正辭》，該書據西漢董仲舒、東漢何休的“公羊學”，專力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稍後的孔廣森著《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著《公羊何氏釋例》都是一脈相承地闡抉“微言大義”為宗旨。《春秋公羊傳》是一部傳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從唐代起，被列為儒家經典之一。《公羊傳》對整個《春秋》書法進行了尋繹，它以“大一統”為宗旨，以“尊王攘夷”為著眼點來闡釋《春秋》義理，如莊存與、劉逢祿認為“大一統”，要“以諸夏輔京師，以蠻夷輔諸夏”，才是“天無二日，世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顯然大一統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賞識。《公羊》學“微言大義”的重點是所謂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統”、“張三世”作為解《春秋》微言大義的統貫。劉逢祿認為《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能三統之義，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從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清朝去古雖遠，但只要“繼體守文”，就能深刻理解《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唯有如此，“三代之治未嘗不可復，其亂未嘗不可弭”。這就表明，劉逢祿研究《公羊》，意在“後王有作”。劉逢祿十分重視闡釋《公羊》學以“三世”就為中心的變易理論，他重新梳理和明確了《公羊》學的“統緒”，認為《春秋》三傳中，唯《公羊傳》才得了孔子真傳；漢代董仲舒對《公羊》學的貢獻是“講明而達其用”，東漢何休則有“繼絕辟謬之功”；強調《公羊》學說必須以“張三世，通三統之義經貫之”，否則就會“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這樣的觀點和方法，雖然是依託儒家經典，試圖“復三代之治”，挽救這即將傾危的封建古廈，但預示了一種新的、先進的意識，啟迪和激勵龔自珍和魏源對“三世說”的徹底改鑄。龔自珍將“據亂”、“昇平”、“太平”三世改為“治世”、“衰世”、“亂世”的新三世說；魏源不僅批評孔廣森別創“三科九旨”，還將《公羊》學說的變易觀點，揉合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氣運之說”來概括歷史形勢的大變局。龔自珍與魏源對“三世”說的改鑄，帶有更為直接的“通經致用”思想，對社會政治改良提出新的價值取向。這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所遵循，成為他們理論建設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思想傳統。從王闓運、皮錫瑞、廖平到康有為、譚嗣同直至梁啓超，他們托“公羊改制之義”以倡維新變法，其思想源頭可以直接追溯到龔自珍和魏源。因此，自近代始，儒家經學的研究重點轉向今文經學，主要就是《春秋》公羊學”。
常州學派的今文經研究風格，有別於拘守馬、鄭古文經學的吳派和皖派，而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不拘漢、宋門戶之見，重在“剖析疑義”。如莊存與雖與戴震是同時代人，治學途徑卻截然不同，他“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治《春秋》則主公羊、董子，雖略采左氏、榖梁氏及宋元諸儒之說，而非如何邵公所譏信經任意，反傳違戾也”。又如孔廣森敢于越出古文經的壁壘，認為“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之託?托之《春秋》”。劉逢祿也認定：“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管鑰也。”
二、不拘門戶，兼采漢、宋。清代今文經學起於古文經學之後，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考據學風的影響，甚至是從古文經的營壘中倒戈而出的。莊存與對古文經《周禮》、《毛詩》作“說”，孔廣森受業於皖派大師戴震、陳立作《公羊義疏》，沿襲漢唐以來註疏的體式，其內容包含：版本的異同，文字的校勘，語詞的音義；更多的是援據各種經、傳，甚至將《左傳》杜預注，《毅梁》范於注，與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並列。又如劉逢祿運用考據方法考證出《春秋》是太史公所據舊名，冒名的《春秋左氏傳》仍是東漢以後的以訛傳訛，而其作俑者實為劉欲。莊述祖博考三代、秦漢韻文以明許學，也沒有完全放棄漢學，而是同漢學有著若明若暗的聯繫。龔自珍是皖派大師段玉裁的外孫，也曾研究過漢學。常州學派的上述治學特徵，亦為近代今文經研究者所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