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相集
詩文集。明代董應舉所撰。共十八卷。
董應舉，明代詩文作家，字崇相，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生卒年不詳，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進士，授廣州府教授，升南京國子博士，歷吏部郎中、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僕卿等職，官終工部右侍郎，罷歸家居，八十餘歲卒。董應舉為人浩然正氣，慷慨任事。在初做廣州府學教授之時，就敢於與朝廷欽差稅監李風爭奪府學旁邊的土地。李鳳的舍人在文廟前跑馬，他就把那舍人的馬扣下，傳說連鬼神都畏懼他，他在壯年之時，有一次去參加宴會，宴會上有一個客人會奇術，能使酒杯走到每位客人的面前，撞擊他的酒杯，但是酒杯走到他面前時，卻突然停下，不敢撞擊他的酒杯，那個會奇術的客人再三斥責，那酒杯反而退到其他酒案上不動了。這種精神體現在其詩文中“所為諸疏奏條議，以及敘贈酬答，一語之不本乎經濟，公弗妄脫諸口也”。
董應舉愛談論邊塞防務，曾向朝廷抗疏極論，但是僅報聞而已，當遼陽陷沒後，他邀朋友飲酒談論此事，目張齒擊，仿佛朔風獵獵射窗紙，這種情緒在他的詩作中有所反映。如《丙寅聞邊報》：“出山已分沙場死，今日生還亦主恩。忽報遼陽飛騎近，白頭垂泣向江門。”詩中憂國之情非常濃厚，他的詩還有諷制官場之辭。如《雜作》：“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親能若此，豈不成孝子！”對於官場宦途中的阿諛奉承之輩做了辛辣無情的鞭撻。除此以外，他的詩多為友朋贈答之作，如《秋日尋孔雀庵通上人》：“林深不辨徑，積葉翳寒泉，屋角留殘日，秋階重獨眠，問師何所去，遙指隔江涸。夕磬無人發，林中聞暮蟬。”統覽他的詩作，熔煉不足，藝術性較差。
《崇相集》除詩一卷以外，其餘為疏議，表啟序書、傳記，碑銘及雜文，董應舉身處於明未多事之秋，加之他熱心國事，關心政治，所以他的詩文較多的都與當時朝廷的內憂外患聯繫在一起，萬曆四十六年五月發生日食，這時清兵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占領了遼東撫順，並不斷地伺機問明王朝發起進攻。董應舉便借日食上疏神宗皇帝，向朝廷提出目前威脅明朝江山社稷的禍患，要求朝廷及早做好準備，疏中說道：“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建夷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挨，惟以甘結勒碑了事，養成豺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無餉、無銀、無兵，又無成算，熟視拱手斗口，以待時日，聽胡夷之合交為嬰城之危。”非常明確地指出日食是強敵吞併中國的徵兆，應該做好一切反入侵的準備工作，而不應當再對建州女真掉以輕心，以致貽養成患。
天啟二年正月，西平之戰，明軍再次大敗，兵民死傷極為慘重，將士們十分狼狽地逃回關內，董應舉懷著感時悲世的沉重心情寫下了《悲遼西》一詩：“破壞乾坤繕一隅，一隅今已沮皇圖。只言關外長城在，獨使西平戰枯骨。炬火連驅澤雁，賊兵三日進城烏。”詩中對於明朝姑息夷禍以求安好以致於釀成大禍表示了隱隱的不滿，指責了明廷倚仗長城關口之險，使士兵門在關外戰死沙場，而自己卻在關內苟且俞生，同時向明朝統治者指出：形勢已極端危急，建夷已勢如破竹，向我大明江山逼近。在寫下這首詩的同時，董應舉還迅速向朝廷上了《危急效計》一疏，詳細分析指出：奴賊攻陷西平之後，必然進軍廣寧右屯，如果廣寧一旦守不住，山海關就岌岌可危了，山海關一旦失陷於敵手，必然危及京城，而京城一旦失陷，天下就不堪構想了。救廣寧就是守衛山海關，保守京城，就是保衛天下。
他在疏中還向明朝統治者提出了八條建議
：一、對於那些聞風喪膽，怯懦無能不顧國家危亡，託故遷移家庭，保全自己一家老小的官員，要嚴厲制裁，以儆效尤。二、號召文武百官及四方英雄豪傑出救廣寧，鎮守各處的關口要寒，那些罷官在家賦閒而有治兵率軍之才能的人，朝廷也應破格起用。務必要守住廣寧。三、薊東八十里的蘆台是通往天津的咽喉要地，要令天津、薊、遼速派一支軍隊來鎮守此處，絕不能失去這個通向京城的關口。四、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五方走集，奸民所聚，人多混雜。要責令五城察院兵馬司嚴加盤查來京的行人，以絕奸弊，防止敵人混入京城做內應並修繕城內營堡及各種防禦器械，積極做好抗敵禦侮的一切準備。五、打破向來論策取武舉的常規，選拔真正精通武藝的人才，以備不測之用，六、命令把外地倉庫的糧食運到國家倉庫，以防敵攻打京城時無糧。七、在這多難之際，皇上要以臥薪嘗膽的精神，勵精勤政。八、命令各級官員舉賢薦能，推舉能守邊的人才，以備提拔使用。召呂純如、徐光啟等人進京，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
此疏寫成後不久，努爾哈赤率軍攻打明朝邊境重鎮廣寧，首先攻克廣寧前哨陣地西平堡，明軍三萬人前來迎戰，被努爾哈赤軍隊擊敗，全軍覆沒，努爾哈赤率大軍進入廣寧，攻占明朝城堡四十個，廣寧失守後，董太舉又上了《保衛神宗疏》，在疏中他指出：廣寧既失，出海關就已經岌岌可危了，而京城的門戶是通州。敵軍必然會爭奪通州，以此切斷我們的咽喉要地。要守住京師，就要使通州之勢與京師聯絡起來。因此，必須在通州沿河成對地建築對敵台，對敵台上裝備火器，選精兵強將在那裡固守。如果敵兵到了，就用銃炮襲擊；如果敵兵退了，就種田習武，開掘溝塹，神種榆柳，布下地網，使敵人的騎兵不能馳騁自如。在這前後，董應舉還多次上疏朝廷，獻計獻策，如《請較演處所疏》、《乞招遼兵知會疏》、《報安插遼人支給成數疏》、《進遼冊疏》等等。收到《崇相集》里的這類奏疏，不下數十，非常之多。董應舉心繫朝朝社稷存亡，談及禦敵之事的其他文章和詩作，在《崇相集》里也有不少，如《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沈將軍歌》等，這類作品雖然藝術性不強，但由於其中蘊含了董應舉對於國家社稷的關切之情，仍然有一定的價值。
在《崇相集》里，這類以議論抗擊清軍，保衛明王朝為主要內容的文章，在當時可能會對清人奪取明朝政權產生一定的阻力，但是在一百多年後的乾隆時代，已經沒有什麼作用。然而，這些文章凡是提及清軍之處，多用“虜”、“夷”、“夷虜”、“奴賊”、“建酋”、“胡夷”之類的蔑稱，清朝統治者對此是絕不能容忍的。由於滿州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他們自然會禁用“夷”、“虜”之類的鄙稱，甚至“明”、“金”等字也在忌諱之列，用“明”字，怕喚起對於故國的情思；而用“金”字，又以為是暗指滿州人先祖努爾哈赤所創造的後金政權。《崇相集》中這種有文字違礙的文章非常多，所以在乾隆年間才會斷然被禁毀。另外，由於董應舉作為明朝臣子，關心國事，他對於明清之戰的態度，完全站在明朝一邊，作者在論評中，在詩歌里，對明朝的戰敗，難免不無感慨唏之語，雙惋惜到悲閏，其憂國之情，至今猶在，淋漓盡致，躍然紙上，此必招來禍事，無怪乎軍機處把《崇相集》列入禁毀書目，加以禁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