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省”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艦隊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同時日本陸軍南方軍在馬來半島登入，進攻菲律賓群島，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12月10日，日軍大本營和日本政府聯席會議決定：此次對英美之戰爭及今後隨著形勢演變發生的戰爭，包括中國事變在內統稱“大東亞戰爭”。12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使用這一名稱，並由內閣情報局對外公布：“此次對美英戰爭，包括中國事變在內，稱為大東亞戰爭。這是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為目的的戰爭，但並不意味著戰爭地域僅限於大東亞。”
換句話說，日本法西斯軍政當局把1937年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和1941年12月對美英等西方國家發動的戰爭，看成是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進行的同一場戰爭，有著相同的戰爭目的和戰略企圖。
1941年11月，日軍參謀部和軍令部就南進的作戰計畫達成最後協定，確定要攻占的範圍大致是，“緬甸、馬來、蘇門答臘、爪哇、蘇拉威西島、婆羅洲、菲律賓、關島、威克島、香港等地區”。
在此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日本基本完成對“大東亞”的征服，迅速控制了西起緬甸、馬來亞，東到中太平洋的吉爾伯特群島，北達阿留申群島，南抵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的亞洲太平洋廣大地區。日本法西斯關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正在變為現實。
對於日本法西斯來說，其殖民征服的過程也就是“大東亞共榮圈”逐步建立的過程。針對各占領區的不同特點，日本軍政當局採取不同措施進行控制，使其分別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
首先是1932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炮製偽滿洲國，隨後於1940年在中國淪陷區扶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同年，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權，把印度支那變成日軍在東南亞的一個重要據點和軍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實現對泰國的“和平”進駐，迫使鑾披汶政權簽訂同盟條約，答應給予日本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全面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南方各占領區實行軍事管制和軍政一體化，以便對戰略資源進行掠奪，加速戰爭機器的運轉。
1942年6月，大本營在南方軍中設立軍管總監部，以統轄和指導各軍管區。為鞏固占領區，緩解被占領區人民的反抗，日本軍政當局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不同需要，對各占領區實行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尼西亞，日本採取分而治之的辦法，將原荷屬東印度分為三個不相統轄的行政單位(爪哇、蘇門答臘和由日本海軍管轄的部分地區)。
在馬來亞，日本取消了英國時代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在統治體制上的區別，將馬來亞分為8個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長官。
對菲律賓和緬甸，日本占領者在確保其控制權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的自治權。1942年1月成立菲律賓政務委員會，作為中央行政機構，由日本顧問控制其大權。
1942年8月在緬甸成立以巴莫為首的緬甸“行政委員會”，但大權同樣操縱在日本顧問和日本軍事當局手中。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後，從此便與盟軍展開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奪。為加強日本和被占領地區的特殊關係，完成“大東亞戰爭”，東條內閣決定建立一個特殊機構。早在1942年2月，日軍剛一占領新加坡，陸軍省興亞院和企劃院就研究了“關於規劃和實施對大東亞各國及各地區的各項政策的綜合責任官廳”的設定方案。經過半年多的準備，9月1日內閣會議通過《大東亞省設定案》，規定新省的宗旨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全區的總體力量以增強戰力。”11月1日，根據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東亞省，下設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等7個局。同時，原拓務省、興亞院、對滿事務局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併入該省，大大限制了外務省的許可權，東鄉外相曾辭職以示反對。大東亞省的設定意味著被占領區實際上成為日本的行政區，日本與被占領國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關係，“大東亞地區之外交官和領事……乃是披著外交、領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員”。因此，大東亞省的設定是日本法西斯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採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驟。
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
1943年2月，日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敗並被迫撤退，此後開始在太平洋戰場上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守勢，戰爭態勢進一步惡化。為應付盟軍的猛烈進攻，日軍大本營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會議上通過了《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
《大綱》第一條規定：“帝國為完成大東亞戰爭，集結以帝國為核心的大東亞諸國家諸民族，進一步強化和整備戰略態勢，堅持戰爭的主動性，以適應世界形勢。”
《大綱》第二條規定：“整備政略態勢應以強化諸國諸民族對於帝國的戰爭合作，尤以中國問題的解決為基本著眼點。”
基於這種目的，日本於10月30日同中國汪偽政權簽訂了《日華同盟條約》，並承認緬甸和菲律賓作為“以大日本帝國為盟主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一環”的“獨立”，其外交權和軍隊的編制與指揮權均由日本控制。
這種政略上的調整是日本為完成“大東亞戰爭”所做的極為有限的讓步，意在拉攏各傀儡政權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賣力。
1943年11月5～6日，日本在東京議會大廳召開所謂“大東亞會議”，參加會議的各“獨立國”代表有：“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汪兆銘、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何賽·P.拉烏雷爾、緬甸國內閣總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破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蘇巴斯·昌德拉·鮑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會議。
從表面上看“大東亞會議”冠冕堂皇，但實際上所有會務活動都由大東亞省在幕後精心安排。東條英機在開幕詞中竭力宣傳正在建設中的“大東亞新秩序”，譴責英美兩國以關心和平和正義的幌子，企圖使自己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永久化。會議最後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除繼續為其發動“大東亞戰爭”進行辯解外，提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五條綱領。這些綱領只是羅列了“共存共榮”、“大東亞親和”、“發揚大東亞文化”和“大東亞繁榮”等抽象空洞的口號而已，並無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大東亞會議”企圖把各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緊緊捆綁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上，但因日本的失敗已見端倪，“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矛盾重重，各成員國同日本主子之間也開始明爭暗鬥。以泰國為例，原定參加會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最後“拼著總理不乾”也不參加會議，以致日本曾決定“以實力解決”泰國問題。這充分表明“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的分裂。
同時，由於中國和亞洲其它地區人民抗日鬥爭的蓬勃開展，盟軍開始發起反攻，因此可以說，“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潰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