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志

寶志

寶志,生於418,卒於514,僧人。俗姓朱氏,南朝梁代句容縣東陽鎮(今屬南京市棲霞區)人。7歲隨法儉和尚出家,到南京道林寺虔誠禪業,苦守古佛青燈50多年,為釋門名僧。時值齊武帝施行暴政,眾生苦痛,寶志為匡正時弊,巧施智謀,運用世間因果哲理,使齊武帝尤敬典禮,“永廢錐刀”酷刑。

基本信息

簡介

寶志像 寶志像

寶志[南朝·梁](418~514)僧人。俗姓朱氏,南朝梁代句容縣東陽鎮(今屬南京市棲霞區)人 。齊宋之稍顯靈跡,梁武帝尤深敬事,俗呼為志公。工篆書,南唐保大(943~957)中伏龜山屺,得石函中有銘云:“天監十四年(515)秋八月,葬寶公於是。”銘有引曰:“寶公常為偈大字書於版,用帛幕之。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著文字釋訓。天監十三年(514)卒。《唐書·藝文志、江淮異人錄、傳燈錄、南史·隱弘景傳》

寶志禪師少年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修習禪業。到了宋太(泰)始年間(465-472),寶志禪師的行為舉止發生了變異:他“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

據《釋教會考》載:寶志心志通達,以佛教宗旨,誘導梁武帝淨心修習,皈依佛門,向善歸仁,普渡眾生,百姓平安。被尊為“帝師”。《寶華山志》記述寶志有膽有略,“所謂格君之非者,雖古之大臣莫之過也”。大詩人李白尊寶志為“獨行絕侶”。梁天監元年(502年)寶志年近花甲,到寶華山結庵,集僧講經傳教。

清時在南京大報恩寺塔中發現一隻鐵匣子,匣內藏有《寶志說戒圖》,壇高三階,寶志踞上座,這比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終南山道宣大和尚開設戒壇早130多年。後人為紀念寶志,將華山改為寶華山。天監十三年(514年)圓寂,葬南京紫金山獨龍阜,明遷靈谷寺。宋太宗謚為“寶公”,賜號“道林真覺”。

出家

寶志禪師七歲時,追隨僧檢出家,善於修習禪觀,集三論宗大成的嘉祥吉藏的師父法朗,就曾經向寶志禪師學習禪法。在劉宋泰始初年,寶志禪師的行跡忽然僻異,居無定所,飲食也無定時,經常長發赤足,手執錫杖,上掛剪刀、拂扇、鏡子等物,遊行於街頭巷尾間。

齊建元年間,寶志禪師更是屢現神跡,幾天不進食,也不覺得飢餓;又常講一些他人不能理解的話,但事後發現他所說的話都一一應驗了,所以江東一帶的官員、百姓都很尊崇他。可是齊武帝卻認為寶志禪師妖言惑眾,於是將他囚禁在牢獄之中。神奇的是,人們仍舊見到他在街市上遊走,前往探監時,卻又看見他的確是在牢獄中。一日,寶志禪師對獄卒說:“門外有人用金缽盛飯來,你趕快去取!”獄卒猶豫地走到獄外一瞧,果真是文慧太子送飯來給寶志禪師。當這件事傳到齊武帝的耳中,他才將寶志禪師迎入宮中,居於後堂,但仍然禁止他自由出入。

直到齊亡,梁武帝即位,立刻下詔:“大士寶志,跡拘塵垢,游甚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之上;談其隱倫,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使宣化。”在兩位武帝之間,地位截然不同的寶志禪師,從此悠然自在,游化世間。他與梁武帝之間的事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傳說。

“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這是形容佛教法服海青縫合的廣袖。據說廣袖的縫合,便是寶志禪師的傑作。梁武帝信佛虔誠,然而夫人郗氏卻是生性忌妒,不信佛法。某日,郗氏準備了許多肉包子,請寶志禪師及其弟子們前來應供,心想:“和尚們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若拒絕不吃,便是違逆後旨。”想要陷僧眾於兩難之中。寶志禪師早已知曉郗氏心懷不軌,在臨行前,要眾僧將海青廣袖的袖口縫合,袖筒中暗藏饅頭。當入宮應供時,一手把包子放進空袖筒內,一手取出饅頭來吃,終使郗氏的詭計無法得逞。

梁武帝曾經藉由志公禪師的神通力,見到地獄眾生的種種苦相,寶志公告訴他,鐘聲可使地獄眾生暫免受苦。武帝於是下詔天下寺院,擊鐘之時,要舒緩其聲。又梁武帝在即位之初,採用嚴刑峻法來治理國政,寶志公透過神通力,讓梁武帝親眼見到先王在地下受苦的怵目驚心慘狀,終於廢除錐刀之刑。這無非是以宗教力量影響君王,令行仁政,以發揚佛教慈悲的宗旨。

入獄

齊建元中(479-483),稍見異跡,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對於寶志禪師的這些神異事跡,一般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齊武帝蕭賾認為他是在惑眾,於是將他收入了建康的監獄之中。但在收獄的第二天早上,人們又見寶公出現於市,待到有司查驗監獄時,寶公卻仍然收檢如故。儘管如此,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仍十分尊敬寶公,嘗送食物到獄中以餉寶公。也因為寶公的靈異事跡依然如故,於是建康令呂文顯將之奏稟齊武帝,武帝聞之,將寶公延入後堂,但仍禁止其出入,可是寶公的出入依然如故。到梁武帝即位(502)後,才解除了對寶公的拘禁。《景德錄》卷二十七曰:

梁武帝即位,下詔曰:“志公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神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

寶志禪師”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恭事者不可稱“,梁天監十三年(514)冬,寶公密謂門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寶公圓寂後,梁武帝禮葬他於鐘山獨龍之阜,並在其墓側建開善精舍,敕陸倕為他作墓志銘、王筠為他刻碑於寺門。

軼事

寶公一生有不少靈異的事跡傳世。首先是他在被拘禁時,曾分身多處,或在市肆,或登景陽之山。有一次,僧正法猷派人送衣給寶公,到龍光、罽賓二寺詢問,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厲侯伯家尋他,伯曰:”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可見,寶公在當晚是分身三處而住宿的。其次,寶公的許多言談,皆可逆知來事。例如他在齊宮後堂時,”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又如齊衛尉胡諧病,派人去請教寶公,寶公疏曰:”明屈。“第二天,寶公沒有去看望胡諧,而胡諧也果然在第二天就死了,人們這才意識到”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還有,寶公曾借神力給齊武帝,讓他看到了高帝在地獄之中受刀錐之苦的情形,從而讓齊武帝廢除了刀錐之刑,也屬於這類的例子。諸如此類,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此外,寶公對梁武帝也有所開示,但多為隱語。《景德錄》卷二十七頗有記載,今謹錄如下。

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

廋辭隱語,意在言外,是寶公的行教特色,但在他的那些隱語之中,卻包含了人生解脫的至理。

傳聞

相傳一位朱姓婦人聽見鷹巢中嬰兒啼哭聲,從樹上把他抱下,扶養長大,所以經中描述他的長相說:“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此外,志公一生的事跡也充滿著傳奇色彩,例如以丹青馳譽於南朝的張僧繇,曾受梁武帝的詔請,為寶志禪師畫像,寶志一時興起,以指端輕輕地朝面門一剺,竟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妙相殊麗,或慈或悲。使素有第一佛像畫家之稱的僧繇,竟無法成筆。世人除了稱寶志為禪師外,因為他的種種神跡及慈悲行,亦尊稱他為寶志公、志公或寶志大士。

禪學

寶公禪學思想集中在他所留給後人的那些偈頌。《景德錄》卷二十九收有寶公的《大乘贊》、《十二時頌》、《十四科頌》等作品,

禪學。

一、破斥分別法,顯彰平等性。在寶公的偈頌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旨在破斥分別之法,以見平等之性。這一宗旨本來就是佛法的根本出發點,也是後世禪宗所極力強調與提倡的。

二、破語言文字,見諸法實相。禪宗對待文字語言的破斥是十分徹底的,後世的禪師乃至於標榜”不立文字“之教。事實上,文字語言對於人們的見性悟道來說,畢竟是一種方便的階梯,但上樓者切不可見梯不見樓,上得樓後更不必執持此梯了。對此,《金剛經》中的”筏喻“,實在是恰當不過了。寶公更加強調內心的證悟,是沙門的解行相應,這對於杜絕佛學與禪學界重義學而輕證悟的偏頗,自然大有裨益。

三、對佛性的召喚。早在道生法師時期,便對佛性作過精闢的論述,也提出了劃時代的佛性理論。雖然,後來的劉宋人也極力扶植生公之學,頓悟成佛義仍盛行於江左,但我們僅從生公的遭擯與後來沙門僧弼難宋太祖頓悟義一事,即可見出佛教中滯守文句者的勢力還是十分大的。

四、即心即佛的提出。對於”即心即佛“理論的提出,學術界一般都將之歸功於馬祖道一,其主要依據是《景德錄》卷七中大梅法常傳的記載。今謹將這段文字抄錄如下:大寂聞(法常)住山,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里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么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眾!梅子熟也。“其實,馬祖的開示學人,主要是”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至於”即心即佛“理論的提出者,還應該是寶志禪師。

五、提出苦行無益。寶公在《大乘贊》第九中說:”頭陀阿練苦行,希望身後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裡度河……船師及彼度人,兩個本來不識。“事實上,以頭陀行來苦其形體,雖然可以磨礪一個行者的意志,但對於開發其內在的智慧,畢竟不是究竟的途徑,以故寶公並不主張這種作法。另一方面,寶公也不主張厭苦求樂,他認為:”見內見外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大乘贊》之第六)不自苦其形,也不厭苦求樂,任運隨緣,見自本性,這無疑是契於禪之中道的。

六、道不假修,但息知解。”道不假修,但莫污染“,這是後世禪師們所津津樂道的開示語。在寶公的《十四科頌·菩提煩惱不二》中說:”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這已經明顯地早於後世禪師們所提出的”道不假修“的觀點了。寶公認為”佛性天真自然“,因而”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十四科頌·佛與眾生不二》)。誠然,這一禪學主張是基於佛性皆有、頓悟成佛的觀點加以闡發的。唯其佛性皆具,又何假修為?因而,學人但息知解,則可識得自性,頓見真如。由於寶公的首倡,後世禪師們則極力倡導自識本心、頓悟成佛,遂使這一主張成了唐宋禪宗的一種時代精神。

七、對持戒的看法。戒律對於維護僧團的清規,防止僧侶的行為違背教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面對森嚴的戒律,若只在行為上具有約束性,而不能從心性上認識到持戒的內涵,往往不能真正達到解脫的目的。對此,寶公認為:”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如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十四科頌·解縛不二》)持戒若不齋心,若不能做到內心持戒,外在的行為束縛往往還很容易使人產生煩惱。對此,寶公認為:”勘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見看他飲咀。“寶公的這一看法,對於六祖以及後世的禪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六祖認為:”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16]便是對寶公這一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八、對坐禪的看法。坐禪的目的,無非是要了卻心頭的疑情。因此,寶公在《十四科頌·事理不二》中說:”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又云:”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十四科頌·善惡不二》),又云:”三毒本來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十四科頌·生死不二》)可見,寶公認為禪修的要點在於除卻學人心中的塵翳,而不在於坐禪的形式,若外執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因緣。這一思想對六祖及後世禪師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六祖在《壇經》中對坐禪是這樣解釋的:”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又曰:”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17]這種提法顯然是在寶公《十四科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對於徹底打破後人執著外在的坐禪形式,而忘卻內在的證悟這個根本大事,何嘗不是良有裨益的。

九、提出”觸目會道“的禪修主張。”觸目會道“的禪修主張,在寶公的《十四科頌》中則已提出,他認為:”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善惡不二》)。若果值此境界,人們便會”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色空不二》)。寶公的這一見地,對後世青原禪的石頭希遷影響尤其大,希遷在《參同契》的結尾處明確地指出:”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18]自然,我們完全應當把希遷的理論的源頭,歸結到寶公這裡來 。

著錄

寶志禪師圓寂後,梁武帝為他興建開善寺,並在鍾山立塔紀念。寶志禪師留下許多讚頌詩偈,收在《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分別是:<志公和尚大乘贊>十首、<志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和<志公和尚十四科頌>,其中<志公和尚十四科頌>中的菩提煩惱不二、持犯不二、佛與眾生不二、事理不二、靜亂不二、善惡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斷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縛不二、境照不二、運用無礙、迷悟不二等,最能顯示這位神異禪師灑脫自在的本地風光。

附:《志公和尚大乘贊》十首

(一)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睹。

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言語。

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

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

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

有心取相為實,定知見性不了。

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

生死業常隨身,黑暗獄中未曉。

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

法界量同太虛,眾生智心自小。

但能不起吾我,涅盤法食常飽。

(二)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虛。

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

若欲存一舍一,永與真理相疏。

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煩惱 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

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

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

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

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

若言眾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疏。

佛與眾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三)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

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回換。

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

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被岸。

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

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

無智人前莫說,打爾色身星散。

(四)

報爾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

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

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個不居。

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

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

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

一切不憎不愛,遮個煩惱須除。

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

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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