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新聞工作。
1935年冬，和范長江在西北地區採訪，發表大量旅行通訊。
左起三：孟秋江1936年抗擊日本侵略軍的百靈廟戰役爆發，曾以上海《新聞報》（中國）記者名義，奔赴綏遠前線採訪。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大公報》記者，參加南口、平型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的報導，所寫《在南口迂迴線上》《大戰平型關》等戰地通訊，提供了不少有關抗日將士浴血奮戰的第一手材料，給讀者以很大激勵。
1937年冬，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1938年，改任《新華日報》記者。同年10月，與范長江等在長沙發起成立國際新聞社，並負責該社桂林總社、香港分社的日常工作。
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勝利後回上海， 任《文匯報》採訪主任，深入工廠、學校，進行反內戰反迫害的宣傳。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天津《進步日報》經理、《大公報》副社長、中國新聞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等職。
1967年3月16日不幸逝世。
人物故事
孟秋江是中國老一輩進步的新聞記者。從西北到香港，從天津《大公報》到上海《文匯報》到香港《文匯報》，孟秋江的一生和中國的新聞事業緊密相連。
編輯出版《中國的西北角》
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孟秋江離開上海訓練自治所欲投奔十九路軍抗日，因《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未成此行。之後到甘肅尋找生計，謀得張掖縣城一個公務員的職位。
1935年，孟秋江遇到了范長江，兩人志同道合，相約做旅行記者。1936年夏天，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全部旅行通訊，和范長江合作出版《中國的西北角》，在全國引起很大的震動。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斯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走向民眾調查訪問。隨著越來越多的進步人士進入西北，宣傳紅軍，宣傳延安，形成了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局面。
七七事變後，孟秋江作為《大公報》記者，參加了南口、平型關、潼關、徐州、中條山等戰役以及江西東戰場的採訪報導，發表了《南口迂迴線上》《烽火潼關》《大戰平型關》《晉東鏖戰記》等許多戰地通訊，如實地反映了當時戰局的發展。孟秋江在《大戰平型關》的通訊中提出的“記者的道德，即尊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據事實說實話的一個原則”，贏得了廣大抗日將士和讀者的讚賞。孟秋江在家書中說自己“在中國社會第二個變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影響孟秋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與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的直接接觸。孟秋江在西北考察和在華北戰場上的出色表現得到了延安的重視。在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在文水，孟秋江聆聽了周恩來同志的抗日形勢報告。1937年冬天，孟秋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訪問毛澤東，把與毛澤東的談話發了專電，向國內外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對喚起民眾的抗戰熱情和樹立持久戰的信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離開延安時，毛主席贈送孟秋江馬列主義書籍。11月11日，太原棄守，孟秋江跟隨周恩來、彭雪楓，和國民黨軍官衛立煌、孫連仲、傅作義等同坐一輛軍車向汾河撤退。在渡過汾河的驚險場景中，孟秋江感受了周恩來、彭雪楓對他無微不至的照料。領袖的教導和人格魅力對孟秋江以後的人生道路產生了較大影響。
參與發起“青記”和“國新社”
“青記”和“國新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新聞工作者革命的搖籃。孟秋江作為“青記”的發起人之一和“國新社”的創始人之一，參與和領導“青記”和“國新社”的工作，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新聞人才。
孟秋江擔任“國新社”經理、負責桂林總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在當時物質十分匱乏的情況下，孟秋江苦心籌集經費，置辦辦公設備，安排社員們的衣食住行，拿出自己的稿費等錢物和大家同甘共苦。“國新社”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爭取民主力量的支持，堅持黨的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張，一面組織吸收培養大批的青年通訊員，一麵團結吸引進步的、在全國享有盛名的新聞工作者參加到隊伍中來。為了儘快提高整個隊伍的新聞業務水平，孟秋江和范長江、陳同生等組織舉辦“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桂林“暑期新聞研究班”，和陸詒、夏衍、馮乃超、張鐵生、楊冬蓴等分別擔任戰時新聞學概論、新聞採訪與編輯、國際形勢講話和對敵宣傳等課程的講師。孟秋江還和范長江、邵忠漢、陸詒、黃藥眠等合寫了一本《怎樣做好新聞採訪工作》的小冊子，作為“國新社”記者和通訊員的學習讀本。
1939年5月，范長江離開桂林到重慶，孟秋江作為代社長主持桂林“國新社”的工作。1940年，孟秋江領導社員們宣傳抗日、宣傳團結、宣傳民主。重點培養了以陳子濤、吳承德、唐海、任重、林珊等人為骨幹的記者隊伍，專門組織力量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擊退日軍、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率軍收復南寧，宣傳愛國人士陳嘉庚抗日救國的先進事跡，注意和國民黨中央軍杜聿明建立統戰關係。在抗日戰爭進入新的階段時，及時把大批經過專門培養的優秀青年記者輸送到前線去，到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去開展新聞工作。
皖南事變後，孟秋江在特務的窺伺下，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李濟深的幫助，堅守陣地，一面堅持對外發稿，一面暗中分批把“國新社”社員和文化界、新聞界愛國人士安全送達重慶和香港，並幫助他們找到工作，做好身份掩護，自己最後一個離開桂林到達香港。
在《文萃》和香港《文匯報》工作
抗戰勝利後，孟秋江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到上海辦報辦刊，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孟秋江組織恢復了“國新社”上海辦事處，任重等4人為骨幹。孟秋江擔任上海《文匯報》採訪部主任，引薦、安排了以“青記”、“國新社”成員為骨幹的20多個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到《文匯報》開展工作，壯大了《文匯報》的力量。孟秋江擔任《文萃》總經理，和黎澍、王坪、黃立文、計惜英等五人組成理事會，聯繫了一批“國新社”的成員。《文萃》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形成了強有力的作者隊伍，經常撰稿的人有郭沫若、茅盾、馬敘倫、吳晗、田漢、宦鄉、許廣平、姚溱、胡繩、李南山等。
國共和談破裂後，隨著進步刊物《民主》《周刊》《文匯報》《聯合晚報》和《新民晚報》以及黨的刊物《民眾》等被國民黨政府一一停辦和查封，孟秋江也上了“黑名單”。在受到國民黨特務監視、搜捕的情況下，孟秋江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指示繼續承辦《文萃》。7月19日，《文萃》遭國民黨破壞，主編陳子濤、印刷經理駱何民、發行經理吳承德被捕。孟秋江被通緝追捕，流浪街頭，無處藏身。9月，經上海地下黨組織營救，與溫崇實同船到達香港，繼續負責“國新社”的工作（陳子濤、駱何民、吳承德在解放前夕被蔣介石簽令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和寧波薛家山，史稱“文萃三烈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周總理指示孟秋江和楊剛隨部隊進入天津，接管《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孟秋江任《進步日報》經理。1962年，孟秋江擔任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同時接過原來由廖承志領導的香港《循環日報》。在香港，孟秋江按黨中央的指示，宣傳黨的政治主張，開展國際新聞、統戰工作，主動積極地團結香港各階層的力量，爭取各國和各地區認同和支持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孟秋江不僅為中國的新聞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民進”、“民盟”的籌備、創立和發展，對北平和平解放，對祖國的統一大業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