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與明末清初大多數民間宗教教派的教義思想不同，羊宰創立的在理教，以佛教信仰中的觀音菩薩為最高神靈，以道教內丹為修持功夫，以儒家五倫八德為教義核心，通過“正心修身”內聖之道，達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堯舜境界。為了保證教義的實行，羊宰定有八大戒律：不吸菸、不飲酒、不燒草香、不焚紙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書寫符咒、不養雞貓犬等。其中，以不吸菸喝酒為兩項最主要的戒律。
羊宰創立在理教後，先後在直隸8個地方收了14名弟子。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羊宰回到歧山瀾水洞，從此再也沒有下山傳道。從那時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止，又有10人上山皈依，是為歧山10大弟子。
在羊宰親傳的24位弟子中，張吾山和毛芝蘭對在理教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張吾山見傭工尹松岩（又名尹來鳳）秉性忠厚，心地光明，做事有謀，便於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收其為徒。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尹松岩在天津城西永豐屯建立了在理教第一座公開活動場地──積善堂公所，史稱西老公所，從此在理教以天津為大本營日益興盛。此外，上海、北京、瀋陽等地，也先後於清鹹豐、光緒年間建立公所。至少在清末，在理教已經發展成為遍布南北的大教派。
此後百餘年中，該教在天津、上海、北京、河北、江蘇、山東、河南、安徽、江西及東北、內蒙古等地都很盛行。1933年成立全國性領導機構中華全國理教聯合會，各地相繼成立分會。全國在理教公所達3000個以上，信徒甚眾。1949年之後，在理教為反動勢力所利用，被政府取締。
教宗
早期在理教組織、教義、戒律都較嚴格，以至信徒服飾都與眾不同。約在光緒年間，因各地建立公所，宗教繁多，信徒大量增加。各地公所編印的寶卷與期刊等宣傳品甚多，但其內容頗不一致；其道統、儀節等，各地都有很大差異。唯戒絕煙（包括鴉片煙）酒這條戒律，各派始終奉行不渝。
在入教儀式上，信徒和“引保”要發下宏誓大願，“領眾”（傳道師）要諄諄告誡：此戒律重如泰山，倘有違犯將終生顛倒，永無順遂之日。各公所都大量發放戒菸藥物，或配備醫生施治。其他規戒有孝順父母、和睦鄉里,戒殺、戒貪、戒淫、戒妄,只準行善不許作惡等。入教時傳道師傳授“五字真言”，即“觀世音菩薩”五字。平時只準在心中默念，不許出口，據稱如此即可“求順”；遇到大災大難則面向東南高喊三聲，可逢凶化吉。
教規
該教主張三教歸一，不強調供奉偶像，公所中除聖宗(即觀音)像及羊祖、尹祖像外，沒有其他神像。只燒檀香,不許燒線香。沒有法器,只有葫蘆、艾瓢之類。叩頭稱“下參”，其姿勢與常人稍異。信徒可在家供奉聖宗像，每天下參53次；默念真言，或誦讀《白衣觀音神咒》等。
領眾號稱出家人,實際上是老而無依,被認為有“道行”的信徒。做了領眾即長駐公所，不再回家住宿。信徒有男有女,男稱大眾,女稱二眾；女領眾稱法師。該教每年有三個節日：農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臘月初八。但一般只慶祝臘八。事先廣為捐募，屆期公所要搭棚、懸燈結彩，舉行一種名為擺齋的宗教儀式。在某一公所屬下的信徒都要去“捧齋”。這一天還要“點理”（收新道親儀式）、“放法”(選定下任領眾儀式)、吃素席、舍“結緣豆”等。
在理教創立時，羊宰並沒有建立一套組織制度。尹松岩接掌教權後，在理教的組織制度才逐漸完備。尹松岩自稱領正，下設承辦、催眾、擋眾、坐山等教職。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增設幫、培、監、護四座，協助領正處理教務。
在理教的歷代領正均以“來”字命其法名，以表示身份平等之意，並始終貫徹“傳賢不傳子”的教權繼承制度。領正生活費用自理，或由信徒自願供給，因此歷代教宗與各地領正均沒有因傳教而致富，一直過著布衣粗食的儉樸生活。
早期在理教具有明確的反清復明思想，但隨著清政權的日益鞏固，這種政治意識也就逐漸淡化乃至消失了。特別是尹松岩接掌教權並建立公所以後，在理教由秘密運作走向公開活動，日益變成一個以戒食菸酒、興辦公益事業為宗旨的宗教慈善團體。
影響
在理教的宗教活動主要為擺齋和朝聖。擺齋一般在臘月初八舉行，齋款為募捐所得。朝聖是祭掃羊宰和尹松岩的墓地。尹松岩掌教時，開始以擺齋所剩餘款，派人到津城內外大街小巷救貧濟困。此後，歷代教宗與各地公所領正繼承這一傳統，都將濟困扶危、興辦公益事業作為在理教的主要任務。進入清道光朝以後，鴉片流毒全國。在理教不失時機地將戒食菸酒、尤其是戒吸鴉片作為重要任務進行宣傳與執行，並製作戒菸藥膏向社會發放。
在理教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被清廷認可，並迅速發展成為盛行全國的大教派，甚至連維新志士譚嗣同也於戊戌變法前在天津加入在理教，以探其如此盛行之奧秘。
此外，在理教還舉辦一系列慈善救濟事業，如光緒末天津在理教建立公善社，引導世人愛惜字紙，向寡婦發放救濟款物，對貧民死亡施捨棺匣，掩埋無主屍體等，以及春季種痘，夏施暑藥， 冬舍棉衣等。1913 年，李毓如與理門聞人苑文鑒聯合北京理門公所徒眾，組織中華全國理善勸戒菸酒總會，出刊物《理鋒》。此後各省紛紛成立分會。
1933 年，全國性的領導機構“中華全國理教聯合會”成立，各地相繼建立分會，使全國在理教公所達 3 千個以上。抗日戰爭時期，北京理門首領謝天民勾結日本，成立中國理教總會，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據理門張國祿回憶錄，1921年至1936年，北京理門徒眾有1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