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調研
“……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隊伍上了橫山，一心要共產。”
紅色畫家袁鵬飛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早在1930年秋天，劉志丹就來到南梁，深入考察這裡的經濟、政治及民眾生活狀況，他和馬錫五一道，鑽梢林，爬高山，食野果，飲山泉，踏遍了南梁數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環境，從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溝、麻地台川、井岔溝、荔園堡、南梁堡、東華池……走村串戶，訪貧問苦。當地的貧苦農民就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一樣對待他們。在南梁平定川，有個老楊村，只有幾戶人家，有一老婆婆和兒媳婦為了招待劉志丹，瞞著他們，連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蕎麥，揉下顆粒，用鍋炒乾，用擀麵杖碾爛，再用細籮過了，為劉志丹做了頓他最愛吃的蕎麥麵條。當劉志丹得知詳情表示歉意時，那位樸實的老媽媽真誠地對劉志丹說：“只要鬧紅成了事，把心摘下來也捨得。”這件事曾經在陝甘寧邊區傳為佳話。在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之後，劉志丹堅定了在南梁一帶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心。
“左”傾錯誤思想影響
當時的陝西省委受“左”傾錯誤思想束縛，反對劉志丹提出的在陝甘邊橋山南梁一帶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主張。1931年10月，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在南梁附近的林錦廟勝利會師後，陝西省委指示會師部隊南下渭北，建立根據地。但因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紅色武裝未能在渭北建立起根據地。1931年9月，閻紅彥、吳岱峰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陝甘，來到南梁地區；10月，謝子長、劉志丹、吳岱峰、閻紅彥等組建西北反帝同盟軍，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邊游擊總隊。1932年10月，由於左傾錯誤的緣故，紅軍陝甘游擊總隊連戰失利，被迫退入南梁一帶的密林中。在這種情形下，杜衡依然拒絕謝子長等游擊隊主要領導提出的開闢南梁革命根據地的建議。1932年12月，紅軍陝甘游擊隊奉命轉戰至子午嶺山區陝甘兩省接壤的宜君縣轉角鎮，在這裡正式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全軍共200餘人，杜衡自任軍政委兼團政委，王世泰任團長。此後，陝甘邊的黨組織和紅軍在陝甘邊橋山南麓的照金開展創建蘇區鬥爭。1933年5月中旬，敵人調集4個團和6縣民團，分四路進攻照金根據地。杜衡不顧敵眾我寡的現實，提出“死守照金”的口號，結果連打了兩個敗仗。這時，杜衡又被敵人的“圍剿”所嚇倒，主張放棄照金根據地，南下渭華。他說“渭華黨基礎強……，民眾條件好，人口稠密，物資豐富，地形險要。轉移既可與紅四方面軍和陝南紅二十九軍配合，又可切斷敵人交通，威逼西安。”並宣稱，南下渭華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方針”。杜衡的南下方針受到了劉志丹等人的反對。劉志丹認為，渭華暴動失敗後，黨組織遭到破壞，民眾被殘酷鎮壓，情緒低落，紅軍到那裡不易立足；紅軍若脫離陝甘邊根據地困難很多，危險很大。但杜衡對劉志丹等人的意見橫加指責，給他們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專斷指揮下，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被迫離開照金南下。途中杜衡藉口有事要向陝西省委匯報，私自離開部隊跑回西安，溜之大吉。7月，陝西省委遭到破壞，杜衡被捕後叛變投敵。杜衡逃跑後，汪鋒代理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與劉志丹一道率領部隊渡過渭河，越過隴海鐵路，進至灞橋五里店。這時，楊虎城得知紅二十六軍主力紅二團南下的訊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嚴，並調駐渭華的警備旅，到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從商洛調一個團在南山的口市鎮把守，又從西安派兩個特務團向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尾隨追擊。敵人總共調集了5000餘人的兵力，比紅軍力量大十幾倍。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堅持戰鬥兩月余。後在敵人多方圍攻、紅軍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紅軍分散和化裝突圍。至此，黨在陝甘邊地區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這支久經考驗、英勇善戰的部隊，被杜衡的“左”傾錯誤路線斷送了。劉志丹等人化裝成貨郎，在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歷盡艱險於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地區。
重組隊伍
1933年6月13日，陝甘邊特委在獲悉紅二十六軍南下覆沒的慘痛訊息後，立即在三原縣武字區將地方紅軍武裝渭北游擊隊擴大後編為紅四團，共120餘人。紅四團成立後，擔負起主力紅軍部隊的使命，轉戰三原、富平等地開展游擊活動。國民黨反動派調兵遣將，向渭北游擊根據地發動猖狂進攻。在強敵圍攻下，紅四團為避免受損，撤離了渭北游擊根據地，於1933年8月初轉移到照金蘇區。渭北游擊根據地遂告陷落。
1933年7月下旬，共產黨員王泰吉率陝軍騎兵團在耀縣舉行起義，成立了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下轄六個大隊，共1200餘人。耀縣起義後，敵軍調兩個團兵力向起義軍發動進攻。由於戰鬥失利，加之不斷發生叛逃事件，1933年7月下旬，耀縣起義失敗，餘部百餘人在王泰吉率領下退入照金蘇區，改編為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
此刻，照金蘇區也處於危機之中。1933年8月14日，陝甘邊特委在耀縣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這次會議糾正了部分幹部中產生的右傾悲觀情緒和分散紅軍的主張，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紅四團、耀縣三支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陝北一支隊及各路游擊隊等紅色武裝力量，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10月4日，劉志丹脫險歸來後，被任命為參謀長。由於紅軍採取集中指揮的策略，很快取得了一些勝利，使革命出現了轉機。10月中旬，敵人急調四個正規團和三原、耀縣、淳化等六縣民團共6000餘人，發起了對照金根據地的進攻。劉志丹分析敵情認為，敵人“進剿”兵力較大，不宜在狹小根據地內與敵人周旋，要粉碎敵軍的進攻必須到外線作戰，深入敵後打擊敵人。於是，決定留下游擊隊堅持內線鬥爭，主力紅軍北上隴東。10月中旬，劉志丹和王泰吉率主力紅軍北上，一舉攻克敵守備薄弱的甘肅合水縣城，接著又在隴東連續打了幾個大勝仗，連戰獲捷，重挫了敵人的銳氣，大振了紅軍的聲威。
1933年10月15日，正當陝甘紅軍主力在合水、慶陽一帶游擊，接連獲得勝利和發展之際，國民黨反動派乘紅軍後方兵力空虛之機，調集重兵攻擊照金蘇區薛家寨。陝甘邊軍事委員會當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紅軍游擊部隊同敵軍展開了浴血激戰，在戰鬥到第六天時，由於叛徒的出賣，紅軍戰鬥失利，薛家寨陷落，李妙齋在這次保衛戰中不幸壯烈犧牲。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嚴重困難之際，1933年10月，因病正在休養的吳岱峰從南山趕回薛家寨、危難之際擔任陝甘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統一指揮紅軍游擊隊，在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下，率部同敵人進行殊死的戰鬥，一天8次擊退強敵的進攻，並在叛徒告密、薛家寨即將陷落之際率部成功突圍，保住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紅二十六軍的覆沒，耀縣起義的失敗，陝西省委及各地黨組織的解體，渭北游擊區和照金蘇區的相繼失陷……這一連串的失敗，使一度生氣蓬勃的西北地區革命轉入最困難的時期。
在險惡的環境中，如何使陝甘邊紅軍這支西北僅存的紅色武裝擺脫危險境地？如何重建紅二十六軍？如何重建革命根據地？如何正確解決陝甘邊紅軍的戰略方針和發展方向問題？如何開展陝甘游擊戰爭，並逐步走向勝利？這些關乎全局而又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一直縈繞在劉志丹等領導同志的心中。
合水縣包家寨子聯席會議
1933年10月29日，陝甘邊紅軍在外線作戰中取得毛溝門戰鬥的勝利，打退了敵軍的進攻，使戰場形勢稍緩。部隊休整後，劉志丹及時慎重地向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建議，認真研究並解決今後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和方向問題，以確定陝甘邊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格局。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採納了劉志丹的建議，於11月3日—5日在合水縣包家寨子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這次會議經過認真討論，作出了三項重大決策：
一是將陝甘邊武裝鬥爭的重點轉向橋山中段的南梁地區，堅持在南梁地區開創和擴大革命根據地。
二是恢復紅二十六軍，成立第四十二師。
三是為確保南梁中心蘇區的開闢工作，將陝甘邊劃分為三個游擊戰略區：陝北為第一路游擊區，以安定為中心；隴東為第二路游擊區，以南梁為中心；關中為第三路游擊區，以照金為中心。三路游擊區又共同以南梁為中心，紅二十六軍居中策應，並沿橋山山脈向南北伺機發展。
包家寨會議作出的上述三項決策的核心，就是確定了開闢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從而正確地解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戰略這個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為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鬥爭的基本格局描繪了新的藍圖。
包家寨會議之後，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於1933年11月8日在合水縣蓮花寺對紅軍進行了整編，正式恢復紅二十六軍，成立了第四十二師，下轄兩個團，紅三團由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和耀縣三支隊合編，紅四團改編為騎兵團，以適應長途奔襲和步騎協同作戰的需要，全軍共500餘人，戰馬200餘匹。
為了貫徹包家寨會議關於建立南梁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紅二十六軍恢復後立即進軍南梁，掃蕩陝甘邊界的反動地主武裝。同時，黨和紅軍還派出工作人員深入南梁一帶的山區農村，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熱情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發動民眾建立農民聯合會、貧農團等革命民眾組織。經過紮實細緻的工作，到1934年初，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初具規模。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荔園堡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陝甘邊革命委員會。2月，在紅四十二師黨委的主持下，南梁一帶的貧苦農民代表在小河溝的四合台村選舉產生了以習仲勛為主席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土地革命在南梁革命根據地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紅色區域擴大到包括保全、安塞、甘泉、富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旬邑、淳化、耀縣、宜君、中部等十四個縣的部分農村地區。為了統一領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鞏固後方，支援前線，擴大游擊戰爭，1934年11月1日——7日，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召開，宣告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習仲勛被選為政府主席。此後根據地各縣區都相繼建立了紅色政權。廣大貧苦農民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實行土地革命，發展農業經濟，支援前線作戰，有力地促進了武裝鬥爭的順利進行，使南梁革命根據地進一步得到鞏固，成為武裝鬥爭的堅強堡壘。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關帝廟，召開了有劉志丹、吳岱峰、習仲勛、惠子俊、楊森、張秀山、馬文瑞、張邦英、蔡子偉、張策、黃子文、張慶孚等領導人和100多名工農兵代表參加的重要會議。會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土地決議案》《財政決議案》《糧食決議案》等檔案和法令。大會決定成立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部。選舉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邊金山任副主席，吳岱峰任軍委委員兼參謀長。朱志清任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鄭德明任副總指揮，梅生貴任副總指揮兼參謀長。會議選出習仲勛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誌著陝甘邊的革命鬥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