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軍戶簡介
中國古代世代從軍﹑充當軍差的人戶。東晉﹑南北朝時﹐士兵及家屬的戶籍隸于軍府﹐稱為軍戶。軍戶子弟世襲為兵﹐未經準許不得脫離軍籍。北魏軍戶亦有用俘虜充當的。宋朝將應募充軍的人戶稱為軍戶﹐軍士年老退伍後除籍。軍戶制度在元﹑明兩朝最為完備。
軍戶的管理﹐自成系統。各種軍戶的來源不同﹐管理辦法也不同。對蒙古軍戶和探馬赤軍戶﹐在有關萬戶府或千戶翼中設立奧魯官管理﹔對漢軍戶﹐也設立奧魯管理﹐但奧魯官由路府州縣的長次官兼任﹔對新附軍戶則不設奧魯﹐由管軍官管理。政府對士兵只發給口糧﹑食鹽和衣裝﹐馬匹﹑兵器和其它費用均由其家供給。士兵的日常費用稱為封裝(椿)錢﹐每年由奧魯官向軍戶收取﹐匯交中書省﹐再由中書省通知所在各行中書省支付有關軍人﹔後來﹐又採取各萬戶﹑千戶直接派人到各奧魯收斂的辦法。軍戶因負擔出軍費用﹐在賦役上可得到一定的減免﹐如﹕ 稅糧﹐四頃以內免納﹐以供軍需﹐四頃以上要交稅。 雜泛差役﹐軍戶全免。 和雇﹑和買﹐邊遠出征軍人全免﹐其餘軍戶中有物力之家要負擔﹐無物力之家可免。新附軍戶則例外﹐不僅軍人本身支鹽糧﹐家口也可按月支鹽糧﹐因而他們占有的土地與民戶一樣﹐都要當差納稅。漢軍戶中﹐實行正軍戶﹑貼軍戶制﹐即以兩三戶或三五戶合出一軍﹐其中丁力強者充軍，其餘出錢津貼。出軍者稱為正軍戶﹐出錢津貼者稱為貼軍戶。正軍戶﹑貼軍戶制的推行﹐主要因為軍戶中貧富日益懸殊﹐貧者無力出軍﹐元朝政府可用這種方法使貧富相資﹐保證兵源。在蒙古軍戶和探馬赤軍戶中﹐並無正戶﹑貼戶之分﹐但被釋放的驅口﹐通常即成為原使長(驅口所有者)的貼戶﹐實際上仍保持一定的依附關係。這種貼戶與漢軍的正戶﹑貼戶關係有所不同。新附軍戶中也沒有正戶﹑貼戶之分。
戶籍管理及其數量
明朝軍隊的真實武器裝備在中國絕大部分州縣，軍籍戶是除民籍戶以外最多的人戶，其管理屬府州縣行政管理系統，但主管軍事的兵部也會部分參與。根據規定，黃冊編審通過里甲組織進行，由政府制定統一單冊，由民戶親報，甲首核總，里長總匯，匯冊達縣，以縣為單位呈送府、布政司，並轉呈於兵部。關於州縣戶籍黃冊管理的研究，學界前仁已取得不匪成就，茲以商城州縣戶口管理資料略論己見。
明代的商城全縣總計“鄉二里二十六”。（原書《圖籍志》正文作鄉五里二十六， 與實際所載及康熙二十九年《商城縣誌》卷二《建置·鄉里》不附，實為“鄉二”）從《商城縣誌》看，全縣軍戶排列順序並沒有以“鄉”為單位，“鄉”級建置在黃冊編審中並沒有發揮作用，二十六里前四里商城、隆溪、太（泰）蘇、胡太（泰）屬永豐鄉，排在第五、六位的隸青峰鄉，而青峰的另外四里則排在最後四位。各里軍戶應役衛所並沒有全縣綜合統計，而是以“里”為單位整理。在全部二十六里匯總中，只有兩里出現了同一衛所的軍戶分開記錄的情況，一是獨山鄉的雲南右衛，二是和豐鄉的寧山衛，其餘則是將同一里在同一衛所的應役軍戶歸類匯總。這兩類特例，筆者認為應屬誤記，因為在《圖籍志》中存在不止一處不規範記錄，如衛所名稱不準確，胡太里前三衛是陝西左衛（4人）、陝西右衛（3人）、陝西後衛（2人），估計是“西安左衛”、“西安右護衛”和“西安後衛”的誤記；有一些可能是書寫錯誤，如“武成衛”作“武城衛”、“曲靖衛”作“曲清衛”、“潮州衛”作“朝州衛”、“美峪千戶所”作“美谷千戶所”等。其中還存在著大量諸如西安衛、瀋陽衛、大同衛等不準確的記載。
當然有一些里對州縣軍戶的管理實行了有效的方法，如對分布不同地區、易混淆的衛所加以標註。在官山里，就出現了南京瀋陽衛、北京瀋陽衛和直隸瀋陽衛的記載。據顧炎武考訂，明代以“瀋陽衛”命名的衛所有六個，“左、右二衛京，中衛在遼東，中屯衛在河間府，右衛在和州，中護在山西潞安府”。類似例子還有北京神策衛、南京應天衛、湖廣寧遠桃川千戶所等。
武器裝備《商城縣誌》所載《圖籍志》共記載了1521戶軍戶的所在鄉里及應役衛所。這裡的軍戶，準確地說應當是屬州縣行政系統管轄的每一軍戶的成丁之一，他們是遞補特定衛所正軍缺額的預備人員，一旦他們所對應的正軍失額，衛所中又無餘丁可補，圖籍中所載的軍戶就要應遞入伍，然後再從本家族中另找一個作替補列入軍戶名單。
嘉靖三十一年，商城縣共有5404戶，其中軍戶為1521戶，軍戶比例為28.1%。那么這一比例是高還是低？明代州縣軍戶在全部戶口中究竟能占多大比重？這是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直接涉及到衛所軍隊的規模問題。曹樹基先生提出了“軍戶縣”“民戶縣”的概念，對研究明代軍民戶籍是一個重要貢獻，但其推理方法及結論均有商榷之處。如他說：“根據上引《明史》中的兩條記載，可以推測該地（河南——引者注）軍戶的數量和比例應該高於浙江和山西，可能與山東、湖廣兩省類似，即軍戶的人口超過了民戶人口，可以稱之為‘軍戶省’。”本文暫不對全國各司州縣軍戶比例一一考證,僅以商城所在的河南布政司闡明自己的想法。
州縣軍戶軍戶所占比例與州縣軍戶家庭規模及軍戶婚姻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為保證足額“繼丁”，明政府規定，軍戶嚴禁析產分戶。成化六年，“令軍戶不許將弟男子侄過房與人，脫免軍伍。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準，軍戶子孫畏懼軍役，另開戶籍或於別府州縣入贅寄籍……正犯發煙瘴地面，里書人等發附近衛所俱充軍，官吏參究治罪。”⑥在正常情況下軍戶家庭規模要略大一些。與此同時，民戶家庭規模卻有不斷縮小的趨勢，他們會為規避差徭而析產分戶，如蘭陽縣人李希程對本縣情況深有體會：“戶口漸增，由分戶所致，非實增也。”他還賦詩一首：“瘠地瀕河歲未登，新來賦役重難勝；各分版籍求規避，誰解翻為戶口增”。民戶上升幅度總體上快於總戶數增長速度，雖然軍戶戶數也有下降趨勢，但相對要穩定一些，其所占比重則呈明顯的下降。如歸德府在天順六年(1462年)，總戶口1851戶，軍戶420戶，軍戶占22.7%;而嘉靖二十二年則是13.9%。而在太康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軍戶數為517戶，成化八年為540戶，弘治五年為550戶，弘治十七年560戶，嘉靖元年（1522年）為557戶，在130年裡增長40戶，而同期民戶數由1207戶增長至3962戶。必須指出的是，縣誌的編寫者大抵是從舊志或從未認真審核的黃冊上抄襲而來的，因此很難保證它的真實性。如沈丘縣弘治十一年的戶籍“皆紙上虛籍，名有而實無也”。十五年大造黃冊，仍隨原報虛籍。嘉靖元年大造，“有全失去地而糧存者，有地少而糧重者，仍存其籍，故謂虛戶……實民軍民等籍1119戶，人逃糧存戶222戶”。在開列各類戶口人數時，縣誌籍冊仍將逃亡人戶匯與現在人戶一同開列。這種情況在全國比較普遍。
儘管如此，通過對戶籍管理及軍戶比例的分析，每里都有為數不少的、家庭規模較大的軍戶家庭，且一些軍戶還頗為富有。雖然許多民戶拒絕與軍戶通婚，會影響到他們的婚姻狀況。實際上，由於明代男女比例失調，貧窮男丁無妻者為數確實不少，但非軍戶獨然。州縣軍戶身份對他們婚姻的影響程度絕不可估計過高。
來源及應役衛所的分布
州縣軍戶明初軍戶的來源以世襲元代軍籍、從征、歸附為最。明承元制，以籍定役，朱氏政權規定故元軍戶身份不變。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攻大都，“封府庫圖籍”以資國用⑩。洪武二年，宣布“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三年，令戶部榜諭天下軍民，“凡有未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軍發衛所，民歸有司，匠隸工部”。從征與歸附是新軍戶產生的重要途徑。各地農民軍、地方武裝和元朝舊將士成為朱明王朝的統治力量，他們聽從新政權的遣差征戰各地，其子孫後代也隨從遷播四方，並形成後來州縣軍戶應役之衛所的最初分布。如商城縣（明初屬固始縣）隆門裡的軍官余恩銘、雙溪里人高達、太蘇里人汪銘都曾於1358年率元朝軍事重地——縣南的金剛台山守軍“歸降”明朝，並跟隨新主大軍征戰，子孫蔭襲，遂分布於各衛所任職。這些衛所武職任職集中的地區，也恰是衛所軍士和州縣軍戶應役衛所分布最集中的地區，如寧夏衛、潼關衛、清浪衛、興州諸衛、汝寧千戶所、甘州諸衛、涼州衛等。
抽集與垛集則是明初增補軍士的兩種主要方式，各地均存在著從州縣民戶中強行抽垛為軍的現象。沈丘縣軍戶的主要來源是洪武四年、十七年、二十一年的垛集，並附以“因罪充配”者。鄧州千戶所首任鎮撫官孔顯於洪武四年“籍軍千人，千七百戶有奇”，開始了明初鄧州的軍民共治。據《尉氏縣誌》載：“祖宗創業之初，軍多出於歸附、投充而已，定國之後，以作奸犯科者配隸各衛分焉……尉氏軍戶屬部院司府。”丘矵認為，明初軍丁“內地多是抽丁垛集，邊防多是有罪謫戍”。稍後，政府為補充日益缺失的衛所軍額，在罪犯身上大做文章。弘治元年，巡撫河南監察御史文貴建議擴大罪犯的充軍範圍，具體包括：第一，編罪囚以足兵戎。“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第二，發礦賊以實邊衛。“河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閒礦洞，往往各處人民聚眾盜取……再犯免其枷號，不問軍民舍余，系河南籍貫者，發遼東東邊衛……各充軍，家小隨往。”這些盜礦者少則二三百人，多則七八百人，如此既可足兵，又可懲惡。此法實施後，某種程度上會影響衛所軍士駐地的某些變化。
武器裝備明初，南北戰事均為吃緊，兵將征戰四方，雖然不乏駐軍歸還衛所的情況，但隨遇而安、更調戍守更為常見，對此朱元璋也深有感觸：“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粟，僅足自給”，他要求軍官撫恤士兵。明初同籍軍戶分散四方服役非常普遍，根據“役皆永充”的原則，各州縣同里應繼軍丁也勢必會從同一地點出發，奔赴相距萬里之遙的不同衛所，“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結果造成“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冷，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楊士奇根據前朝經驗，結合當時邊備情況提出“就近服役”的原則：“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乏。”這就基本上奠定了明代應繼軍丁應役衛所分布的基本格局。
州縣軍戶與衛所軍戶的關係
州縣軍戶是因衛所軍戶而存在的，衛所正軍、余丁則因為州縣應繼軍丁的存在得以延續。州縣軍戶與衛所軍戶是相依相生的關係。
州縣軍戶第二，州縣衛所有遞補應役入伍的義務，但前提是衛所余丁亦缺失。軍余屬衛所軍籍性質，是正軍家庭成丁，是正軍缺額後的首選遞補。軍余與州縣應繼軍丁都有遞補正軍義務，都具有亦軍亦民的身份，只不過各自隸屬不同，職責各有側重，遞補順序有先後。明中期以後，軍余幾成正軍，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群體。州縣應繼軍丁入伍的途徑通常有二：一是勾補入軍，二是貼戶輪充。
關於勾軍。洪武二十一年，“令各衛所將逃故軍編成圖冊送本部，照名行取，不許差人，各府縣類造軍戶文冊，遇有勾丁按籍起解”。“各司府州縣照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著伍，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取有批迥、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原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州縣應繼軍丁入衛事宜由本原籍軍戶籌辦，赴衛同時再從軍戶中遴選一位健壯的應繼軍丁。
關於貼戶輪充，明初政府實行三戶垛抽一丁制度。衛所軍丁尚足，一旦正軍病故，貼戶丁補役，但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禮部議奏，會議以正軍、貼戶造冊，一如舊制。輪次更代，周而復始，若貼戶止有一丁者免之。”
正、貼戶輪充制度建立後，從本質上說這類正軍（衛所軍戶）與貼戶（州縣軍戶）更加接近，他們之間區別也更加模糊，但仍有不同。作為補償，州縣應繼軍戶在承擔民役方面享有優惠，“當軍之家免一丁差役”。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係，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平日享軍之利者，自當服軍之役矣”。
州縣軍戶絕大部分州縣軍戶會選擇逃徙流亡。有的學者認為“宣德以後，屯軍逃亡人數漸多，地區漸廣，情勢更加嚴重，大有‘逃亡且盡’的趨勢而已”。明人奏疏文集對軍民人戶的逃亡極盡渲染，如在陝西，“原額一里十排其一百一十戶，以口計之，當時不下千人，今（嘉靖初年——引者注）一甲止存二三戶，一戶不過二三丁，一甲糧差盡行頂當佃地，則替彼賠糧，跟軍則為彼受責”。衛所軍余及州縣軍戶逃亡或“虛戶”比例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衛所軍事制度的存在與運行。
嘉靖時范縣原額垛充軍士702名，實在軍595名，州縣軍戶失額率15.2%（並非全逃，可能是軍籍豁免）；嘉靖時沈丘人戶逃亡率為19.8%；同期，尉氏縣原額軍士529名，各類事故軍士192名，失額率36.3%，但由於同期又補充了無名籍34人，近年充軍28名中有17人仍是在冊軍戶，所以尉氏縣的軍戶失額率只有26.8%。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逃亡率肯定差別很大，如湖北沔陽州洪武二十四年時軍戶5922戶，至嘉靖元年僅有3317戶，軍戶失額率為44%。邊地州縣百姓人去里空的情況雖然難以避免，但全國範圍內，嘉、萬時期的軍戶逃亡絕不可估計過高，尤其是州縣軍戶。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州縣軍戶的逃徙固然有負擔重、地位卑的軍事原因，但與民戶流亡“脫籍”則有更多的相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