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布萊爾此外，布萊爾所進行的國內政治制度改革也引人注目，其中突出的有實現蘇格蘭和威爾斯的地方自治，使其擁有自主財政權利，以及取消上院的世襲貴族議員等。為解決北愛爾蘭問題，布萊爾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北愛和平進程歷經曲折，終於在布萊爾宣布辭去工黨領袖職位之前一刻取得重大進展，長期發生衝突和相互製造流血事件的天主教和新教徒兩派勢力，首次在北愛爾蘭地方議會坐下來，和平共商政事，這或多或少令任期未滿而中途離去的布萊爾少一些黯然神傷，多一些溫暖安慰。
“布萊爾主義”落實在英國外交政策方面，特別是在對伊拉克的政策上，則為布萊爾帶來了執政災難。事實上,布萊爾追隨美國的對外政策極不得人心，導致其民眾支持度急劇下降。布萊爾在2003年採取完全不同於歐盟其他大國的策略，緊跟美對伊拉克戰爭政策的步伐，支持美對伊開戰並出兵伊拉克，是極大的政治冒險，並為此付出慘重代價，他本人和工黨政府在民眾中的聲望受到嚴重打擊。2005年又發生“7.7”倫敦恐怖爆炸襲擊事件，各黨派和媒體普遍將之歸咎於布萊爾對美國的亦步亦趨，招至恐怖分子的報復。2005年布萊爾第三次當選首相但工黨沒能保持住前兩屆的議會優勢，06年、07年的地方議會選舉工黨均失去眾多席位，也主要歸因於此。去年7月中旬，以黎衝突之後，布萊爾又同美國總統布希站在了一起，露骨偏袒以色列，招致國內民眾對布萊爾的批評聲浪四起，不僅朝野的議員，連內閣成員都表示了不滿，並最終造成工黨內部擁布朗派坐大，布萊爾被迫中途卸任。
歷史地看，布萊爾2003年對外政策的選擇並非出於偶然，它源於其第一任期時的外交實踐，和從科索沃戰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套“新干涉主義”（new interventionism）理論，其主要內容是打著“人道主義干預”的旗幟，鼓吹“人權高於主權”，強調當時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聯盟是為制止“人道主義災難”，是一場捍衛“文明價值觀”的戰鬥。1999年4月22日，布萊爾在美國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了一篇向主權國家宣戰的演說，提出所謂面向21世紀的“國際關係新準則”，其核心思想是國家主權的重要性次於人權和阻止種族屠殺，應當對像伊拉克和塞爾維亞這樣的“獨裁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軍事干預，“不干涉內政”是有條件的等等。“布萊爾主義”因科索沃戰爭而在西方聲名鵲起。“布萊爾主義”體現在國際關係原則上的“新干涉主義”特點離不開冷戰結束初期的國際安全環境。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普遍認為，在兩極格局終結的情況下，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安全不再受到直接威脅，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鞏固，為解決因民族、宗教糾紛等引發的局部地區動盪，美英等西方大國均調整了安全戰略，“布萊爾主義”中的“新干涉主義”是該項調整的組成部分。“9·11”事件發生後，英國積極支持美國布希拉開反恐戰線，不僅擊敗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並且走得更遠，發動了建立在虛假情報基礎上的伊拉克戰爭。布萊爾和布希甚至錯誤地認為，借反恐之機推翻薩達姆政權和重建“伊拉克民主”即可畢其功於一役，一舉解決困擾中東地區多年的巴以衝突亂局。但事實表明，外部力量對一國主權的干涉並非靈丹妙藥，建立在強權和單極思維基礎上的價值觀和民主輸出只能處處碰壁，布希和布萊爾都嘗到了自釀苦酒。美英深陷伊拉克泥潭的教訓，或者說“布萊爾主義”外交的衰落再次說明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道路並不平坦，建立一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公正合理的多邊國際關係機制需要各國之間相互尊重主權和獨立，構建和諧世界的構想還需要一段長時間的積極努力實踐。就在布萊爾辭去英國首相一職的當天，聯合國秘書長正式任命其為中東問題特使，布萊爾能否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更好地斡旋中東地區事務，為該地區帶來更多和平的曙光，人們將拭目以待。
布萊爾執政的十年恰好同我國香港回歸的十年在時間上相吻合，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英關係發展的十年歷程。可以說，香港問題的順利解決，為中英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掃除了最大障礙。經過雙方政府的持續努力，目前英國已成為歐盟國家中僅次於德國的對華貿易夥伴國，去年雙邊貿易額達到400億美元。布萊爾政府見證了香港從回歸之初的金融動盪到迅速恢復，基本法實施過程中同原有法律體系的碰撞以及很好的解決和對接。更重要的是，布萊爾政府親歷了香港十年不平凡的努力。在這十年里，香港保持了市場經濟優勢地位，克服了金融危機走向繁榮並順利融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圈。凡此種種成就，並不遜於布萊爾主義下英國取得的經濟成就。這些成就，得益於中國最近十年經濟騰飛的巨大拉動效應。在這個十年里，從英國和西方不時傳出的對香港前途的質疑均消失在滾滾前行的歷史潮流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