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釋義
崖山之後無中華宋的滅亡，標誌著中國第一次全面亡國。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被奴役，征服者還是以殺戮和搶劫為樂事的落後民族，正常的發展進程被打斷，給中華文明帶來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要說崖山之後無中華，那么之後的明朝算什麼呢？經過幾次三番的文化運動後的我們這些當代人又算什麼呢？如果當代中國人已經不能算是中華文明的載體，我們又該向何處去尋根？難道還真的需要跑到日本去追尋漢唐遺風不成？
詞語原型
在考究中國近代落後原因之時，中國停滯論是個很時髦的話題，黑格爾、亞當斯密、《世界史綱》的作者韋爾斯、湯因比，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只是有些把中國停滯的開端定為唐末、宋末、明末，或者乾脆定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可是停滯並不等於死去，只是發展緩慢，“象冬眠了似的”，還從沒見過說中華文明從元代起就乾脆完蛋了的（內藤倒是說過滿清必亡的話，不過政府和文明是兩回事）。要找到類似“崖山之後無中華”的表達，還真是挺困難的。
但如果把目光轉向中國，便不難找到這句話的原型，出自錢謙益的《後秋興之十三》：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
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無歸處，獨俺銀輪哭桂花。
錢謙益“水太涼”的光榮事跡估計大家都知道，他是當時的文壇盟主、東林領袖，還是南明福王朝廷的禮部尚書，以此高官身份降清還連頭髮也剃掉，不由人不鄙視。但他後來在柳如是的鼓勵和支持下（我覺得是害怕不這么做會失去柳的情況下），還是做了不少反清復明的事，為此兩度入獄，乃至傾家蕩產，晚景淒涼。
陳寅恪的《柳如是傳》論之甚詳，感興趣的可以找來看看。總之，錢謙益有知識分子的自私懦弱，但他對故國的懷念、對自己失節降清的悔恨也是真的。不管別人怎么看，至少他自己是以明遺民自居的。單看他的詩文，“溝填羯肉那堪臠”，“殺盡羯奴才斂手”等句，對於清廷辱罵之甚，對明朝的痛惜之深，比張煌言等民族英雄的詩句還要慷慨激昂，仿佛在為自己的失節做掩飾。這首詩據說是他在聽到南明桂王被害後寫的，所以有“獨俺銀輪哭桂花”之句。全詩以崖山海戰比喻南明敗亡，以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調子極為沉痛。
南明遺民有用宋元鼎革指代明清易代的習慣，崖山也頻頻出現在他們的詩作中，如呂留良的詩《題如此江山圖》：“其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恥。其為崖山以後耶？如此江山不忍視。吾今始悟作畫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視昔昔猶今，吞聲不用枚銜嘴。……”都是以宋喻明，表達故國之思，以及對神州陸沉的感慨痛惜，明著是說宋，實際是在哀嘆明的覆亡。若把用這些詩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成，將宋亡之後幾百年的中華文明一筆抹殺，無疑是對作者心思的徹底曲解。唐人也多用漢喻唐，難道能用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去猛烈抨擊漢武帝？
至於“崖山之後無中華”這句話為何會演變成現在的含義，我覺得是網路上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功勞。近代人是不會這樣認為的，他們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以排滿為目標，“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朱明王朝應該是他們仿效的榜樣，而不是排斥的對象吧。孫中山為起義到處化緣，反清復明的洪門也是他重點籠絡的財神爺之一。就憑這個，他也不會說出啥“崖山之後無中華”來。
總結：“崖山之後無中華”原本出自南明遺民的詩句，以崖山海戰比喻南明敗亡，哀嘆山河破碎，神州陸沉，後被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曲解為華夏文明自宋亡後斷絕。這句話與日本京都學派無關，我認為也與其他日本學者或中國近代排滿的革命者無關。
日本學者
這些問題深究不得，於是又紛紛傳說這話是日本人說的，更有人言之鑿鑿地指認說這話的是內藤湖南，誰叫他提出了唐宋變革論呢？於是看來看去，就他最像了！
這讓我深感詫異，讀過內藤著作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內藤提出宋代近世論，是指中國社會從宋代開始到晚清基本結構不變，他對元清等異族征服王朝的評價並不低。在他的《中國近世史》中，他專門用了一節評論“中國歷史學家對蒙古政治的偏見”，說中國歷史學家多數是純粹的漢族人，出自讀書階層，所以都用消極的一面來看待蒙古政治，但“從地位比較低的普通百姓來說，或許覺得還不錯。”而內藤本人主攻的斷代史其實是清代史，對於清代樸學推崇備至，顯然他是沒有這個覺悟提出“崖山之後無中華”的。
事實上，內藤有一個爭議很大的理論，即文明的中毒與解毒說。他認為文明和人一樣，也會經歷成長、衰老和死亡的。當文明發展到高度爛熟的時候，就會產生毒素，需要外來文化的衝擊來“解毒”。
當漢帝國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就會有五胡亂華，由此催生出了燦爛的隋唐文明。蒙元對於宋，滿清對於明，也同樣如此。中華文明能夠長存不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每當衰相顯露的時候，都有塞外民族幫忙“解毒”。因此中國經常被遊牧民族侵略，其實是件“非常幸福的事。”這一理論被他的得意弟子宮崎市定繼承並發揚，在宮崎氏的大作《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中有詳細論述。
說來日本入侵中國也是典型的異族入侵，把異族侵略說成是毀滅中華文明的元兇，顯然不利於“大東亞共榮”，因此抗日戰爭時期，日方的宣傳理論基本都是眾口一詞的“侵略有利健康”論。
而除了京都學派的學者宣揚這個觀點以外，還有一位比較活躍的人物是秋澤修二。
此人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來分析中國社會構成，認為“集約形小農業”是中國專制集權的基礎，因此中國在近代的落後是必然的，只有在外力入侵的情況下才能發生根本性的變革。這其實是魏特曼《東方專制主義》、費正清“衝擊-回應”說是一路貨，不過他說得更露骨一點，明確說明“日本皇軍的武力”就是這股中國一直等待的外力，將給予“中國社會之特有的停滯性以最後的克服”。於是理所當然地，他也招致了中國學者更強烈的批判。
後世評價
厓門海戰之後，宋朝走向覆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曾說：“崖山這個地方的歷史古蹟是有意義的，宋朝雖然滅亡了，但當時許多人繼續堅持抗元鬥爭，保持了民族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