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西北革命根據地系由陝甘邊和陝北兩地黨的組織在三十年代初分別建立起來，最後在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的領導下，於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才正式形成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僅存的一塊根據地，也是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北上抗日的立腳點和出發點，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起過重大的歷史作用。因此，研究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就成為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一、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一)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建立前的政治、經濟概況
陝甘邊和陝北同處西北黃土高原，橋山山脈橫貫南北，經濟文化相當落後。在國民黨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下，土地高度集中，富者占有土地數千畝以至七、八萬畝，霸占幾架山、幾道川，甚至地跨陝甘兩省。他們以重租、高利和數不清的苛捐雜稅壓榨、勒索廣大農民民眾，使其失去土地、牲畜，相當一部分人傾家蕩產，賣兒鬻女，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但這兩個地區各有自己的特點。陝北在大革命失敗後，黨的組織和民眾基礎都比較好，而且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但國民黨在陝北駐了一個師的兵力，師長井岳秀是陝北的土皇帝。在經濟上橫徵暴斂，在政治上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和民眾鬥爭均遭鎮壓，“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一時難以打開。陝甘邊地區黨和民眾的條件也比較好，並因地處橋山山脈中段，距離敵人統治中心較遠，是個“三不管”的地區；山大林密，游擊戰爭有迴旋的餘地；土匪、地主都有少量武裝，易於奪取過來，建立革命武裝；農民極為貧困，便於發動參加革命。因此，“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是比較易於打開的。
(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大革命失敗後，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在中共陝西省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了清澗、渭華等武裝起義，接著又搞了三年兵運工作。失敗的沉痛教訓，使他們總結出一條真理，即：要象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習仲勛：《民眾領袖民族英雄回憶劉志丹同志》，《南梁曙光》第10頁。）這是當時黨在西北地區領導革命鬥爭在思想認識上的一個很大的飛躍。
為了創建革命武裝，開闢革命根據地，打開“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劉志丹同志於一九三一年秋到甘肅東部的南梁地區，創建了一支擁有三百餘人的南梁游擊隊。這支游擊隊的建立，標誌著黨在陝甘邊兵運工作的基本結束和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的開始。十一月中旬，謝子長同志在甘肅平涼搞兵運工作後，也來到南梁。十二月下旬，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將南梁、晉西遊擊隊和兩支商販隊改編為西北工農反帝同盟軍。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又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將西北工農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同志先後任總指揮。從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北地區正式成立了工農武裝紅軍游擊隊，西北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開打起紅旗，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揭開了西北地區“工農武裝割據”的序幕。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陝甘紅軍游擊隊打下了正寧縣的寺村原、湫頭等七十二村後，成立了正寧革命委員會，建立了甘肅第一個工農民主政權，也是陝甘邊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同年十二月，根據陝西省委指示，陝甘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紅二團，王世泰同志任團長，杜衡任政委。這支隊伍，在劉志丹、習仲勛同志的積極協助下，重新開闢了照金革命根據地，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成立了陝甘邊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李妙齋同志任總指揮；三月八日，成立了陝甘邊特委，金理科任書記；四月五日，在薛家寨召開陝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周冬至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照金革命根據地是西北紅軍在山區建立的又一塊較大的根據地。東西五十餘華里，南北八十餘華里。這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在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和根據地日益擴大之際，杜衡極力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土改工作上，大反所謂“富農路線”；在統戰工作上大搞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脫離了民眾，孤立了自己；當敵人向照金根據地進攻時，杜衡開始搞軍事冒險主義，提出要掃除“邊緣據點”，在廟灣等戰鬥中連連失利；接著又搞保守主義，“不讓敵人蹂躪蘇區一寸土地”，又遭失敗；最後，又搞逃跑主義，根本不顧劉志丹、習仲勛的堅決反對，決意放棄照金根據地，率紅二團南下，建立所謂“渭華根據地”。結果，導致了紅二團的失敗和照金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不久淪於敵手。
為了確定新的進軍方向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劉志丹、王太吉、習仲勛等同志，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主持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認真學習和領會毛澤東同志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聯繫陝甘邊革命鬥爭的實際，在清算杜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建立紅四十二師(王太吉任師長，劉志丹任參謀長)；開闢隴東、關中和陝北三路游擊區；進軍橋山中段，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這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從此，以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為指導，在劉志丹同志的正確領導下，陝甘邊的紅軍游擊戰爭和革命根據地得到了蓬勃發展，並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紅二十六軍和邊區游擊隊，在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下，開闢了以南梁為中心，幅員一萬多平方華里的根據地，恢復了以張秀山為書記的陝甘邊特委機關，召開了陝甘邊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習仲勛為主席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至此，南梁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南梁根據地的建立，是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在西北地區的具體體現，也是包家寨會議的勝利成果。到一九三四年底共粉碎敵人六次較大規模的“圍剿”，使根據地擴大到旬邑、耀縣、正寧、合水、慶陽、保全等十八個縣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區。同年十一月一日至七日，召開了陝甘邊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習仲勛任主席；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隨著革命根據地的擴大和土地革命的深入，人民民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積極參軍參戰，使革命武裝也得到迅速發展。紅軍已發展到四個團和一支抗日義勇軍，共兩千多人，成為當時西北地區建立最早、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影響也最大的一支主力紅軍。
(三)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大體上也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一九三二年三月，共產黨員劉善忠、共青團員高朗亭等人，建立起一支九人的西北先鋒隊開始。這個隊一度發展到七十多人，十月在陝北特委領導下改編為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第九支隊，高朗亭同志任隊長，艾龍飛同志任政委。一九三三年初，紅二十六軍先後派強世清、魏武、楊仲遠等同志到陝北，加強了這支游擊隊的領導，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終因敵人反動統治嚴密，游擊隊幾經挫折，停止活動。因此，“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暫時沒有打開。
第二階段，一九三三年七月，以馬明方同志為首的陝北特委，在高祁家土瓜子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作出了開展游擊戰爭、擴大革命武裝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決議，並確定開闢安定、清綏、神府三個游擊區，恢復第一支隊，建立第二、第三支隊。這次會議，對陝北的革命鬥爭起了轉折性的作用。會後，迅速恢復了第一支隊(原第九支隊)，建立了第二支隊和第三支隊。
一九三四年一月，謝子長同志以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的身份回到陝北。他積極協助陝北特委，加強了對該陝北游擊隊的領導，再次恢復第一支隊，擴大了第二支隊和第三支隊，接著又建立了第四和第五支隊。並於七月八日，在安定縣成立了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同志任總指揮。於七月中旬，謝子長同志率領游擊隊攻克安定縣城，取得了第一次重大勝利。一九三四年八月，謝子長同志又指揮紅二十六軍紅三團和陝北游擊隊粉碎了井岳秀對陝北游擊隊的第一次“圍剿”，使陝北游擊隊和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一九三五年一月正式成立了紅二十七軍八十四師，楊琪同志任師長，張達志同志任政委。下轄三個團，共千餘人。同年一月二十九日，陝北特委在安定縣白廟岔召開了陝北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陝北工農民主政府，馬明方同志任主席。轄十七個縣。
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就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
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
陝甘邊和陝北的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是各有自己不同的領導關係的。陝北特委是屬於北方局領導的；陝甘邊特委是屬於陝西省委領導的。這是在當時具體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將兩塊根據地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將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統一起來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統一，是兩地紅軍游擊戰爭發展的必然趨勢。原來由於革命力量弱小而被迫分割的局面，隨著游擊戰爭的發展而逐漸改變：陝甘邊根據地已推進到洛河流域，陝北根據地也推進到延河流域，其間相隔僅百里左右，延河與洛河之間的敵人已無力阻撓我兩支紅軍的前進。根據地將要連成一片，兩地黨的組織和紅軍也必須創造條件，統一領導，統一指揮。
第二，兩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嚴重地動搖了國民黨在西北的反動統治。開始，敵人只調一個營或一個團的兵力對我發動進攻，結果，紅軍游擊隊和根據地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逐步發展壯大。於是敵人便集中一個軍閥的兵力，配合地方民團，“圍剿”紅軍和根據地。但陝甘邊和陝北的紅軍游擊隊，卻採取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的辦法，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剿”。這樣，到一九三四年冬，蔣介石不惜血本，調更多省的軍閥，以至他的嫡系部隊，聯合對我紅軍和根據地接連發動空前規模的“圍剿”。要打破敵人的重兵“圍剿”，這對幼年的，特別是分散的、不統一的兩支紅軍來說，是有很大困難的。為此，也必須把兩支分散的紅軍集中起來，進行統一指揮。
第三，毛澤東同志紅色政權的理論，不僅闡明了工農民主政權在敵人四面白色政權的包圍下能夠存在下去，而且還要不斷發展擴大根據地，以至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的主要任務，不僅要粉碎強大敵人的軍事“圍剿”，而且還要消滅更多的敵人，解放更廣大的地區，以至在西北地區造成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大好局面，為最後奪取城市準備條件。這就必須將陝北和陝甘邊原來各有領導關係的黨、紅軍統一起來，形成一個有集中領導和統一指揮的革命根據地。
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統一不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是親密的毗鄰，兩地黨的組織是兄弟的關係。劉志丹和謝子長同志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初期，是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中間因杜衡“左”傾錯誤的排擠，劉、謝暫時各奔東西。現在，謝子長又返回陝北，雖仍分兩地，但開創西北革命大業的共同目的，仍把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第二，一九三四年一月，謝子長同志以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的身份回到陝北，有權聯繫陝甘邊軍委和紅二十六軍，傳達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反映陝北和陝甘邊黨、紅軍的情況和要求等。這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共陝西省委遭破壞後，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曾多次派人去西安聯繫，但都落了空。為了儘早結束長時間失去上級黨委領導的局面，迫切希望得到黨中央或北方局的正確領導。北方局派謝子長同志來陝北，對劉志丹等領導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
第四，陝甘邊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雙方逐漸互相聯繫、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已經有了不可分割的關係。陝甘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得到了陝北黨和人民的無私援助。劉志丹、謝子長同志，原來都是陝北特委軍委的領導成員，他們先後來到陝甘邊，為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打下了初步基礎；以後陝北特委又給陝甘紅軍游擊隊輸送了許多黨員幹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陝北游擊隊第一支隊，在強世清同志的率領下，兩次來到陝甘邊根據地配合紅二十六軍，奇襲旬邑縣城張洪鎮，奔襲隴東合水縣城，取得勝利後，裝備了自己，又回到陝北。
同樣，為了粉碎敵人對陝北游擊隊和根據地的進攻，解除陝北革命鬥爭的困難，並打開陝北革命鬥爭的大好局面，陝甘邊黨和人民從紅二十六軍中選派了許多領導骨幹到陝北，協助陝北黨和人民建立革命武裝，並支援陝北特委和陝北游擊隊一批活動經費；後又派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同志和慶陽游擊隊負責人劉約三同志，先後率騎兵團、慶陽游擊隊和安塞游擊隊去安定，協助陝北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取得了窯子峁河、榆樹峁、靖邊新城和安定周家鹼等戰鬥的勝利，對陝北游擊隊打擊敵人的進攻，開闢陝北根據地，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特別在井岳秀對陝北游擊隊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圍剿”時，陝甘邊軍委，不僅援助了一大批武器，裝備了陝北游擊隊，而且派出紅二十六軍主力紅三團，開赴陝北，支援陝北黨和紅軍游擊隊，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正如馬明方同志所指出的：“革命總是發展不平衡的，陝甘邊區的游擊戰爭開展較早”，“如果沒有二十六軍的北上，陝北的局面就不會發展得那樣大，那樣快。同樣的，沒有陝北黨長期的工作基礎和當時的根據地和游擊隊，紅二十六軍也不會發展得那樣大，那樣快。”（《修改“戰史”(草稿)意見》）這個意見是客觀的、正確的。
那么，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怎樣具體形成的?
第一，關於統一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是在閻家窪子聯席會議上正式提出的。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謝子長同志率陝北游擊隊和赤衛軍二百餘人，到陝甘邊首府南梁與紅二十六軍會師。謝子長同志的這一行動，受到陝甘邊黨、政、軍領導、指戰員和人民民眾的熱烈歡迎。二十五日，陝甘邊軍委、紅四十二師黨委與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閻家窪子舉行了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劉志丹、謝子長同志正式提出了統一陝甘邊和陝北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問題，並作出決議，建議黨中央派得力同志組成西北代表團或組織西北工作委員會，領導西北的全面工作；同時決定由謝子長同志任紅四十二師政委；並派紅三團隨謝子長到陝北，協同陝北游擊隊粉碎敵人對陝北紅軍游擊隊的第一次“圍剿”。
閻家窪子聯席會議，對進一步加強陝北和陝甘邊黨、政、軍的聯繫，為後來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西北革命根據地，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打下一定基礎；加強了陝甘邊紅軍和陝北游擊隊兩支兄弟部隊之間的聯繫；有力地支援了陝北黨和游擊隊的反“圍剿”鬥爭，促進了陝北游擊隊和根據地的迅猛發展。
第二，粉碎敵人第二次大規模“圍剿”的共同目的是這兩個特委和兩支紅軍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的巨大推動力。一九三四年十月，國民黨蔣介石調動陝、甘、寧、晉、綏、豫六省軍閥，共七個師，三十三個團約五、六萬兵力，準備對我陝北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對陝甘邊根據地發動第七次“圍剿”(為了統一起見，以下統稱第二次“圍剿”)，妄圖消滅全國僅存的這塊革命根據地。這時，陝北和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武裝雖有很大發展，但總兵力(紅軍和游擊隊)也不過六千餘人，與敵是近一與十之比，加上裝備差，兩支軍隊不統一，分由兩地特委領導，而兩地特委又各有自己的直屬上級，所以，要戰勝十倍於我的強大敵人，困難是很大的。為了粉碎敵人的這次“圍剿”，迫切要求迅速地將兩個特委、兩支紅軍、兩塊根據地統一起來，集中兵力，統一指揮，才有取勝的可能性。因此，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共同目標，對統一陝北、陝甘邊黨、紅軍和根據地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中央駐北方代表和北方局的高度重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鑒於閻家窪子聯席會議的建議和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嚴重形勢，中央駐北方代表立即派黃漢同志為北方局駐西北巡視員到陝北，向陝北特委傳達有關指示：一是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先成立一個八十四師作為骨幹；二是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統一陝甘邊和陝北黨的領導，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陝北和陝甘邊的紅軍；三是積極作好準備，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同時，還將這三條指示通知陝甘邊特委，並調劉志丹同志到陝北統一指揮陝甘邊和陝北的軍事，做好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
為了及早統一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陝北特委將領導機關從清綏遷到安定，確定特委書記崔田夫、組織部長郭洪濤、宣傳部長馬明方等同志為代表，與陝甘邊代表共商統一根據地事宜。中共陝甘邊特委確定：特委書記惠子俊、軍委主席劉志丹、特委委員張秀山等為代表。劉志丹、張秀山等於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日，到達陝北根據地安定，二十一日，看望正在養傷的謝子長同志，就陝甘邊和陝北兩個特委和兩支紅軍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和粉碎國民黨第二次“圍剿”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接著劉志丹等又與陝北特委的代表進行了研究，在一致同意的基礎上，確定召開周家鹼聯席會議，最後決定統一領導和人選等問題。這樣，統一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客觀條件就完全成熟。
第四，周家鹼聯席會議是西北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的標誌。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原安定縣)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志丹、惠子俊、崔田夫、張秀山、馬明方、郭洪濤、白堅等。謝子長同志因傷勢重未能出席會議。
會議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作出了三項決議：(1)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根據北方局指示，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會議推選惠子俊任書記，劉志丹任工委軍委書記，崔田夫任組織部長，張秀山任宣傳部長，郭洪濤任秘書長。(2)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議選舉劉志丹同志任主席兼前敵總指揮，謝子長同志為副主席（關於西北軍委主席的說法有二：一說謝子長為主席，一說劉志丹為主席。），高崗為總政委，白堅同志為秘書長，朱子休同志為參謀長。(3)制定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作戰方針。根據當時的敵我形勢，會議決定：集中紅四十二師紅三團、抗日義勇軍(後增加紅二團)和紅二十七軍八十四師三個團，為主力兵團，在陝北革命根據地作戰，首先殲滅剛從河南調來深入我陝北根據地的敵高桂滋八十四師，爾後向南向西發展；陝甘邊軍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率紅一、紅二團和騎兵團，牽制敵四十二師、三十五師和六十一師，配合主力兵團作戰。
周家鹼聯席會議，是西北革命鬥爭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使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會議作出了重大的戰略決策，統一了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標誌著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這次會議，在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指引下，緊密聯繫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實際，形成了以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會議根據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制定了第二次反“圍剿”和把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的作戰方針，為粉碎敵人的“圍剿”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充分準備。
第五，第二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西北革命根據地統一後，劉志丹同志根據周家鹼聯席會議精神，親自起草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這個動員令，從西北革命鬥爭實際情況出發，符合毛澤東人民戰爭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有很大的號召力。因此，在西北工委的正確領導下，動員了整個根據地的紅軍和人民，從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開始，到同年七月五日止徹底粉碎了蔣介石親自發動的“圍剿”，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共消滅敵正規部隊二千二百餘人，消滅民團地主武裝三千餘人，解放了延長、延川、定邊、安塞、保全、靖邊六座縣城。楊森和劉景范等同志指揮紅軍和游擊隊，也勝利地完成了控制鹹榆公路和牽制敵人的光榮任務，殲敵一千餘人，攻克敵據點五十餘處，開闢了三塊新的游擊區。從此，陝甘邊和陝北連成為一塊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不僅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而且使西北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當時紅軍發展到九個團，七千人左右，游擊隊發展到四千餘人，成為我黨直接領導下的一支比較強大的能征善戰的正規紅軍。我黨僅存的這塊西北革命根據地也迅速擴大到北起長城，南抵淳耀，西接環江，東臨黃河，轄三十餘縣。
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地位
關於西北根據地的歷史地位，革命先輩已作了正確的評價。毛澤東同志在《“七大”的工作方針》一文中指出：“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是落腳點，一個是出發點。”王首道同志也指出：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歸宿，是中國共產黨指揮抗戰，領導全國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國的中心。”（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土地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史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下邊我們分三個方面具體闡明這個問題。
第一，在西北地區形成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使毛澤東紅色政權的理論在西北地區得到具體體現。為了探索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的道路，劉志丹、謝子長同志多次發動武裝起義，開展兵運工作，總結經驗教訓，終於根據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建立了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和正寧、照金等革命根據地。但由於杜衡極力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大搞“城市中心論”，反對所謂“游擊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等，排擠和打擊劉志丹、謝子長的正確領導，以致造成嚴重惡果。在杜衡“左”傾冒險主義徹底破產後，劉志丹、王太吉、習仲勛等同志，以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為指導，緊密聯繫西北革命鬥爭實際，作出了向南梁進軍等重大戰略決策，從而建立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使毛澤東紅色政權的理論最早在西北地區得到具體體現。
第二，打開了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的大好局面，動搖了國民黨在西北地區的反動統治。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毛澤東、朱德、方誌敏等同志在東南各省，最先建立革命武裝，開闢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出現了革命鬥爭的大好局面。而西北地區雖然多次舉行武裝起義，開展兵運工作，但未形成割據之勢。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到一九三五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國民黨的“圍剿”，特別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和張國燾的右傾逃跑主義的危害，東南和西南的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但就在這個期間，在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卻打開了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的大好局面，使紅軍發展到七千多人，根據地擴大到三十餘縣。它一方面為陝、甘、寧、晉、綏等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的革命鬥爭樹起了榜樣，形成了可靠的後方；同時也使西北地區的反動統治階級如坐針氈，驚呼主子蔣介石火速援救。由於蔣介石深感他在西北地區的反動統治嚴重動搖，不得不調動大批兵力，對西北革命根據地接連發動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圍剿”，妄圖維護其不可挽回的反動統治地位。
第三，配合和支援了各路紅軍的戰略轉移，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準備。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正當陝甘邊游擊隊和紅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陝甘邊根據地之際，蔣介石為加強其進攻陝甘邊紅軍的力量，不得不從鄂豫皖前線調馬鴻逵率十五路軍到寧夏任省主席，調嫡系胡宗南部的第一師和六十一師到甘肅隴東地區，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減輕了對我東南各根據地的壓力，配合中央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尤其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第五次反“圍剿”遭到了嚴重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之際，正是西北紅軍和根據地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蔣介石儘管想傾巢出動全部兵力全殲中央紅軍，但又不能不考慮西北紅軍和根據地對其反動統治的直接威脅，以及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會合後的嚴重後果，從而不得不忍痛調動大批陝、甘、寧、晉、豫嫡系和東北軍十多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我西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這說明，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不僅牽制了蔣介石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兵力，減輕了長征途中紅軍的壓力，保證了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而且，由於西北黨和紅軍創建了西北根據地，這又為各路紅軍提供了長征的立腳點和抗日的出發點，以至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準備。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同志立即指揮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勝利地進行了直羅鎮戰役，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解除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為把革命的大本營放在大西北，舉行了奠基禮。從此以後，西北革命根據地便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