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時期
167年桓帝死，12歲的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其兄大將軍竇武出掌朝政，與太傅陳蕃通謀誅殺宦官。事泄，宦官曹節、王甫先發制人，劫太后，挾靈帝，發兵攻殺竇武、陳蕃。自此，宦官借典禁兵牢握大權，連皇帝也形同傀儡。靈帝常說：“張常侍（宦官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後漢書·宦者列傳》）光熹元年（189），14歲的劉辯繼位，何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密謀召邊將董卓進京，圖誅宦官。不料宦官提前下手，矯詔誑殺何進。後司隸校尉袁紹勒兵入宮，盡捕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後漢書·何進傳》），從而結束了宦官弄權的局面。 （劉欣尚）
明朝時期
宦官正式走上明朝政治舞台，是在“永樂靖難”之後，即明成祖登基時開始的。在明成祖以藩王的身份起兵時，宦官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南京建文帝的許多內臣向成祖提供了大量南京方面的政治軍事情報；另一方面成祖手下的太監如狗兒、鄭和等也立下了軍功。這些原因使成祖對宦官採取了與太祖不同的立場，“以為忠於己”，“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成祖奪取帝位後，他所代表的新官僚集團與建文帝的舊官僚集團有著尖銳的矛盾。對此，成祖採取高壓政策，大肆屠殺建文集團的官僚舊臣，可是高壓屠殺政策只可奏效一時，不能長期實行，民間又盛傳建文帝尚存人世。成祖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不得不大量啟用其所親信的宦官，擔任要職及進行特務活動。
永樂十八年（1421年），東廠做為特務機構正式成立，“緝紡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而在此之前，還有如鄭和率舟師下南洋，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等由宦官負責的政治活動。誠如《明史》所言：“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在成祖首開宦官干政的惡端之後，宦官勢力在宣宗、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熹宗諸朝中逐步增強，太祖所立下的祖制也被一條條的打破。宣宗年間“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從此以後明內宮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詐。”開始掌握朝廷的大權。其中的代表人物始於王振，而後又有汪直、劉瑾等，最著者是魏忠賢。王振被中國古代史學家認為是有明以來第一個全面干政擅權的宦官。他誘導年輕的英宗用重典來統御臣下，使得當時的大臣下獄者不絕，並因此掌握了大權。
正統七年（1442年），他除去了太祖在宮中所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禁碑。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抵禦瓦刺對明的入侵的戰爭中，王振裹挾英宗御駕親征，導致“土木堡之變”，使英宗為瓦刺所虜。汪直是明憲宗的近臣，因為其“為人便黠，密出伺察，人莫知也。”得到了憲宗的賞識，在成化十三年（1478年）成為新設立的特務機關西廠的督辦。汪直在領西廠期間，“屢興大獄”，“民間斗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並且使西廠的威勢凌駕於東廠之上。劉瑾比起王振、汪直，在專權干政上可謂更勝一籌，他因“日進鷹犬、歌舞、角觸之戲，導帝微行”而博得明武宗的信任，得以執掌司禮監，並通過親信宦官馬永成、谷大用控制了東廠、西廠。
正德二年（1508年），劉瑾將當時海內譽為忠直之臣的一大批朝廷官員定為奸黨，並在此後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對朝臣加以打擊。為了擅權，劉瑾還將群臣給武宗的奏章帶回私人的府宅，以皇帝的名義加以批示；並在東廠、西廠兩大特務組織之外，設立了性質相同，但手段更為酷烈的內行廠。在劉瑾之後，明代的宦豎勢力在明熹宗時因為魏忠賢的發跡而達到了頂峰。魏忠賢，在中國宦官專權的記錄里，可謂是空前絕後。他本是無賴出身，又不識字。因為與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對食的夥伴而得以有機會見幸於熹宗，成為司禮監秉筆太監。上台之後，他先是大肆捕殺東林黨人，並恢復廷杖威嚇群臣以排除異己，而後又網羅親信，使宦豎閹黨盡掌朝廷大權。一時之間，他的親信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盡布朝堂之上。全國各地建起了大量他的生祠，朝臣都呼其為“九千歲”。在皇帝的聖旨上，都不敢直呼魏忠賢的名字，而以廠臣代之。魏忠賢的擅權專政、倒行逆施，終於使內外交患的明王朝徹底的一蹶不振，十數年後覆滅在滿洲八旗的鐵蹄之下。 終明一朝，宦官從一開始的“不及百人”到末期的總數超過兩萬；品秩從“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最高級的宦官地位與最高級的文武官員相埒；從“不識字”、“不得干預政事”到“通文墨、曉古今”掌司禮監成為皇帝的政治秘書，其勢力一直處在膨脹的態勢之中，而其專權干政的程度，亦是愈演愈烈。誠如黃宗羲所言：“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昏而後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