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是美國原紐約市長、美國建築師協會院士、著名城市規劃師亨利·邱吉爾多年來的施政心得與城市規劃經驗的總結。書中他提出了“城市即人民”的理念，指出一座城市的社會和物質機體狀況，實際上是它的人民決定的。本書總結了城市規劃工作中的成功與失敗、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以及未來的可能與前景，對城市規劃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鑑意義。
作者簡介
亨利· 邱吉爾是城市規劃領域主要的思想者和實踐者之一。他出生於芝加哥，在康乃爾大學攻讀建築學。後移居紐約，在此他將建築與城市規劃結合起來，並主持開發了諸多大規模住宅項目。他曾與重新安置管理署在綠帶城市開發建設方面有過合作，後又擔任美國公共住房管理署的顧問。1952年，他把自己的事務所遷到了費城，並開始著手準備伊斯特維克的舊城改造工程。他是美國建築師協會的院士、美國規劃師協會的成員，曾在許多專業期刊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簡評
☆本書是原紐約市長、著名城市規劃師亨利·邱吉爾的經典著作，他在書中分享了自己多年來的施政心得與城市規劃經驗，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和規劃理念。本書曾得到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的推薦，著名建築學家吳良鏞先生作序推薦！
☆“亨利·邱吉爾對整個社區的興趣多於單一的建築，對民眾的興趣多於磚石、水泥、鋼鐵、木材或塑膠。他的著作《城市即人民》通過總結城市規劃工作曾經的成功與失敗、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城市規劃方法。邱吉爾認為，我們正在探索新的物理城市模式，就像我們在探索新的社會和經濟模式一樣。”——《紐約時報》
☆兩院院士吳良鏞序：《城市即人民》原著出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年代中期，我印象中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立伊始，梁思成委託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代訂的書目中即有該書，值得注意的是書成15年後作者基於瑞典、荷蘭等歐洲國家及美國的經驗增寫了前言和結語，重申“城市屬於它的人民”這一基本思想，實屬點睛之筆。重閱該書結語最後一節所述：
城市規劃對於人類的精神來講具有一個重要的附屬品。它可能，而且非常可能，給人們帶來一個充滿美感的環境。隨著我們對周圍環境的認識越來越清醒，對享受的追求也不斷加強，快樂已經成為生活的一份財產……
回顧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聯合國高峰會議後國際城市規劃學術思想不斷發展，包括今天我國人居科學的發展，都是對前述思想的重申，可謂深受其啟蒙。這足以說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經典文庫的譯介有助於我國城市規劃理論的研究與提高。
前言
自我寫完這書至今已經有十五餘年了。當看到這本書的重印本時，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有好多年沒有翻閱它了。當再次閱讀它的時候，我發現，即便不能用充滿智慧之類的字眼來形容它，至少可以說它其中的見解是非常堅實有力的。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一直忙碌於城市規劃的實際工作，有時我的角色是政府部門的官員，有時是“規劃設計顧問”，也有時是評審。對於我在1945 年時說過的許多東西，我現在的看法改變了很多。至於我的這些修正到底置我於哪一類，是老朽的保守派，抑或是激進的反對派，我現在還不能確定。其實這個也沒什麼，我認為真正要緊的是，和我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以及比我年輕一些的大多數人，他們仍然堅持著二十多年前的那些理念。
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城市是由民眾構成的，對於這個觀點我絲毫沒有改變過。恰恰相反，今天有一個令我擔憂的問題，那就是城市規劃的方法和程式已經開始扭曲，從民主的社區組織轉變為服務於少數人的權力機關。試圖將在官僚機制運作中少出錯作為衡量滿足民眾需要的標準，這一點我絕對不敢苟同。我不是一名烏托邦理想的信徒。
或許我的擔心有些誇張。儘管通過立法手段確立的技術官僚機制控制著局面，包括控制城市的實體形態及經濟狀況，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控制已經被私人開發商和政府官員用巧思妙想聯手破壞殆盡。* 政治上的腐敗泛濫總是容易得到糾正的，而自以為是的清廉傲慢卻不然。
歸根結底，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城市規劃就是要重新檢驗其中一些司空見慣的說法，換句話說，就是要重新檢驗那些所謂的規劃理想和規劃目標。在今天現實讓這種重新檢驗變得更加必要。難道城市蔓延（Urban Sprawl）真的就那么不好嗎，對什麼人來說不好，為什麼不好，在何種程度上，城市實體的衰敗淘汰是緣於經濟的演變呢？反過來說，在何種程度上，經濟的衰敗是緣於城市實體的破敗呢？難道貧民窟不是一種經濟現象，而實體的衰敗只是經濟衰敗的一種表象而已？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清理貧民窟”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勞民傷財。什麼是“城市枯萎”？是什麼把人們吸引到這些地方，讓人們在那裡找到樂趣？顯然不是它的“藝術品”和“獨特文化”。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如果城市規劃師環視一下四周，他會吃驚地發現，一些自己從前所奉行的金科玉律是多么不真實，而許多傳統觀念又是多么愚蠢。
讓人吃驚的是，此類傳統規劃觀念幾乎為世人全盤接受，不僅在技術圈，而且在行政管理者中間，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連普通百姓也認同這些觀念。城市規劃再也不是社會主義理想，而是有求必應的靈丹妙藥。城市裡的功能分區（Zoning）幾乎是舉世遵循的法則；管它“總體規劃”（Comprehensive Plan）到底是什麼東西，只要城市符合這個規劃，那“總體規劃” 一詞會讓立法機構感到很舒心。五年計畫這個概念並不是史達林的發明，而是那些大公司的保守會計師們的設計。我們也即將有自己的城市事務部（Department of Urban Affairs）。我們還可以照這樣繼續列舉下去。一切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就是進步。各種新思想像傳統觀念一樣被接納，這是接受未來各種思想的前提條件。因此，確保新思想的不斷湧現是十分重要的。
新思想都是在對舊有的事實進行全新的觀察中產生的。“事實”不僅僅是一堆統計數據；事實是對人們普遍接受的事物的體驗。這些數據和體驗可以通過不同方式進行解讀，並被賦予新的含義。但是這種解讀與對它們的量化、數據分析是無關的，這些數據的量化和分析只是作為論證時的支持材料。數字仍然是過去的那些數字，但是它所服務的對象和目的則有所不同。有時只需要簡單地把鏡子變形，從凹面鏡改為凸面鏡就可以達到目的，反之亦然。這種做法很可能將鏡面毀壞，導致學術醜聞和政治敵意。自然人們很少這樣做。
人們很滑稽地把大規模的城市規劃方案叫作“城市更新”。或許因為此類城市更新計畫缺乏明顯的成功案例，反而激發了新思想、新主意。這也促使學術界的一批老人，包括我自己，逐漸退出舞台。在遠處的地平線上，我們看到了新概念出現的跡象，這些新概念不僅體現在城市的實體上，也體現在新的思想方面。其中有代表性的領袖人物包括威廉· 惠頓（William L. C. Wheaton）、讓· 戈特曼（Jean Gottmann）、亨利· 法金（Henry Fagin）、赫伯特· 甘斯（Herbert Gans）、維克托· 格魯恩（Victor Gruen）……當然遠不止這些人。
對於這些人來說，同時對於許多其他人來說，很顯然，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絕不是過去的古老城市，而是完全不同的內容。如果說歷史上的城市是向後看的，那么大都市則是在向前看。城市仍然屬於它的民眾。
目錄
第一章 從前的歷史
第二章 早期的狀況
第三章 方法
第四章 問題
第五章 各種努力
第六章 發展走向
結語
注釋
圖片來源
精彩文摘
在城市生活方式的演變過程中，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時代的轉折點。大量缺乏協調的勢力、破壞勢力在全球範圍內處於失控狀態；但是同時，人們第一次普遍地意識到，這些破壞力量是可以被轉化為服務於社區的一股建設性力量。當我們在尋找全新的社會和經濟模式時，我們同時也在尋找一種新的城市環境。
人們沒完沒了地談論“城市開發”“總體規劃”“阻止城市破敗的蔓延”及“城市去中心化的過程”。至於它們的實際操作過程、城市的歷史延續性等問題，則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事情改變得越多，它們就越是保持不變。”迫使改變的力量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人們擁有各種願望這一事實仍然是不變的。新的力量在發揮著作用，但是，新力量的意義是人們無法理解的，除非使用舊的概念去說明這些新力量，而且，哪怕僅僅是為了對比，也需要藉助於舊的概念。同時，從任何角度來看，新的力量也可能是無法預測的。這種無法預測不應該讓我們懼怕去了解它們，反而應該促使我們主動地去尋找答案，因為假如要對我們的城市進行重新規劃，我們必須知道哪些部分在變，以及它們為什麼會變。
商貿和交流是城市形成的原因。城市從來都是出現在自然形成的商貿路線的交叉點上的，而且都是當時能夠找到的戰略要地：克諾索斯，位於愛琴海上的十字路口；摩亨約- 達羅（Mohenjo-daro）*，位於古印度河谷；巴比倫和巴格達；布哈拉和基輔；開羅、雅典、羅馬、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朱諾——這些地方或是位於河邊、河口、海岸，或是位於山谷間商路的要衝，抑或是位於絲綢之路、鐵路沿途，它們都是天然的運輸集散地。與之類似的，在一些較小的城市裡，當地的市場也是出現在城裡的十字路口處，在土地肥沃、盛產農作物的地方，在水流驅動的磨坊附近。
這裡出現的思想交流和商品交流是同等重要的。只有在城市裡，當思想的碰撞增加了才智，富餘的財富催生了享樂，金錢的力量帶來了安全感，才會出現進步和文明。從一開始，城市的出現就證明了這一點：
城市中的社會進步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比以往數量更多的一批人住在村寨里，他們彼此之間緊密接觸；而城市則是社會交往中的一個大漩渦。器物和商品從不同的角落集中到了一起，並且各種東西重新組合。陌生人不僅僅帶來了陌生國度的物件，而且也帶來了新的信息，以及前所未見的信仰。老朋友們也在這裡聚會，談論他們各自聽說的新聞和舊聞。在大量物質財富面前的這種不停的碰撞激勵了人們去創造更多的財富，獲得財富，並守住這些財富；有了這些財富，人們就能夠釋放出更多的能量來進行各種投資計畫，而不僅僅是單純地繼續獲取物質財富。因此，城市就成為推動經濟進步、社會分工、藝術創作、思想理論創新等各項活動的中心，植根於這些新發展而出現的全新的社會關係也逐步發展成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經濟機制及道德判斷標準。
……
但是城市居民則不同。正如特納博士指出的那樣，與牧民和農民相比，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們有盈餘。為了獲取盈餘，就需要對未來有預判；在眾人都在追逐盈餘的情形下，而且這些人和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也不屬於同一個部族，這時要想獲得盈餘就必須事先建立起規則，用這些規則來約束競爭者，也用來約束自己。這就是社會管理、法制建設的起點，它建立起的秩序完全不同於部落里的軍隊式管理模式；當一個村落演變為城市的時候，它的範圍由一個邊界加以明確的界定，這是因為城市必須防止強盜團伙的掠奪襲擊，而城裡每個居民的居住空間必須加以規範，甚至要比尼羅河谷那些擁擠的農民居住地還要緊湊。每一位城市居民都需要自由地進出自己的居所，去市場商業區，進出城門，更重要的是去水井取水，這些行為都必須得到充分的保證。因此，城市道路和公共廣場就不能任由個人隨意加以侵占，這些地方為公眾所有，也為公眾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