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標準
從美國、歐盟、加拿大反傾銷相關法規看市場經濟標準美國商業部所指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是指不按市場成本和價格規律進行運作的國家。它對市場經濟有六個法定要求[19U.S.C—1677(18)]或說具體標準：一是貨幣的可兌換程度；二是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對生產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的產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六是商業部認為合適的其他判斷因素。此外，美國商務部還特別關心出口國的出口管理：一是在法律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包括：(1)對各個企業的經營和出口許可有關的限制規定；(2)任何對企業減少控制的立法；(3)政府其他任何減少對企業控制的措施。二是在事實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商務部通常要考慮以下因素：(1)出口價格是否由政府確定或須由政府同意；(2)出口商是否有權協商契約條款並簽訂契約或其他協定；(3)出口商在選擇管理層時是否不受政府限制而有自治權；(4)出口商在分配利潤和彌補虧損上是否有獨立的決定權。
歐盟在1998年頒布了905.98號法令，允許中國應訴企業在反傾銷調查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規定了五條判定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一是市場經濟決定價格、成本、投入等；二是企業有符合國際財會標準的基礎會計賬簿；三是企業生產成本與金融狀況，不受前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有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自由，有開展商業活動的自由；四是確保破產法及資產法適用於企業；五是匯率變化由市場供求決定。
加拿大在對非市場經濟問題的調查中，明確包括五方面：一是政府部門在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活動中發揮的作用是否不干擾市場經濟正常運行。這包括政府定價的比重、結構、產品分布和報價程度的影響判斷，國內產品及服務的定價機制，產品生產和提供服務的計畫管理和市場限制的情況，對國內及國際貿易管理的情況，以及政府機構和職能進一步改革情況等。二是政府部門對企業在生產、銷售、採購等方面是如何管理和管制的，對企業融資方面是如何管理或管制的。三是在國際貿易方面，政府決定外貿企業可進行對外貿易的條件、程式，政府對進出口產品配額、價格的指導和管制等。四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包括企業所有制形式，國有企業改制的時間與完成方式；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中，要素價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勞動力成本以及產品數量、價格是如何確定的；企業的資金管理、業績管理、利潤分配、勞資關係以及貸款的獲取方式等情況。五是利率在不同企業、不同產業和內外貿不同部門中是否有差異，匯率對出口商而言是否市場形成，企業換匯及存匯方式是否有自主權等。
五大因素
市場經濟國家歐美等國關心的問題有：政府對自然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本資源的占有、分配與控制問題，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控制和管理許可權問題，政府對生產(誰來生產、生產多少、多少，為誰生產)的控制(涉及企業的產權制度、利潤分配與破產機制)問題，政府對國際和國內貿易的控制問題，政府對中介組織的控制(如商會和行會)問題等等。歸根到底，是資源由政府配置還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使用和定價是市場決定還是政府決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護經濟主體在經營方面的自主權利，是否對企業有不公平的對待？這些問題用一句話講，是政府作用問題，或更準確地講，是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作用及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問題，我們將這一條概括為“政府行為規範化”。
2.企業權利與行為問題
美國商務部關心企業的產出數量和價格決策有沒有政府介入，企業有沒有自主的經營和出口權，有沒有選擇管理層、分配利潤和彌補虧損上獨立的決定權，有沒有協商契約條款並簽訂契約的自主權，尤其關心出口企業的這些權利。歐盟同樣關心企業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權利，關心企業有沒有符合國際財會標準的基礎會計賬簿，關心企業是否有融資和向國外轉移利潤的權利，有沒有開展商業活動的自由權。加拿大政府有關機構除關心上述方面外，還關心企業所有制形式及國有企業改制情況等。歸根到底，他們關心企業在產銷活動中，行為是市場化的還是行政化的？概括地講，這一條要害是講企業權利和行為，我們概括為“經濟主體自由化”。
3.投入要素的成本與價格問題
美國商務部關心一國政府對資源分配的控制程度，關心產品投入是否以市場價格支付；歐盟關心市場能否決定投入要素的價格，關心企業成本的真實性；加拿大政府有關機構關心國有企業要素價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勞動力成本以及產品數量、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總之，歐美等國對企業投入方面的生產要素如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工資等是否是市場價格，都是很關心的。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投入品價格關係到產出品成本，直接影響產品價格，這與反傾銷是直接相關的。因此，任何進口國，對出口國的產品，都會特別關注其成本的真實性和其價格形成的規則。這可歸結為“生產要素市場化”。
4.貿易問題
歐美等國關心貿易活動包括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中，交易活動是自由的還是被壓制的？市場基礎設施和市場立法及司法是否健全？市場中介是否具獨立性？起什麼樣的作用？貿易政策中的企業定價是否是自主的？政府是如何管理出口和出口企業的？企業是否有商業活動的自由？總之，關心貿易環境與條件，我們概括為“貿易環境公平化”。
5.金融參數問題
歐美等國特別關注反傾銷的被調查國利率和匯率是否由市場形成？本幣是否可兌換或可兌換程度？利率在不同企業、內貿、外貿部門、不同產業中是否有差異？企業金融狀況是否不受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是否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企業換匯及存匯方式是否有自主權？等等。概括地講，他們關心利率和匯率這兩大金融參數的形成和適用範圍中的公平性，進而涉及這些參數形成基礎即金融體制的合理性問題，這裡將歸納為“金融參數合理化”。
顯然，以上概括的判斷市場經濟標準的五大因素，是在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現實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在充分吸收歐美和加拿大反傾銷要求而提出的市場經濟標準基礎上，緊緊圍繞公平貿易角度提出來的。
基本特徵
市場經濟國家但對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問題而言，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大還是小是有區別的。對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一些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作用小了，但對經濟間接影響的作用大了。
同時也存在另一種情況：一些政府仍保有多一些的國有資本，對產業政策有多一些依賴。比如，美國和英國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比日本和北歐國家更多一些，而日本和法國則對指導性計畫和產業政策有較大的認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轉軌國家，儘管通過改革與開放，將原來計畫經濟下的政府職能進行了大的調整，將全面的經濟干預變為重點干預，並從制度上強化尊重和保護企業在經營方面的自主權利，越來越公平地對待各種所有制類型企業。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為了將來政府作用小，現在必須要求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沒有政府對改革的領導和對市場發展的支持，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不起來的。儘管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都存在政府適度干預和市場自由運行的結合，但政府作用大小和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強弱，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是正常的，是處在市場經濟不同階段的對應表現形式。
所有的政府行為都涉及管制。如果政府管制超過必要的程度，勢必會影響市場的有效性，最終導致在保護一部分人利益的情況下，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權利，並使整個經濟自由性受到傷害。但有些必要的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些必要的管制一方面可以保護社會集團、國家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確保人們可以自由地享受其勞動成果。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範圍和程度的合理性判斷，以及推廣到不同國家時對差異性區間的界定，是測度市場經濟標準的理論基礎。
“經濟主體自由化”的要求是，在市場經濟中，企業(這裡也包含各類經濟主體，下同)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是獨立的經濟實體，產權關係是明晰的，經營管理、貿易和經營的決策是獨立的和自主的。同時，企業在資源(資本、勞動、土地和企業家)配置方面和在市場交易中，其價格、產量、利潤和進出口等方面，是按照市場規則、市場供求來考慮和決策的，不是根據政府要求來決策的，企業行為也是市場化。“經濟主體自由化”，有助於企業提高效率和自己承擔風險，有助於實現社會範圍內資源配置的合理化。正因為此，企業的自主性和行為的市場化，成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的標誌。也正因此，我們理解並贊成歐美等國在市場經濟標準方面，對企業市場化的種種標準。
當然，“經濟主體自由化”的測度，是複雜的，有難度的。我們看到，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企業的市場經濟標準是變化的。就企業產權、管理模式和行為而言，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企業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多種形式的。特別是國有企業存在情況是不同的，各市場經濟國家對國有企業管理模式也是不同的。據世界銀行統計，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有企業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10%，占全球總資本的份額則為35%。我們應按照一定標準，判斷各類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並據此判斷國家市場經濟程度。我們要允許這些標準有一定彈性，有一定區間，不能過於機械。比如，我們不能說，20世紀90年代的英國是市場經濟國家，20世紀70年代工黨執政時期，國有化程度高峰時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也不能說美國政府把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出租給私人壟斷組織的方式是市場經濟的，而義大利政府通過國家級控股公司對企業進行層層參與、逐級控制的模式就不是市場經濟的。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法國、義大利等西歐國家積極推進“國有化”運動，通過直接投資興辦、購買或沒收以及國家持股參與等形式建立國有企業，從而形成了各個國家規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異的國有經濟體系。1972年，國有企業占本國全部資產總額的比重，英國為29%，法國為33%，義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到20世紀80年代初也達到35%左右。
絕對數值
從歐美等國反傾銷的市場經濟標準中歸納五大因素，這本身意味著我們承認存在著市場經濟的標準。任何一個國家，我們都可以用這五大因素標準加以衡量，來判斷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但另一方面，這五條標準本身是大體上的，粗略的，有差異區間的，有彈性的，有變化的，現實中不存在100%的市場經濟國家。一些支持絕對標準論的專家認為，為了達到一個統一認識，為能做出統一結論，即使實現中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理論上也需要100%為完全的市場化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畫化的標準。否則不同國家的比較也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持相對標準的專家認為，世界上不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只有市場化程度的相對比較及排序，才是有意義的。
國內專家多把市場化100%作為完全標準，這是一個帶絕對化的理論標準。絕對數值標示清楚明了，一目了然，但絕對化則與現實有差距。用相對位次判斷市場化程度是可行的，相對指標只列位次，簡單易行，理由充分，但這種排序過程中，其實離不開選擇若干指標進行評分這樣的測度過程。可以說，相對位次排列，並不能否認中間過程存在絕對數值的測度；絕對數值的結果，也不能否認甚至還需要再進行相對比較。絕對數值判斷與相對位次排序需要結合和統一起來。
中國現狀
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學家吳敬璉老先生早前在《財經》雜誌撰文指出：中國自改革以來，在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居於主導地位條件下形成的變通性制度安排，對企業家才能的配置產生了雙重影響；它即使企業家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從事生產性的創新活動，推動了市場形成和經濟成長，同時又是尋租腐敗等非生產性活動泛濫的根源所在。
在中國做企業，若不跟當地政府搞好關係，那什麼也做不成，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就連那些外資企業都漸漸入鄉隨俗，知道了跟政府“公關”的重要性。在中國，企業家把企業做的再大，你也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老大”只能是政府。這是吳老先生說的“企業家才能的錯配”，同時又造成了太多的尋租腐敗的機會。而這一切，皆因為中國在“引進市場的同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依然掌握著大量資源的分配權”，企業家不得不為獲得這類資源進行非市場的激烈競爭。
2016年12月9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美、歐、日等國關於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表態時表示，少數世貿組織成員在如期履行第15條義務的問題上表態含糊其辭，企圖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繼續使用“替代國”做法，中方表示強烈不滿並堅決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