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55年曾參與《民法》起草。1979年、1997年兩次參與《婚姻法》修改。
1989年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任起草小組副組長。
2002年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專家組組長。
為法學教育奉獻終身
1949年10月1日，巫昌禎和她未來的丈夫庚以泰，走在了開國大典的遊行隊伍中，庚以泰還是大學生隊伍的總指揮。當毛主席喊出“人民萬歲”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歡樂的人群頓時沸騰了，歌聲、歡呼聲響成一片，巫昌禎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激動！1948年9月，巫昌禎從江蘇南京北上，庚以泰從河北唐山進京，他們一道考入了北京朝陽大學法學院。學習結束後，他們雙雙進入新成立的由謝覺哉任校長的中國政法大學，兩人也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和終身攜手的伴侶。1954年，他們以新中國第一屆法律系大學生的身份畢業。由於建國初期院校創建、調整的原因，4年大學念成了6年。告別學生時代，他們一道走進了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雙雙登上講台，巫昌禎教民法，庚以泰教刑事訴訟法。
然而，此時極左思潮開始涌動，個人命運只能隨波逐流。1958年，民法教研室被撤銷，巫昌禎改教毛澤東著作和古漢語等課程，不久“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大好年華從此蹉跎。
70年代初，在一片砸爛公檢法的呼聲中，北京政法學院師生被整體下放到安徽勞動，一年後就地解散。庚以泰被分在安徽省公安廳工作，巫昌禎回到北京留守，照顧幼小的孩子們。因為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頭，她只好提前退休了。當時，她只有40多歲。
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建。那紙退休令被撤銷，巫昌禎在離開心愛的講台數年後，又滿懷激情地重新登臨，“ 嘆韶光過盡，功名未就，書生老去，機會方來”。此時，庚以泰已調回北京工作，進入中央民族大學，他是滿族人，從此在少數民族法學領域耕耘努力。
幾十年間，他們都有機會離開講台。上世紀50年代參加民法典起草的時候，見她整理材料既快又好，全國人大很想讓她留在機關工作；80年代第一次修改完婚姻法後，全國婦聯也有意把巫昌禎留住，請她出任中華婦女幹校(中華女子學院前身)的領導工作，她委婉地回絕說：“做行政，我不行。”庚教授也一樣，80年代初，北京市高級法院一位熟悉他的老院長曾熱情邀他去法院工作，但他婉言謝絕，依舊留戀在講台上。現在他們有兩兒一女，大兒子在日本，兼職做法學教師，大兒媳從事法律職業。小兒子也是學法律的，在中國政法大學工作，只有女兒從事金融工作，與法律沒關係。
親歷多部法律的 起草修改
巫昌禎一生中親歷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1955年，她參與了民法典的起草，到1957年起草小組解散，當時共起草了五百多條。參與起草的有法學大家芮沐、佟柔、楊懷英等人，巫昌禎是最年輕的一位。當時外賓來中國，老問中國有沒有法律，法律起草成為新中國很緊迫的任務，而民法又是備受關注的。起草工作很艱難，舊中國的民法典被廢棄不用，而其他國家的民法典在國內還很難見到。於是多方蒐集，看看英、美、法等國家的民法是怎樣的，共收集了十幾本資料，然後按項目分解組織起草。資料的缺乏還不是最難克服的，更難克服的是當時的政治觀念。當時的指導思想是，民法一定要服從政治，不能出現 “私”字，不能出現“債”字，起草起來顧慮很多。比如總則如何寫就是個大問題，而“買賣契約”、“所有制”都是難點。為了不提“私有制”，就把所有制規定為“國家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規定“農村宅基地、房屋可以個人所有 ”，而“汽車不允許個人所有”。同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相比較，現在許多觀念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上世紀60年代，最高法院組織民法典的第二次起草工作，由史懷璧、孫雅明、朱世平等人牽頭。但當時法律虛無主義盛行，起草工作始終處於討論階段，很快就不了了之。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議事日程，因為有起草民法典的經歷，政法大學派巫昌禎參加。婚姻法是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新中國的法律頭生子，自然備受關注。這邊剛剛參加婚姻法修改小組工作，那邊民法通則的起草也啟動了，也想讓她參加。因為與婚姻法有約在先，她便對民法通則說了對不起。這次參與立法的經歷，成了她學術道路上的分水嶺。此後，她把研究和教學的重心轉移深入到了婚姻法。
上世紀90年代初，為迎接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全國人大制訂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規劃。巫昌禎任起草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寒暑更迭3個輪迴後，這部法律於1992年提前問世。此外，她還參與了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的起草工作。
1997年，婚姻法第二次修改。巫昌禎參加了民政部的專家組，又成為人大法工委立法小組的專家。修改稿第一稿出來後，巫昌禎隨全國人大去廣東進行執法檢查，深圳一家報紙的記者隨行採訪。調查發現，廣東地區婚外性關係比較嚴重，在記者問到婚姻法如何應對這種情形時，巫教授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夫妻應互相忠實，有過錯就要付出代價，無過錯方可以請求賠償。”記者在報導時，卻出現了她“主張處罰第三者”的字句，一時間說她“保守”、“倒退”的聲音高漲，但這不是巫昌禎的本意。她並不為一時的輿論傾向所動，仍贊同並堅持把“夫妻相互忠實”、“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損害賠償制度”等內容寫進了修改後的婚姻法。
接著，巫昌禎全情投入了計畫生育法的起草。但這部法律的起草很困難，最終也未能完成。當時的顧慮包括“一胎化 ”能不能提，一旦把“一胎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將來出現大量的“兩胎”現象怎么辦？也考慮過在法律上規定“兩胎” ，但也有許多隱患。這部法律起草了三次，最終不得不放下。
而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1月，巫昌禎參與民法典編撰。民法典的起草是構建國家法律體系的系統工程，是非常繁重的一項任務。它的起草修改至今仍在進行，巫昌禎期盼著它的早日通過並付諸實行。
見證中國婦女地位的 逐步提高
在上世紀80年代，經常有陌生婦女敲開巫昌禎家的門，“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求巫教授替她做主。原因是丈夫做了陳世美，拋棄了她，而她不肯離婚，死也不離婚，離了婚就去死，法院卻判決離婚，求巫教授為她申冤。巫昌禎只好解釋，自己只是一名大學教授，只有反映意見和進行監督的權利，不能幹預司法辦案。有的婦女不理解，你巫教授這樣的大名人還管不了我一個小小的離婚案？而後來，這樣上門求助的婦女越來越少，現在幾乎沒有了。現在我國婦女普遍接受了“夫妻感情破裂就應該離婚”的觀念，可以接受離婚的現實了。當然，這也是因為社會大環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都在發生轉變。
但損害婦女權益的狀況依然嚴重，對婦女權益的保護也任重道遠，包括人們的觀念也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比如妻子有了外遇，就是“紅杏出牆”，就是“破鞋”、“賤貨”，就是丈夫的奇恥大辱，丈夫就“戴了綠帽子”；而丈夫有外遇，社會輿論的譴責就寬鬆得多，甚至還被某些人認為是“有本事”，也沒聽說妻子戴什麼“帽子”。婦女被強姦，會被周圍輿論冷嘲熱諷，受害者再次蒙受羞辱，最終選擇了輕生；有的婦女為抗拒強姦跳樓自殺而死或被摔成重殘，這樣的人間悲劇的製造者，除了犯罪分子，還有人們的思想觀念。巫昌禎認為，法律的保護是一個重要方面，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也是保護婦女權益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