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博士理應是學有專長之人,從事的基本上都是與文化教育相關的工作,所謂教書育人做學問是也。然而,以敢言著稱的話題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的紀寶成卻一下子捅出了一個真相:“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用不著定量分析,僅憑大家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的大致印象,就不難確信紀校長的這一驚人之論。
儘管按道理講中國最大的博士群應該在高校而非官場,但實際上無論是在官場還是高校,本身都無可非議,各有道理,關鍵是這些博士本身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按部就班地經過正當途徑得來。
官場博士群背後
鑒於多年來教育腐敗與官場腐敗同流合污、相生相長,整個博士群落的可信度與權威性已經大為降低,尤其是官場的諸多博士本來就是“雙假”材料(“真的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因此,從端正學風來說,對生產“官場博士群”的高校腐敗必須嚴厲打擊;就端正政風黨風和社會風氣而言,也理應對“官場博士群”驗明正身,否則讓那些慣於弄虛作假的官員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威風八面,於國於民都不是好事。
從世情常理來看,博士官員多了,顯得中國的公務員隊伍整體素質提高了,本來是好事一樁。如果是按部就班培養出來的博士從政成風,雖說往往用非所學、所學難用,但也不能說就不行。問題是“官員博士群”里相當多的人,是從政之後“弄”來的博士文憑。對此大家用不著多費腦筋,就不難想見,這些博士文憑的來歷大成問題,道理很簡單,經過好幾輪黨政機構精簡,現在的公務員隊伍相當精幹,公務繁忙得已經到了不可能有精力和時間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的地步,更甭說脫產學習占留職位了。
這就意味著,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相當比例的博士官員,根本不是正兒八經地通過寒窗苦讀得來的文憑,而是靠自己手中的權力,通過與個別高校教師甚至領導的私下勾兌利益輸送,或者校方為撈錢而大辦各種學位班變相賣文憑,以此釣取的博士學位。諸如此類的做法,直接敗壞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風氣,也給中國的公務員隊伍塗抹上了不名譽的油彩。
現象
有報導說中國的博士數量目前居世界第一,這讓因為諾貝爾獎而倍感失落的中國人很是驕傲了一回。但當得知“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在官場”這樣的訊息以後,國人似乎再也沒有了那種驕傲的情緒,重又回到了失落當中。
官者必是高學歷,必是修養者,似乎早已成為了普遍的共識。於是從學歷和官位、職權發生聯繫之日起,不少官員們就為晉升“玩”起了文憑遊戲。最有本事的是不學也不考,憑權威和掛名獲得文憑;次有本事的用公款交學費、跑關係,與高校互通有無換來學歷;最沒本事但也是“最高尚”的官員,則花錢請“槍手”寫論文甚或代考,自己參考試也是打點好之後走過場。只要想把某文憑拿到手,他們幾乎沒有辦不成的。 這就是當前的“國情”:即“權力對學歷的巧取豪奪”、學界和官場狼狽為奸聯手辱沒學問、官員“假學”的閱歷以及他們的“學有所成”。
不久前被雙規的深圳市長許宗衡就是弄虛作假混文憑的高手。他畢業於湖南省交通學校汽車專業,只有中專學歷,但隨著職位不斷升遷,其學歷也不斷”升格”,首先透過“在職讀研究生”混了箇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專業的碩士學位,其後又弄了個洋學位,成為美國夏威夷一所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儘管該大學的學歷根本不獲美國教育部門承認,卻無礙他以“雙碩士”頭銜在官場上步步高升。
根源
制度畸形化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幹部“年輕化,知識化”被提上日程。從中央到地方,高學歷成了仕途發達的“通行證”。而且錄用、選擇幹部的門坎也水漲船高,先是“學士”,後是“碩士”,再到現在的“博士”。然而,這些看似華麗的高學位卻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眾的普遍質疑,越發成為官場 “災難”。
令人尷尬的是,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執政能力,體現國家隊知識對人才的尊重。然而,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卻不斷被扭曲被異化。選拔官員成了無關官員執政能力,無關民眾意見,只要文憑高的“文憑崇拜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也就不足為奇了。
教育發展的負面效應
根據教育部此前的統計公報,1998年中國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6萬人。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也顯示,2007年中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認的是,在國家繼續加大對教育事業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發展,博士適當的擴招也屬正常。但博士“大躍進”卻違背了教育的發展規律,也引發了更多的學術腐敗。學術官僚化越來越積重難返,學術不能自治,學術更難獨立。學術成了行政的附庸,教授不是忙著搞研究而忙著跑官場。行政化之下的學術,使得官員獲取文憑猶如囊中取物。
官僚化思想作祟
正是在這樣的利益格局之下,學位的授予變成了學術與權力之間的交易籌碼。官員以權力謀學位,學術以權威謀資源。於是,諸如“不上課不做論文也能畢業和提前畢業”等許多常人不可想像的“教育奇蹟”就這樣發生了。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曾尖銳的指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幹部憑藉手中的權力,課也不上,稀里糊塗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官場博士群,根源就在於國內高校日益嚴重的學術官僚化。如果沒有學術的自治,沒有學術的獨立,沒有校園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含金量十足的學位證書,也不可能遏制官場文化中日益濃厚的文憑崇拜主義。此外,在幹部的提拔任用上政府還應該更加尊重民意,更加民主,改變單純的“文憑決定”觀念。
影響
如果大批博士充實到官員隊伍,應有助於改變官場人文生態。但“最大的博士群體”的博士頭銜有一些是來自權力尋租,不是先成博士再成官員,而是先成官員再設法“當上”博士。
一些大學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浦東新區區長姜暉的在職大專學歷和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的中專學歷,才引來輿論的讚揚。在對其政績無多少了解的情況下,這種推崇更多出於對權力文憑的厭惡。
更大的惡果在於,它加劇了官場乃至社會的粗鄙化,文化更得不到尊重。“博士,不就是老子一句話嘛”相信有個別官員會這么想。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文化得不到尊重,當然首先在於某些文化人不自重,但無論如何,一個不尊重文化的社會是可怕的。
科舉時代,官員基本被“高學歷”讀書人壟斷,甲榜進士出身被視為仕途正統。歷史證明,無論學識能力還是道德水準,這樣一個階層總體上屬於社會的中堅。有錢有勢可以捐官買官,但科舉公正的底線難以逾越,捐官買官與科舉正途的差別也是涇渭分明,甚至高官厚祿權傾一時者,還會為自己的非科舉出身而自卑。這當然有負面的影響,但卻保證了科舉選拔的大體公正,也是“士有特操”的一個精神支柱。從這個角度看,官場的權力文憑,表現了權力通吃的極端化,表現了現在退化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