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拆遷隊

大媽拆遷隊

2015年1月7日凌晨,“大媽拆遷隊”突至,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之後,鉤機將簡易房拆毀。寒夜裡六旬房主在廢墟中蜷縮並無奈報警,警方當場查扣鉤機。 “‘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她們被別有用心的人組織起來,一人200元錢,參與拆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稱,“大媽拆遷隊”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背景簡述

2015年1月21日,網曝內容發生於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大媽拆遷隊”屢屢“助力”拆遷。對此,警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已經立案,正在調查 。

在這段長達6分14秒的視頻片段里,大體記錄了一處房屋拆遷前原貌,拆遷後的廢墟,廢墟上簡易房及簡易房遭圍攻、拆除的過程 。

“無良開發商”、“人在做,天在看”,一些網友紛紛發帖留言,表達憤慨 。

事件經過

調查顯示

2015年1月21日,記者採訪獲悉,網曝拆遷房屋位於柘城縣春水路北側、西環路東側,邵園鄉原聯社家屬區,面積約180平方米。2014年11月30日凌晨,在尚未達成房屋拆遷補償協定的情況下,屋中住戶被強行帶離,房屋遭遇強拆,財物被掩埋毀壞。之後,房屋主人在廢墟上搭建簡易房,暫時居住。2015年1月7日凌晨,“大媽拆遷隊”突至,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之後,鉤機將簡易房拆毀。寒夜裡六旬房主在廢墟中蜷縮並無奈報警,警方當場查扣鉤機 。

“‘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她們被別有用心的人組織起來,一人200元錢,參與拆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稱,“大媽拆遷隊”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在多地大媽都大跳廣場舞健身時,難道柘城縣的部分大媽真的被利用起來進行拆遷?對此記者多方求證。

記者調查

記者:你知道這個大媽拆遷隊嗎 ?

李先生:當然知道,聽說過,有一二十 個人呢!聽說是有人組織起來的,一個人得給一二百塊錢,在拆遷中這些婦女文化素質又低,也沒 啥法律意識,聽人說又哭又鬧又撒潑,像這樣的事民警去了也不好弄 。

那么,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真有的部分大媽的被利用起來進行拆遷嗎?對此柘城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齊廣修回應稱,柘城縣根本就沒有什麼“大媽拆遷隊”,而是拆遷“釘子戶”想給政府施加壓力:

  齊廣修:(他就是)釘子戶,多少年跟他協商,(他)要的多的很,要300萬還有門面房, 就是炒作,炒作的目的就是給政府施加壓力,這確實胡扯,是栽贓,這不單是栽贓還是敗壞柘城名義,對河南省、還有柘城形象有影響 。

那么,在網上被瘋狂轉發的視頻又是怎么回事兒呢?齊廣修表示,相關部門還在調查中:

  記者:有處理結果?

齊廣修:我們正調查著呢,包括紀檢監察公安都介入了,看他的視頻是不是拼接的,是不是網上炒作的,這個(調查)今天才開始,這個調查很慎重的才行,很慎重的 。

柘城縣公安局宣傳股股長王哲告訴記者,視頻中的拆遷戶是個老困難戶,也是釘子戶。至於今天被爆出的新聞以及視頻中的內容是否屬實,警方將進行調查了解:

 王哲:我們正組織人調查,這個網上的帖子與事實嚴重不符。

記者:據你了解,為什麼不符呢 ?

王哲:這個記者就沒有到這來,具體情況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孰是孰非,拆遷隊到底存不存在?此事的後續進展,我們將持續關注 。

官方回應

柘城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齊廣修稱,還沒聽說這個事,需要進行了解 。

“這個事,我們已經立案查了,正在調查。不過具體情況不便透露。”柘城縣邵園鄉派出所所長陳建偉表示。

柘城縣公安局宣傳股股長王哲告訴記者,“那個拆遷戶是個老困難戶,也是釘子戶,事情比較絞纏,一兩句話說不清楚。”隨後便以出事故現場為由婉拒採訪 。

法律制裁

對於暴力拆遷,不是沒有法律阻止,開發商和當地官員也不是不懂,只因為只想著一方面少出錢,另一方面想儘快開工,最好的辦法就是暴力拆遷了。在當地官員的助推之下,也就會出現諸如“大媽拆遷隊”的怪胎 。

暴力拆遷之下,什麼樣的“拆遷隊”都可能出現,我們別只將眼睛盯著“拆遷隊”,而要透過“拆遷隊”緊抓住“幕後黑手”,同時,還要揪出“幕後黑手”和當地官員的“內在聯繫”。沒有幕後黑手助力,“暴力拆遷”是無法得逞的,這只不過是個常識罷了 。

“大媽拆遷隊”的無知和對法律的踐踏,要讓其付出代價,大媽法律意識淡薄,不是得到原諒的理由,應該按照法律進行懲罰,但更重要的是要彰顯法律的威嚴,讓“幕後黑手”顯出原形,受到嚴懲。當然,對於當地個別官員的“助推”行為也決不能輕饒 。

各方點評

專家點評

“大媽拆遷隊”,聽這陣勢就讓大家驚呆了。反思此類拆遷亂象,對拆遷隊成員予以譴責和懲處是必要卻蒼白的。檢視非法拆遷行為不難發現,不論是“愛滋病拆遷隊”還是“大媽拆遷隊”,這些為了生計和一點眼前利益的成員,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出恐嚇、騷擾、打罵、撒潑等手段,完事拿錢走人。某種程度上,在這個畸形且非法的拆遷體系中,他們也是受害者。如果調查處理只是蜻蜓點水而不是將病灶連根拔起,即使“大媽們”散了,可能也還會有“大爺們”、“大嫂們”出現 。

“拆遷”是近幾年隨著現代化程度加快而應時誕生的名詞,拆遷難成為了城市化進程不可逾越的難題。因而,各地在拆遷過程中,都出現了許多始料未及的棘手問題。“釘子戶”成為了阻礙拆遷的巨大障礙。這次組建“大媽拆遷隊”無非是利用大媽們對付這些“釘子戶”。而為什麼選擇大媽們呢?關鍵的是因為這些大媽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拆遷中行為過激,打、罵,鬧事撒潑,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樣?組建拆遷隊的人,利用了大媽們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質,知道人們對於撒潑耍賴的大媽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別有用心地組建了“大媽拆遷隊” 。

可是,“大媽拆遷隊”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大媽們打罵、撒潑,真的能平息拆遷難題嗎?會不會因此引發新的拆遷矛盾呢?拆遷問題可謂是個世界難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考驗著國家和政府的智慧。一個有智慧、為民服務的政府,會不斷完善和規範拆遷制度,不斷修正處理問題的手段,促使被拆遷者和拆遷者二者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別出心裁”地吸引眼球,將矛盾越弄越深。我們期待拆遷問題能夠得到妥善地解決。不能拆了房子,倒了民心 。

媒體評論

根據報到得知,一位張姓知情人士一語道破玄機:這些大媽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拆遷中行為過激,打、罵,鬧事撒潑,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樣 ?

組建拆遷隊的人,估計是利用了大媽們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質,知道人們對於撒潑耍賴的大媽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別有用心地組建了“大媽拆遷隊”。拆遷大媽們為拆遷工資“奔走效勞”,不僅領著200元的薪水,還能在茶餘飯後有了些消遣。組建拆遷隊的人和大媽們,不可謂不“兩全其美 ”。

在筆者看來,這恰恰可能會適得其反。不恰當的拆遷方式往往會激化拆遷方和被拆者的矛盾,造成拆遷問題更加複雜。這不僅會影響被拆遷戶的身心健康,也會對被利用的大媽們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進一步來說,這可能會使當地政府與被拆遷戶的關係更加惡化,甚至釀成悲劇 。

誠然,“大媽拆遷隊”促使大媽成為了“眾矢之的”,但是我們更應該問責“大媽拆遷隊”的發起者,那些為“大媽們拆遷隊”撐腰的人,我們期待問題的進一步調查和解決 。

我們期待拆遷問題能夠得到妥善地解決,但是,絕不能劍走偏鋒,不能讓類似“愛滋病拆遷隊”“大媽拆遷隊”成為拆遷的主力軍,如若這樣,房子可能拆了,但是,民心也可能倒下了 。

大眾觀點

 “愛滋拆遷隊”剛走,“大媽拆遷隊”便來了。一些企業或機構在拆遷一事上,的確是無所不用其極。這二者的共同點是:不講法治。事實上,無論是何種形式的“逼遷”,都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暴力拆遷。有知情人士透露,“大媽拆遷隊已經助力多次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

  指責這些參與拆遷的大媽,甚至對其追責,都在情理之中。不過,大媽也好,愛滋病也罷,這些都只是幌子,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撐腰,大媽們又怎能如此霸氣?誰在背後主導一切?誰才是始作俑者?難道就沒人管這種奇聞怪事嗎?這一切疑問,都值得拷問 。

  對於之前的愛滋拆遷隊,其處理結果令人失望,官方的通報為:幕後黑手為南陽億安房地產開發公司,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位官員被處分。令國人譁然的“愛滋拆遷隊”就這樣草草結束,後續如何?不得而知。被處分的官員既沒有公示姓名,也沒有公開如何處分,有沒有真正處分,公眾無從知曉。對當事公司的處分,更是完全看不到 。

  有這樣的前車之鑑,“大媽拆遷隊”最後走向如何?會不會有企業被追責?有沒有官員被問責?抑或只是拿大媽們當替罪羊?仍然有待觀察。但一個必須重申的常識是:對“××拆遷隊”始作俑者的寬容,就是對違法行為的間接縱容,其最大的危害,便是讓法律形同虛設 。

  合理合法的拆遷,從來都不需要“××拆遷隊”來助力。對於各類拆遷隊,都需要挖出事情真相,無論始作俑者是什麼人、什麼企業,抑或是什麼機關,都應該嚴肅問責,該處分的處分、該撤職的撤職、該追究刑責的追究刑責……畢竟,“××拆遷隊”多數都遊走在暴力的邊緣。只要違法了,就應該嚴肅處理,這是最起碼的底線。也只有嚴厲問責了,“××拆遷隊”才不會不斷上演 。

事件影響

折射法律威信

“大媽拆遷隊”,這詞甫一入網,就把網友驚呆了。因為就在上個月,媒體剛曝光河南南陽“愛滋病拆遷隊”。那起事件經過調查,拔出蘿蔔帶出泥,最終讓當地多位官員受到處理 。

毫無疑問,非法拆遷隊給人的印象是暴力的。而今它前面加了諸如“愛滋病”、“大媽”等詞,讓人苦笑之餘,難免也會開啟“細思恐極”模式。眾所周知,隨著《物權法》和新拆遷條例的施行,以及國家層面在著力打破“GDP崇拜”,強拆行為確實已經有所收斂。但在某些地方,變異的“推土機經濟”仍然存在。一旦拆遷只追求效率,就會繞過法律程式,一些非法手段就被某些人運用起來 。

而審視這些非法拆遷行為,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愛滋病拆遷隊”還是“大媽拆遷隊”,這些為了私利的拆遷隊員就像幹壞事的短工。他們常用恐嚇、騷擾、打罵、撒潑等手段,幹活和拿錢的時候,手腳都很麻利。這也從側面折射出了當地法律威信值偏弱。所以,當地有關部門應該在處罰這些奇葩隊員的基礎之上,做好“以案釋法”工作 。

當然,如果對這類事件的調查處理只是蜻蜓點水而不是將病灶連根拔起,那么即使“大媽們”散了,也會有其他奇葩拆遷隊出現。因此,我們必須讓反思的焦點上升到更高層面,解剖諸如“大媽拆遷隊”的存世生態。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拆遷者的謀劃指使和利益誘惑,這些個體不會被有序組織起來屢屢逼遷;如果沒有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乏力甚至共謀,大媽們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胆、氣焰囂張 。

挑戰法律權威

奇葩拆遷隊的出現無疑是在挑戰我國法治的權威。國家三令五申,不允許任何單位和個人採取非法手段逼迫民眾拆遷。拆遷工作要牢牢遵守法治規則,這是底線也是國家意志。然而,在“愛滋病拆遷隊”、“大媽拆遷隊”等一系列事件中,常識卻被邊緣化,法律底線被一再突破。這說明,之前懲戒一些地方的非法強拆和逼遷行為形成的威懾力不足。所以,眼下最要緊的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各地應主動結合地方實際,建立紮實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維權機制和違法問責機制。並且,在此基礎上加強監管,嚴懲非法拆遷者和利益“保護傘”。柘城警方已經開始對“大媽拆遷隊”著手調查,“大媽們”會受何處理、幕後指使者是誰、有無官員牽涉其中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

社會應該反思

比責備懲治這些個人更緊迫的是,如何真正讓反思的焦點上升到更高層面,讓此類低劣行徑背後的謀劃、指使和縱容者承擔各自的責任。如果沒有相關部門的監管乏力甚至參與其中,這些行徑恐怕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胆,更不能屢屢得逞;長遠來看,如果不把拆遷行為真正納入法治規則的指引和約束,這些千奇百怪的非法拆遷行徑也不會禁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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