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孫楷第1928年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29-1941年先後任北平師範大學助教，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輯，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寫經組組長。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31年，受北平圖書館委派，東渡日本訪書，編纂有《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日軍強行接管北平圖書館後，他棄職家居。數十年為研究小說和戲曲，蒐集善本古籍達萬餘冊，尤以小說戲曲類為多，所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可稱是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1930年代初，致力於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研究，以畢生精力撰寫了數百萬字的著述。藏書在“文革”中遭到衝擊，以論斤賣給中國書店。因傷心過度，竟致精神失常。 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3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任研究員。他最早對“俗講”和變文進行系統的研究，論著有《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跋》、《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及《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後收入《滄州集》、《滄州後集》等。他的主要著作有：《韓非子校正》（附莊子舉證南子校正1927年，北京圖書館月刊），《劉子新論校釋》（1930年，西苑叢書本），《述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1940年12月，北京圖書館季刊；1953年11月，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社印本改名《也是園古今雜劇考》。首篇收入年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33年，北平圖書館與中國在辭典編纂處合印；1956年，作家出版社），《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附大科書館所見小說書目提要一卷。1932年，北京圖書館與《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合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滄州集》六卷（1965年，中華書局）、《小說旁證》七卷（1935年，北平圖書館月刊）、《元曲家考略》（1953年，上海雜誌出版公司；1958年《文學研究》第二期）、《鏡春園筆記》（一部分曾在1963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水滸傳人物考》（載1964年《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1986年6月23日先生逝世。
學術經歷
求學期間
孫楷第集1898年出生於舊知識分子家庭，1986年6月逝世於北京，亨年88歲。滄縣古稱滄州，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動亂中，以習武成風，武林高手輩出而著稱，同時也是文化事業較發達的地區。早年，孫楷第第一直在家鄉讀國小，由於社會環境的限制，國小結業較遲。民國初年，他到滄縣縣城讀中學。
1922年，孫楷第考人北平高等師範（即今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在大學學習期間，他開始受到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影響，並認真研究了《廣韻》、《集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正》及《讀書雜誌》、王引之《經交述聞》等典籍，從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著作里，學習了校勘古籍的理論和方法。大學教師中，著名的古文學家楊樹達對孫楷第影響最大。在楊樹達指導下，孫楷第著有《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補正》、《劉子新論校釋》、《讀莊子淮南子札記》。楊樹達在北京師範大學講《韓非子》，曾在課堂上一再引用孫楷第《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補正》里的見解，給予肯定，還親筆在《讀莊子淮南子札記》一文之後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大學畢業後，孫楷第開始研究小說目錄，這項工作也得到楊樹達的贊同與支持。1931年孫楷第東渡日本訪書，從策劃到成行，都曾得助於楊樹達。楊樹達嚴謹紮實的治學態度，對孫楷第有很深的影響。
1928年，孫楷第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時年已過三十。他留校任國文系助教，兼《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編輯。
北平圖書館工作經歷
《也是園古今雜劇考》1931年，他調到北平圖書館（即今北京圖書館）任編輯、寫經組組長，同時兼任北京師範大學、私立輔仁大學、北京大學等校的講師。從這時開始，他便著力於編纂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由於正統觀念的局限，中國小說自來沒有專門的目錄。據說乾隆皇帝本人愛讀通俗小說，但龐大繁浩的《四庫全書》編成，通俗小說竟成為缺項。因編寫《中國大辭典》等工作需要，孫楷第在著手研究通俗小說時，便決定建立全新的小說目錄學，把乾嘉學派重視版本、目錄的方法，引入小說研究的領域。為創製小說書目，孫楷第遍閩北京公私所藏有關書籍，北京圖書館、孔德學校、北京大學及馬廉、鄭振鐸等藏書中的善本小說，他都—一予以翻檢閱讀。並於1931年9月，受北京圖書館委派，東渡日本訪書。1931年9月19日剛抵達東京，就驚聞“九一八”事變的訊息，使他“悲憤填膺，欲歸復止”。他在編成《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時，於序言中特意指出：“此次所閱著不過稗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矧當國步艱難之日，聽白山之鼙鼓，驚滬上之煙塵，草玄注易，實際何補？深唯古人‘玩物喪志’之言，所以恍然自失。”孫楷第對“九一八”與“一二八”的隱痛於此可見一斑。僅用了兩三年時間，孫楷第就編成了3種小說書目，並於。1933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合印行世，即《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十卷、《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說書目》—卷（附見於前書，併合為一冊）。這3種書目是中國小說目錄學的開山之作，從此孫楷第便以小說目錄的創製者的身份為學林所知。小說書目問世後，孫楷第又以其深湛的版本目錄學知識為基礎，開始研究小說本事，並著手撰寫《小說旁證》。清代學者錢大昕曾說：讀書要知道底本。孫楷第深受啟發，在泛覽四部群書中，凡遇到通俗小說來歷、出處的有關資料，便—一予以摘抄。積久成帙，便進一步對資料進行排比、疏解、箋釋，從中探悉一部小說從肇源、萌生到成型的過程，並由此進一步研究小說的寫作、演變、流傳及與社會的相互影響。歷來文人著有《本事詩》、《本事詞》一類篇什，而小說本事的收集、考證與研究也是始於孫楷第的。
《小說考證續編》1935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一號刊出了孫楷第的《小說旁證》，雖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小說旁證》全書共七卷，約40萬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證文字。在序言中，孫楷第申明：“征其故實、考其原委，以見文章變化斟酌損益之所在”，“非雲博識，聊為講求談論之資云爾。”在此後的半個世紀，孫楷第一直在不時修訂、增在其“旁證”之作。在小說研究的同時，孫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戲曲。他的戲曲研究，同樣體現著重視版本、校勘的特點。自1934年到1939年，孫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閱明、清戲曲，並為其中近千種寫下了札記，積為《讀曲札記》稿本十數冊。他還在友人朱福榮協助下，利用北京圖書館館藏，抄錄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跡資料數百冊。有了這些準備工作，他的戲曲研究文章一刊發，就立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比如他寫的《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見《輔仁學志》1934年刊），辨日本發現的、由漢學家鹽谷溫印行的元雜劇《西遊記》是楊訥（景賢）所作，並非如中外學界所認為的是吳昌齡所作。此文一出，足解學人之惑，立即受到國內及日本同行的認可。繼3種書自之後撰寫的《戲曲小說書錄解題》是孫楷第關於小說、戲曲目錄學的又一部力作。辛亥革命，清朝鼎革。北洋政府以承認清朝簽訂的條約及債務，來換取列強的支持，其中包括為“庚子事變”而付給英、法、德、日等國的巨額“賠款”。自“五四”以後，為時代潮流波及，各國紛紛以這筆分年支付的“賠款”在中國興辦一些文教事業。日本在其東方文化協會主持下，用“庚款”編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並邀集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學者為其撰稿，在孫蜀丞（人和）與傅增湘介紹下，孫楷第應邀為該書撰寫小說、戲曲類提要。自1934年12月，開始著手撰稿。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屢為社會輿論所批評，到“七七”事變，孫楷第便毅然擱筆，不再為日本東方文化協會撰稿。兩年多時間內，孫楷第為數百部小說、戲曲、地方志撰寫了提要，提要逐月交稿並列印成冊。儘管長時期並未公開出版，但孫楷第所撰這部分提要的列印本受到學術界的好評，並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直到1990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分提要，並題名為《戲曲小說書錄解題》。
抗戰期間
1937年夏，孫楷第受聘為北京大學國文系副教授。但“七七”事變後北平各大學不能開學，而北京圖書館經費是以美國“庚款”維持的，所以孫楷第又回到北京圖書館繼續工作。
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強行接管了北京圖書館。出於愛國熱忱，孫楷第決然中斷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棄職家居。在當時，這一義憤之舉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顏魯公”加以稱許，以唐代“安史之亂”時河北二十四那盡為安祿山所下，唯顏真卿獨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孫楷第敢於面對強暴，抗厲守高。這時他的生活亦頗艱苦，常要靠賣書或親朋接濟度日。
1942年，輔仁大學的儲皖峰教授去世，校長陳垣便介紹孫楷第接替了這一教職。陳垣是孫楷第十分尊重的師長，他們的友誼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陳垣去世，在學術研究及個人生活方面都有許多交往。作為抗日戰爭期間滯留北平的學者，孫楷第始終與敵偽涇渭分明，不受威脅利誘。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學計畫編《中國小說戲劇辭典》。派專人到北平與孫楷第接談，提出請他擔任編輯，並許以優厚報酬，儘管他衣食不時仍毫不猶疑地辭謝了。同年秋天，所謂“日中文化協定會”成立，日本漢學家鹽谷溫專程來北平，參加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於北海灘瀾堂設盛宴，鹽谷溫派他的學生執其親筆信到北平圖書館，邀請孫楷第赴宴，孫楷第回信稱：“有病不能與會”，婉言辭謝。1942年，鹽谷溫再次來北平參加“日中文化協定會”的例會，是時孫楷第的專著《也是園古今雜劇》。（後改題《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已發表，並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鹽谷溫又派學生到孫楷第家，請他去六國飯店為鹽谷溫在北平的門生專門講一次“也是國古今雜劇”，孫楷第仍然以病辭。
抗戰勝利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由北平內遷的各大學紛紛復員返回。於是孫楷第踐繼前約，到北京大學出任國文系教授。
1948年，孫楷第轉入燕京大學國文系，仍任教授，直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孫楷第仍繼續從事自己的古典文學研究及教學工作．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間，他一直堅持寫作，並逐一修訂增補著舊作。
1952年，北京各大學統一進行了院系調整，燕京大學併入北京大學。
1953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文學研究所。從一建所孫楷第就成為文學所的專職研究人員，直到去世。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以後又兩次改變歸良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孫楷第一生中最後的三十餘年就是在文學所度過的，文學所是他一生任職時間最長的單位。50年代初次為高級知識分子評定職稱，他被評為二級研究員。進入50年代，孫楷第在撰述新作同時，開始修訂舊作。
《元曲家考略》1952-1953年，上海上雜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國古今雜劇考》、《傀儡戲考原》等著作。《元曲家考略》始撰於40年代後期，自1949年開始刊發，1953年上雜出版社版共收有甲、乙兩稿（即兩卷）。其中一部分內容是建國後的新作。《也是國古今雜劇考》原題《述也是國古今雜劇》，最早於1940年以圖書季刊的專刊本形式出版。《傀儡戲考原》共收入兩篇關於傀儡戲的文章：《傀儡戲考原》、《近代戲曲原出傀儡戲影戲考》，前者原刊《漢學》1944年第一輯，後者見1942年《輔仁學志》第十一卷。這3種書都是上雜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戲曲理論從書”之一種，在結集時又都經過認真的增訂校改。
此後，作家出版社於1956年出版了《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新一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於1981年重印）；於1958年出版了《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說書目》的新一版（合為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亦於1981年重印）。這3種書的再版，也作了相應的校勘增訂工作，成為研究古典小說的必備參考書。
此外，上海的棠棣出版社還將孫楷第的論文集《論中國短篇白話小說》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的一種，於1953年11月出版。該書共收入論文5篇，書前有鄭振鐸序。
1958年，孫楷第將前此所寫的論文作了一次編集校訂工作，並輯為《滄州集》，交給了中華書局，於7年後——1965年——分上下兩冊出版。《滄州集》分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舊作45篇。除了編校出版舊著，孫楷第還著力於繼寫《元曲家考略》及《小說旁證》。《元曲家考略》的丙、丁兩稿基木寫於五六十年代，其中的《薛昂夫》、《張小山》等篇在《文學評論》上一刊出，就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小說旁證》中關於、金海陵縱慾亡身。（見《醒世但言》卷23）本事的考辨，是關於小說演變、形成問題的典範性論說大。
文革經歷
“文化大革命”中，孫楷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但被反覆必批判，下放到農村的五七幹校，被剝奪了從事著述的正當權利，連畢生節衣縮食而聚集的萬冊珍貴藏書也損失淨盡。儘管如此，他從不附和“四人幫”的形在實右的高調，以“獨善其身”自勉，敢於正視社會上的極左勢力。他仍然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利用札記、日記形式，對以往舊作作了嚴格的推敲與反覆的辯駁，哪怕一個字、一句話不順當，都於心不安。
文革之後
《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打倒“四人幫”之後，孫楷第不顧年邁體弱，廢寢忘食地投身到科研工作中。他把《元曲家考略》已寫出的甲、乙、丙、了四稿合為一編，又進行了一次嚴格的校訂，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1年重版。他親自把編《滄州集》時因種種原因未能收入的論文及新作重作編訂，又結為《滄州後集》，仍由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滄州後集》共分五卷，並有附錄2篇。至此，孫楷第所撰論文，基本上都已收入到文集當中。
此外，他還續寫了兩篇新的元曲家的考略，刊登在《文學遺產》1983年第4期上。當筆者的《貫雲石評傳》完稿後，孫先生曾數易其稿地為其撰寫了序文。1984年。新疆師範大學中文係為紀念維吾爾族元曲家貫雲石逝世660周年，召開了學術討論會，並邀請孫楷第到會。他雖未能赴會，但寫了長信馳書致賀。這封信刊發在《新疆師範大學學報》的專刊上，是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小說旁證》的增訂校勘工作一直沒有擱筆。直到孫楷第去世，該書已編出成稿，有待出版。而自1984年開始，將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寫的提要編集成書，又占據了孫楷第的許多時間。在臨終前，他已把全部文稿找齊，校讀過一遍，並定了書名及分卷原則。該書已於199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6年夏天，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孫楷第。當問到他還有什麼未了之事時，他在手心寫了一個“書”字。直到去世，他的萬冊藏書也未達回，他的許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對於一個一生可以用“讀書”、“寫書”四個字概括的正直知識分子，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遺恨呢？孫楷第去世後，根據生前遺願，未舉行任何儀式。僅按他的請求，將骨灰埋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園裡。始於斯、終於斯，經過近一個花甲的歲月，他長眠在母校的懷抱中。
個人評價
孫楷第孫楷第不但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與領域，他的研究方法也頗有特點。可以說，孫楷第是成功地把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運用於現代古典文學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特別注重校勘及版本目錄之學，反對急於立論，反對主觀臆斷。對於這一點，胡適曾作過準確的概括：“他的成就之大，都由於他的方法之細密。他的方法，無他巧妙，只是用目錄之學作基礎而已。”胡適又進一步指出，“孫先生本意不過是要編一部小說書目，而結果卻是建立了科學的小說史學，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為中國研究小說史的專門學者。”在幾十年的治學生涯中，孫楷第的方法與目標並未有絲毫改變，他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不慕榮利，不企望高潮及出現戲劇性的突破，一步一個腳印，又從不回顧，從不顧及生前身後的聲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做著“沙裡淘金”（鄭振鐸語）的令人望而退步的工作，寂寞、枯燥、冷落，他卻獨得其樂地、自甘寂寞地度過了一生。他和他的著作，他的治學方法與態度，都是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寶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