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斯·玻爾[原子結構定態之父]](/img/4/06e/nBnauM3X3EDMxATOzQzN2UTO0MTMxgjMyYzMwADMwAzMwIzL0czLxE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尼爾斯·玻爾[原子結構定態之父]")
人物生平
尼爾斯·玻爾1885年10月7日出生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
1911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不久他前往英國劍橋，在以發現電子而聞名的科學家J·J·湯普森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幾個月後玻爾來到曼徹斯特與在幾年前發現電子核的盧瑟福共同從事研究。盧瑟福提出了原子中心有一個重核，周圍有電子，而大部分是空間。這與從前的學說相反。
1913年在《哲學雜誌》上發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論原子和分子結構》，發展了自己嶄新的原子結構學說。
1920年，就任哥本哈根理論物理學研究所所長。在他的指導下，眾多才華橫溢的青年科學家紛至沓來，使該所很快就成為世界上主要科研中心之一。
1921年結婚，當時正值他從事偉大科研工作的黃金時代。他有 5 個 兒子，其中的一個兒子阿基·玻爾獲得1975年諾貝爾物理獎。玻爾是世界上最受愛戴的科學家之一。而且由於他的品格和人道主義而受到喜愛和仰慕。
在20世紀30年代，玻爾把注意力轉移到原子核結構問題上去了。他創造了重要的原子核“液滴模型”，還提出了反應堆中的“覆核”學說。此外，玻爾還正確指出了參與核裂變的鈾的同位素U235，這對後來發展核子彈具有重大意義。
1940年德國軍隊占領了丹麥。玻爾的處境十分危險，這是由於他堅決反對納粹分子的觀點為眾人所皆知，還由於他母親是猶太人。
1943年玻爾設法逃出了被占領的丹麥來到瑞典。他還幫助許多丹麥籍猶太人潛逃出境，否則他們將會死在希特勒的煤氣爐上。玻爾從瑞典飛到英國，又從英國飛到美國。在美國，玻爾在戰爭時期幫助製造了核子彈。
二戰後，玻爾返回哥本哈根，在那兒領導理論物理所，直到1962年去世時為止。在戰後的年月里，玻爾為對原子能實行國際性控制進行努力奮鬥，不過沒有取得任何成效。
早年
波爾生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父親克里斯丁·波爾是哥本哈根大學的生理學教授，母親出身於一個富有的猶太人家庭。波爾從小受到良好的親職教育，並愛好足球，曾經和弟弟哈那德·波爾共同參加職業足球比賽，甚至代表丹麥國家隊出場參加國際比賽。1903年玻爾進入哥本哈根大學學習物理，1911年獲博士學位。隨後，他曾在曼徹斯特大學的實驗室短期工作。基於盧瑟福的原子核理論和普朗克的量子說，1913年玻爾提出了原子結構的玻爾模型。按照這一模型電子環繞原子核作軌道運動，外層軌道比內層軌道可以容納更多的電子；較外層軌道的電子數決定了元素的化學性質。如果外層軌道的電子落入內層軌道，將釋放出一個帶固定能量的光子。
青年
尼爾斯·玻爾1916年，玻爾成為哥本哈根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並與1920年起開始擔任剛創建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所長。他在此後的四十年，一直擔任這一職務。1922年，玻爾由於對於原子結構理論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所在的理論物理研究所也在二三十年代成為物理學研究的中心。1930年代中期，研究發現了許多中子誘發的核反應。玻爾提出了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很好地解釋了重核的裂變。
波爾認識到他的理論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還只是經典理論和量子理論的混合。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描述微觀尺度的量子過程的基本力學。為此，波爾提出了著名的「互補原理」，即巨觀與微觀理論，以及不同領域相似問題之間的對應關係。互補原理指出經典理論是量子理論的極限近似,而且按照互補原理指出的方向,可以由舊理論推導出新理論。這在後來量子力學的建立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玻爾的學生海森堡在互補原理的指導下，尋求與經典力學相對應的量子力學的各種具體對應關係和對應量，由此建立了矩陣力學。互補理論在狄拉克、薛丁格發展波動力學和量子力學的過程中起到了指導作用。
在對於量子力學的解釋上，玻爾等人提出了哥本哈根詮釋，但遭到了堅持決定論的愛因斯坦及薛丁格等人的反對。從此玻爾與愛因斯坦開始了玻爾-愛因斯坦爭論，最有名的一次爭論發生在第六次索爾維會議上，愛因斯坦提出了“光子盒實驗”，以求駁倒不確定性原理。玻爾當時無言以對，但冥思一晚之後發現巧妙的進行了反駁，使得愛因斯坦只得承認不確定性原理是自洽的。這一爭論一直持續至愛因斯坦去世。
二戰與戰後
尼爾斯·玻爾和愛因斯坦二戰期間德軍占領丹麥，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與玻爾相見，即哥本哈根會見。此次會談的內容各當事人說法不一，至今仍然在爭論之中，但可以確定的是海森堡的話讓玻爾十分生氣，並損害了他們倆的友誼。為避免被德軍扣留，玻爾被迫於1943年逃離丹麥，坐船前往瑞典，然後坐一架小飛機到達倫敦。為了防止被人發現，飛機要飛得很高。據說玻爾因為專心思考，而忘記了戴氧氣面罩。另一種說法是玻爾的頭太大，面罩尺寸不合適，使得玻爾在空中曾失去了知覺。隨後玻爾從倫敦前往美國，任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所進行的負責研製核子彈的曼哈頓計畫的顧問。按照著名物理學家費曼的說法，當時波爾就如同物理界的神一般受到大家尊敬。1945年，波爾回到丹麥，此後致力於推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1962年11月18日，波爾在哥本哈根去世，去世前一天，他還在工作室的黑板上畫了當年愛因斯坦那個光子盒的草圖。
1965年玻爾去世三周年時，哥本哈根大學物理研究所被命名為尼爾斯·波爾研究所。1997年IUPAC正式通過將第107號元素命名為Bohrium，以紀念波爾。
原子結構學說
玻爾學說指出原子就象一個微型的太陽系，電子在重核周圍的軌道上鏇轉。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差別就在於經典物理學定律認為行星軌道的大小可以是任意的，而玻爾假定原子的電子只能在某些大小確定的軌道上鏇轉，只有軌道半徑使整個原子的全部角動量是普朗克常數的倍數時才有可能，而中介值則不行。每個確定的軌道都具有與其相關的確定能量。當一個電子從一個確定的軌道躍遷到另一個確定的軌道時，輻射出來的光的頻率就等於能量的變化再除以普朗克常數。
玻爾學說代表著對經典物理學說的一次徹底突破。一些富於想像力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迅即稱頌玻爾的論文是一部傑作，雖然起初有許多其他人對新學說提出了質疑。玻爾學說經受住了關鍵性的檢驗，圓滿解釋了氫原子光譜。長期以來人們就知道氫氣遇高溫時就開始進行光輻射。但是它輻射的光並不包括所有顏色的光，而只包括某些頻率非常固定的光。玻爾原子學說的一個很大的優點在於它從幾個簡單的假說出發，以驚人的準確性解釋了氫原子輻射的所有譜線（顏色）的精確長度。而且玻爾學說預示有更多的譜線存在，這些譜線以前並未觀察到，而不久就被實驗所證實。此外玻爾原子結構學說第一次明確地解釋了原子為什麼具有它們所有的體積。由於具備這些令人信服的證據；玻爾學說很快就被公認。1922年，玻爾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1920年哥本哈根成立理論物理學研究所，玻爾就任所長。在他的指導下，眾多才華橫溢的青年科學家紛至沓來，使該所很快就成為世界上主要科研中心之一。
但是與此同時，玻爾的原子結構學說也陷入了困境。主要問題在於玻爾學說雖然成功地解釋了只有一個電子的原子（如氫原子）的光譜，但是它不能正確地預示出其它原子的光譜。有些科學家對玻爾學說在解釋氫原子方面的絕對成功深受啟發，企圖對它稍加修正就能解釋較重原子的光譜。玻爾首先認識到稍加修正仍無濟於事，必須要徹底加以修正。他本人雖有天才卻沒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個方法終於在1925年被海森堡等人找到了。他們是在1925年著手於這項研究工作的。有趣的是海森堡和大多數對發展新學說有貢獻的其他科學家們都在哥本哈根做過研究工作。在那兒他們通過與玻爾開展討論和相互間的密切影響，無疑會受益匪淺。玻爾本人立即擁護新學說，幫助推進新學說。他對新學說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通過討論和寫作，他促進了新學說的系統化。
在30年代，玻爾把注意力轉移到原子核結構問題上去了。他創造了重要的原子核“液滴模型”，還提出了反應堆中的“覆核”學說。此外，玻爾還正確指出了參與核裂變的鈾的同位素U235，這對後來發展核子彈具有重大意義。
1940年德國軍隊占領了丹麥。玻爾的處境十分危險，這是由於他堅決反對納粹分子的觀點為眾人所皆知，還由於他母親是猶太人。1943年玻爾設法逃出了被占領的丹麥來到瑞典。他還幫助許多丹麥籍猶太人潛逃出境，否則他們將會死在希特勒的煤氣爐上。玻爾從瑞典飛到英國，又從英國飛到美國。在美國，玻爾在戰爭時期幫助製造了核子彈。
戰後，玻爾返回哥本哈根，在那兒領導理論物理所，直到1962年去世時為止。在戰後的年月里，玻爾為對原子能實行國際性控制進行努力奮鬥，不過沒有取得任何成效。
雖然玻爾最初的原子結構學說在五十多年前就已被取代，但是他在20世紀仍不愧為是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其理由有幾點：第一，他的學說的某些重要方面仍被認為是正確的。例如，他的原子只能存在於某些不連續能級上的觀點是所有後來的原子結構學說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第二，即使現代科學家認為玻爾原子圖像實際上不正確，它也具有巨大的啟發價值。也許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是玻爾學說給量子力學發展帶來的動力。就算其中有些已被取代，也不難看出他的學說已被歷史證明是現代原子學說和以後發展起來的量子力學的起點。
和中國科學家的關係
玻爾與中國科學界有著密切的聯繫，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周培源、胡寧、張宗燧都曾經在玻爾研究所進行過短期訪問和工作。1937年5月20日至6月7日，尼爾斯·玻爾和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兒子奧格·玻爾丹從日本到達上海，對中國進行訪問，經杭州、南京，最後抵達北平。訪問期間參觀了科學、文化機構，並作了學術報告。中國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著文介紹了這次訪問的情況。
1962年，奧格·玻爾來中國訪問，在他訪問期間，丹麥和中國達成一個長期學術交流的協定。正當中國物理學界期待尼爾斯·玻爾重訪中國時，這位用自己的偉大發現為原子科學和物理學的認識論奠定基礎的偉人不幸與世長辭了，享年77歲。
繼承父親的遺志，奧格·玻爾於1973年再次訪問中國，他還陸續邀請我國十餘名中青年物理學家到玻爾研究所工作，其中有冼鼎昌、楊福家、卓益忠、曾謹言等，對培養我國原子核物理專家作出了貢獻。
1985年10月，為了紀念玻爾誕辰一百周年，在丹麥舉行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其中包括紀念會和“原子和原子核碰撞的半經典描述”、“量子場論的最近發展”、“原子核結構”學術報告會。10月4日至7日在哥本哈根舉行“尼爾斯·玻爾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
紀念會與會代表三百多人，來自十九個國家，我國代表有楊福家、曾謹言等五人。會議的最後一天是在古老的哥本哈根大學舉行的，上午在大學門口廣場上的玻爾雕像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然後是一些充滿情誼的回憶報告。下午的會上，丹麥女王和他的母親（前女王）出席紀念會，哥本哈根大學的校長和院長們穿著禮服，樂隊與藝術家的表演與科學家的報告交叉地進行，整個會場顯得莊嚴又活躍。
中國物理學會、化學會、核學會、光學會、生物物理學會、核物理學會、高能物理學會和北京化學會也於1985年11月1日在北京聯合舉行隆重的“尼爾斯·玻爾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
縱觀玻爾一生的科學活動，最大的特點是不斷地進取和創造，他繼承老師盧瑟福的研究成果，但是並不停留在老師的水平上，而是不斷有所創新。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原子輻射理論
1922年，玻爾因對研究原子的結構和原子的輻射所做得重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為此，整個丹麥都沉浸在喜悅之中，舉國上下都為之慶賀，玻爾成了最著名的丹麥公民。為了支持正義與和平，玻爾將自己的諾貝爾金質獎章捐給了芬蘭戰爭。後來，人們又為他募集黃金重鑄了一枚，永遠陳列在丹麥博物館裡。
1924年6月，玻爾被英國劍橋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授予科學博士名譽學位，劍橋哲學學會接受他為正式會員，12月又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的外國通訊院士。
1927年初，海森堡、玻爾、約爾丹、薛丁格、狄拉克等成功地創立了原子內部過程的全新理論量子力學，玻爾對量子力學的創立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1927年9月，玻爾首次提出了"互補原理"，奠定了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力學解釋的基礎，並從此開始了與愛因斯坦持續多年的關於量子力學意義的論戰。愛因斯坦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想像實驗，力求證明新理論的矛盾和錯誤，但玻爾每次都巧妙地反駁了愛因斯坦的反對意見。這場長期的論戰從許多方面促進了玻爾觀點的完善，使他在以後對互補原理的研究中，不僅運用到物理學，而且運用到其他學科。
1933年，希特勒奪取了政權，德國成了法西斯國家，這對於丹麥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鄰邦。玻爾不是一個對什麼都不關心的人，他既關心政治時事、國家生活，也關心國際事件。他對當時法西斯政權實行的種族迫害和政治迫害深感憂愁和憤怒，積極創立和參加了丹麥救援移民委員會，對從德國逃難到哥本哈根的科學家及其他難民，給予了盡力的支持相幫助。
1940年4月，德國侵占了丹麥，丹麥政府宣布投降。美國、英國等許多國家的大學打電報給玻爾，邀請玻爾全家到他們那裡去避難和工作。玻爾非常不安，友好的關心和對自己命運的焦慮打動著他的心。但是，這一切都沒能動搖他留在自己的崗位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的決心。
玻爾相信，這一切都是暫時的，不久都會過去。因此，不應該陷入苦悶，要堅持下去繼續工作，抵抗侵略者，為共同的鬥爭做出貢獻。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玻爾日見消瘦，然而他卻勇敢地和毫不妥協地堅持著。玻爾不隱瞞自己的好惡愛憎，拒絕與侵略者合作並不與支持侵略者的人來往。
1943年9月，希特勒政權準備逮捕玻爾，為了避免遭到迫害，玻爾在反抗運動參加者的幫助下冒著極大的危險逃到了瑞典。在瑞典，他幫助安排了幾乎所有的丹麥籍猶太人逃出了希特勒毒氣室的虎口。過了不久，林德曼來電報邀請玻爾到英國工作，玻爾在乘坐一架小型飛機飛往英國的途中幾乎因缺氧而喪生。在英國待了兩個月後，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的魁北克協定，美國和英國物理學家應密切合作共同工作。於是玻爾被任命為英國的顧問與查德威克等一批英國原子物理學家遠涉重洋去了美國，參加了製造核子彈的曼哈頓計畫。玻爾由於擔心德國率先造出核子彈，給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也和愛因斯坦一樣，以科學顧問的身分積極推動了核子彈的研製工作。
但他堅決反對在對日戰爭中使用核子彈，也堅決反對在今後的戰爭中使用核子彈，始終堅持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觀點。他積極與美國和英國的國務活動家取得聯繫，參加了禁止核實驗，爭取和平、民主和各民族團結的鬥爭。對於核子彈給日本造成的巨大損失，他感到非常內疚，並為此發表了《科學與文明》和《文明的召喚》兩篇文章，呼籲各國科學家加強合作，和平利用原子能，對那些可能威脅世界安全的任何步驟進行國際監督，為各民族今後無憂無慮地發展自己的科學文化而鬥爭。
玻爾原子模型
玻爾於1913年在原子結構問題上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提出了定態假設和頻率法則，從而奠定了這一研究方向的基礎。玻爾指出：
1.在原子系統的構想的狀態中存在著所謂的"穩定態"。在這些狀態中，粒子的運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守經典力學規律，但這些狀態穩定性不能用經典力學來解釋，原子系統的每個變化只能從一個穩定態完全躍遷到另一個穩定態。
2.與電磁理論相反，穩定原子不會發生電磁輻射，只有在兩個定態之間躍遷才會產生電磁輻射。輻射的特性相當於以恆定頻率作諧振動的帶電粒子按經典規律產生的輻射，但頻率u與原子的運動並不是單一關係，而是由下面的關係來決定h=E'-E"。這就是玻爾原子模型。
所獲榮譽
獎項
| 時間 | 名稱 |
| 1907年 | 丹麥皇家科學和文學院金質獎章 |
| 1922年 | 諾貝爾物理學獎 |
| 1926年 | 富蘭克林獎章 |
| 時間 | 名稱 |
| 1909年 | 哥本哈根大學科學碩士 |
| 1911年 | 哥本哈根大學哲學博士 |
| 1917年 | 丹麥皇家科學院院士 |
| 1923年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名譽博士 |
| 劍橋大學名譽博士 |
人物軼事
成功前的“準備”
玻爾在童年時代是一個行動緩慢但做事專心的孩子。他在學校里各門功課都很好，尤其是物理學和數學。他還酷愛文學，但本族語學得很費力。他一生都用功克服這一困難，花了很多時間一遍一遍地抄寫手稿，不管是科學論文、大會發言稿，還是給朋友的信件。這反映了玻爾對準確性的迫切要求和使自己的著作能傳遞儘可能多信息的強烈願望。為了培養玻爾的動手能力，他父親為他購置了車床和工具。心靈手巧的玻爾很快就熟練地掌握了金工技術，並敢於修理一切損壞了的東西，家裡的鐘表或腳踏車壞了，都是玻爾自己動手修理。
足球軼事
玻爾進入哥本哈根大學後，很快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學足球俱樂部的明星守門員，他習慣在足球場上一邊心不在焉地守著球門，一邊用粉筆在門框上排演著公式。玻爾後來進入科研機構，專心於原子物理研究，但他仍不忘心愛的足球，業餘時間常把踢足球當做休息,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科學家球星”。不過他也有分神的時候，據丹麥AB隊史料記載，在一場AB隊與德國特維達隊的比賽中，德國人外圍遠射，玻爾卻在門柱旁邊思考一道數學難題。
亦敵亦友
玻爾和愛因斯坦是在1920年相識的。那一年，年輕的玻爾第一次到柏林講學，和愛因斯坦結下了長達35年的友誼。但也就是在他們初次見面之後，兩人即在認識上發生分歧，隨之展開了終身論戰。他們只要見面，就會唇槍舌劍，辯論不已。1946年，玻爾為紀念愛因斯坦70壽辰文集撰寫文章。當文集出版時，愛因斯坦則在文集末尾撰寫了長篇《答詞》，尖銳反駁玻爾等人的觀點。他們的論戰長達30年之久，直至愛因斯坦去世。但是，長期論戰絲毫不影響他們深厚的情誼，他們一直互相關心，互相尊重。愛因斯坦本來早該獲得諾貝爾獎，但由於當時有不少人對相對論持有偏見，直到1922年秋才迴避相對論的爭論，授予他上年度諾貝爾物理獎，並決定把本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授予玻爾。這兩項決定破例同時發表。愛因斯坦當時正赴日本，在途經上海時接到了授獎通知。而玻爾對愛因斯坦長期未能獲得諾貝爾獎深感不安，怕自己在愛因斯坦之前獲獎。因此，當玻爾得知這一訊息後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旅途中的愛因斯坦。玻爾非常謙虛，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是因為愛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因此，愛因斯坦能在他之前獲得諾貝爾獎，他覺得這是“莫大的幸福”。愛因斯坦在接到玻爾的信後，當即回了信。信中說：“我在日本啟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熱情的來信。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像諾貝爾獎一樣，使我感到快樂。您擔心在我之前獲得這項獎金。您的這種擔心我覺得特別可愛——它顯示了玻爾的本色。”
關於氧氣面罩
二戰與戰後二戰期間德軍占領丹麥，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與玻爾相見，即哥本哈根會見。此次會談的內容各當事人說法不一，至今仍然在爭論之中，但可以確定的是海森堡的話讓玻爾十分生氣，並損害了他們倆的友誼。為避免被德軍扣留，玻爾被迫於1943年逃離丹麥，坐船前往瑞典，然後坐一架小飛機到達倫敦。為了防止被人發現，飛機要飛得很高。據說玻爾因為專心思考，而忘記了戴氧氣面罩；另一種說法是玻爾的頭太大，面罩尺寸不合適，使得玻爾在空中曾失去了知覺。
訪華
1937年初，尼爾斯·玻爾與夫人瑪格麗特和兒子漢斯·玻爾訪問美國。2月初，當時在美國的周培源受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委託，邀請玻爾訪華。2月27日，北平清華大學吳有訓教授致電玻爾（美國加州伯克利轉），邀請他順訪北平。3月11日，吳有訓又致電玻爾，邀請他訪問中國。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的領導人蔡元培、李書華、蔣夢麟、梅貽琦、羅家倫、孫洪芬聯合發出正式邀請信，請玻爾訪華。4月10日，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吳有訓再次致函玻爾，邀請他訪華。
1937年4月30日玻爾給吳有訓回信，感謝來自中國大學和科學機構的邀請，並告知將於5月20日到達上海，在中國逗留兩三個星期。在中國講演的題目是“原子核”和“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5月7日，玻爾又致函吳有訓，信中說收到了浙江大學的邀請，所以想把杭州之行納入他在中國的旅行日程之中。5月7日吳有訓回復玻爾，寄上玻爾在中國旅行的日程草案，徵求他的同意。
1937年5月20日（星期天）下午4時，玻爾偕夫人及兒子漢斯·玻爾乘客輪抵達上海，受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燮林及上海科學界著名人士的熱烈歡迎。下榻花園飯店。
5月21日上午10時，丁燮林陪同玻爾父子參觀物理研究所。下午又陪玻爾到上海交通大學講“原子核”。演講後由交大校長黎照寰設茶點款待。晚7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燮林和化學研究所所長莊長恭在北四川路新亞酒樓聯合宴請玻爾教授及夫人和公子。物理研究所顧靜徽女士（她是中國第一位女物理學博士）在座。
5月22日上午10時，丁燮林、楊肇濂等陪同玻爾一家到上海市中心區參觀。晚上，由中國物理學會、化學會及中國科學社設宴款待。
5月23日玻爾一家由浙江大學文理學院院長鬍剛復陪同，於8時25分乘火車赴杭州。12時30分到達杭州，受到物理系主任張紹忠教授、何增祿、束星北、王淦昌等物理學家的歡迎，下榻西泠飯店。下午游西湖。晚7時，竺可楨校長在大華飯店設宴招待。竺可楨因事未能出席，由一位哲學家（可能是鄭曉滄）代表主持。
5月24日上午9時，胡剛復、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祿、張紹宗、梅光迪夫人陪同玻爾一家遊覽了西湖、靈隱寺、龍井、九溪十八澗、六和塔等地。下午5時，玻爾在浙大文理學院作了題為“原子核”的講演。講演時間約一小時半，會議由竺可楨校長主持。胡剛復作簡要介紹。
晚7時半，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及夫人朱程佩芬在省府設宴款待玻爾夫婦及公子。應邀作陪的有竺可楨、程遠帆夫婦、梅光迪夫婦、樓光來、胡剛復和鄭曉滄。
在玻爾訪問杭州期間，王淦昌與束星北和他討論了許多物理問題。王淦昌曾問他是什麼原因引起了宇宙線中的簇射現象。玻爾回答說這個問題已經搞清楚了。這種現象是由電磁相互作用引起的。從1927年到1937年，玻爾和愛因斯坦已就量子力學的詮釋問題進行長達十年的爭論，其間1927、1930、1935是三次高潮。在杭州，束星北直截了當地問玻爾對這場大論戰持什麼看法。玻爾直率地回答，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對的，而愛因斯坦的想法不對。40多年後對量子“糾纏態”的實驗確認，證明玻爾確實是對的。
5月25日上午8時，玻爾一家乘火車去上海，何增祿、王淦昌、束星北陪送至長安站告別。玻爾一家在上海進午餐和晚餐，晚12時，坐火車去南京；丁燮林到車站與玻爾告別。
5月26日（星期三）早晨，玻爾一家到達南京。中央研究院秘書王毅候和國立中央大學周教授（可能是周同慶）到車站迎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5月24日就留下了一封歡迎信，說明因自己不在南京，為不能到車站歡迎您深感遺憾，並希望玻爾在南京的短暫停留愉快。
在南京期間，玻爾在中央大學科學館作了題為“原子核”的講演，在中央大學講了“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遊覽了明孝陵和中山陵，參觀了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出席了若干活動，與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趙元任教授等進行了交流，並訪問了金陵女子學院。
5月28日玻爾夫婦與公子於上午7時45分乘火車離開南京赴北平。
5月29日（星期六）下午1時55分，玻爾一行到達北平前門車站，受到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吳有訓（正之）、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饒毓泰（樹人）、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幹事長孫洪芬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熱烈歡迎。下榻北京飯店501房間。下午遊了北海公園。
5月30日上午9時，吳有訓陪同玻爾夫婦與公子遊了天壇，午餐後，又陪他們遊覽了故宮。晚7時，國立清華大學、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京大學聯合宴請玻爾夫婦與公子，座設松公府北大教職員俱樂部。
5月31日，上午10時，北大饒毓泰教授陪同玻爾一家遊覽景山。下午3時，玻爾在北大理學院講演廳作題為“原子核”的講演。在講演前，玻爾參觀了北大物理實驗室。在該室吳大猷、鄭華熾等人做了研究拉曼效應的光譜實驗，並在測量“苯”的光譜時發現了兩條很相近的譜線，一條強度大，而一條卻很弱。當玻爾看到光譜照片時，對我國物理學家能在當時條件下拍好需要幾百小時的曝光時間才能拍下的照片表示十分讚賞。講演以後在花園中飲茶喝咖啡。然後與北大校長蔣夢麟夫婦以及中國的物理學家、數學家等合影。
從6月1日到6月6日，玻爾遊覽了故宮、頤和園、十三陵、長城等名勝古蹟。在吳有訓陪同下，參觀了清華大學趙忠堯和霍秉權的實驗室，在梅貽琦校長家中用餐。他還參觀了北平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國立北平圖書館等機構，在北大理學院作有關“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的講演，參加了中國科學界、教育界、文化界舉辦的若干活動，與眾多科學文化界人士曾昭掄、熊慶來、洪謙等進行了交流。
6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時，玻爾在北大又作一次非正式講演並參加討論，之後玻爾夫婦與公子一起被邀到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用午餐。晚上，玻爾一家乘火車去山海關，再轉乘火車赴蘇聯。
在玻爾來華前在美國時，柯達膠捲公司送他一部小電影機和彩色電影膠捲（當時還是試用的非賣品）。玻爾在瀘杭路的火車上，在杭州遊覽西湖、岳墳、靈隱寺時，在南京遊覽明陵和中山陵時，在北平遊覽十三陵時，拍了沿途風光。在北平還拍了用花轎迎親的場面。特別珍貴的是，影片記錄了浙江大學何增祿、王琻昌、束星北三教授在浙江長安車站翹首送別，依依不捨的情景。這可能是在中國拍攝的最早一部彩色電影（現存丹麥玻爾文獻館）。
在玻爾訪問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期間，上海《大公報》、杭州《東南日報》、南京《中央日報》、北平的《晨報》都有所報導。在玻爾離開中國以後，1937年7月1日出版的《學藝》雜誌第16卷第3號，發表了戴運軌的“Bohr教授的講演”和石延漢的“波爾（NilesBohr）氏和量子論”兩篇文章。戴運軌的文章稱玻爾是“20世紀原子物理學的開拓者”，並介紹了玻爾在南京中央大學的兩次講演。石延漢的文章稱玻爾是“世界今日最大的物理學家之一”。
玻爾離開北平後一個月，就發生了盧溝橋事件，中國進入了8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以及後來的3年國內戰爭。在此期間，玻爾與中國聯繫不多，有交往的僅有張宗燧（物理學家，哲學家張東蓀的兒子）、胡寧（物理學家）、羅忠恕（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顧問）等幾位學者。特別是張宗燧，他在玻爾研究所工作時間最長，與玻爾交往最久，和玻爾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人的友誼。
人物評價
作為一位科學思想家，玻爾所以有這么驚人的吸引力，在於他具有大膽和謹慎這兩種品質的難得融合；很少有誰對隱秘的事物具有這一種直覺的理解力，同時又兼有這樣強有力的批判能力。他不但具有關於細節的全部知識，而且還始終堅定地注視著基本原理。他無疑是我們時代科學領域中最偉大的發現者之一。（愛因斯坦評）
玻爾成了丹麥的驕傲，全國廣泛舉行了慶祝他誕辰60周年和70周年的活動。在慶祝他60周年誕辰時，為他建立了40萬克朗的獨立基金，以便他用來鼓勵各種研究活動。在祝他70周年誕辰時，國王授予他丹麥一級勳章，政府和科協會決定設立鑄有他頭像的玻爾金質獎章，用來獎勵那些有卓越貢獻的現代物理學家。
玻爾在暮年時，仍然積極參加組織活動和社會活動，為鞏固各國科學家的國際合作而到處奔波，直到1962年11月18日與世長辭。
從此，人們失去了一位天才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一位爭取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相互諒解的戰士，一位純樸、誠實、善良和平易近人的全人類的朋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有關機構給丹麥皇家科學協會發來了無數唔電、信函，沉痛悼念這位科學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