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簡介
“院中有兩棵栽於清代的老榆樹，院中正房是工作室，北面是辦公室和儲藏室，南面是會議室和我的辦公室……大家都在研究所辦的食堂吃飯。”（摘自《常書鴻日記手稿》）雖然沒有硬性規定工作上下班時間，大家都十分自覺，飯後早早地進洞子臨摹、調查，各司其職。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時，人員不過十幾人。那時常書鴻不斷給內地的友人和學生寫信，
很快董希文、張琳英、李浴等一些內地年輕的藝術家陸續來到敦煌，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常書鴻的學生。當年那些年輕的藝術家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是回憶起在敦煌的那段日子，他們仍然記憶猶新。
李浴：“那個戈壁灘真是天連地，地連天，一望無際，就像你坐個小船在大海裡頭，所以那時候就有人說不到河西不知中國之大。”
張琳英：“四個人四碗麵條，沒有別的，調料就是一碗醋，一碗鹽。吃麵條時一勺醋一勺鹽拌一拌就吃了。”
不久，常書鴻也說服了妻子帶著一對兒女從重慶來到敦煌。
考察洞窟、研究美術史、臨摹壁畫，相對於戰火紛飛的前線，平靜的西北荒漠反而為藝術工作提供了廣闊的舞台。晚唐五代時期的千佛洞，文獻記載有過十餘個寺院，二三百個僧人的盛大規模。經過400多年的沉寂之後，這段日子應該算是千佛洞大事記的又一個重要時期。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敦煌，在一張有關敦煌的老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人物。
籌備組建
1941年9月，民國政要于右任先生乘專機自重慶飛抵蘭州後，踏上甘肅河西走廊巡視行程。 9月底，乘車從通車的甘新公路，一路顛簸來到酒泉，遊覽了泉湖公園，為園內北堂題寫了：“忠烈祠”，並留下“酒泉酒美泉香，雪山雪白山蒼。多少名王名將，幾番回首，白頭醉臥沙場”的詩句和墨跡。 在七區專員曹啟文陪同下，親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邊疆學校肅州分校視察，摘見了全體師生並講了話。在講話中，朗誦了自己的新作《酒泉道中》。10月初，于右任先生從酒泉出發抵達敦煌。在七區專員曹啟文、敦煌縣長章朗軒以及馬雲章、衛聚賢、孫宗慰、張庚由、張石軒、任子、李祥麟等的陪同下，或騎馬或乘大軲轆車，遊歷了敦煌的名勝古蹟。在遊歷古郡古城時，先生揮毫寫道：“僕僕髯翁說此行，西陲重鎮一名城，更為文物千萬計，草聖家山石窟經。”
登臨鳴沙山，俯眺月牙泉時，先生又留下了《騎登鳴沙山》詩句：“立馬沙山上，高吟天馬歌。英雄不復出，天馬更任何？”和“立馬沙山一泫然，執戈能復似當年；月牙泉上今宵月，獨為愁人分外圓。”
10月5日，正是農曆中秋 節，於歷史 人物地先生來到莫高窟，面對高高低低，錯落有致，氣勢磅礴的洞窟、連綿不絕的精湛壁畫震撼驚嘆，揮毫在中寺門牌上題寫下“莫高窟”三個大字。
早已來敦煌的張大千正好在莫高窟臨摹壁畫，于右任先生當晚遂在張大千臨時住邀眾把酒，賞月吟詩，共度佳節。參加者有陝、甘、青監察使高一涵和七區專員曹啟文、敦煌縣長章朗軒以及馬雲章、衛聚賢、孫宗慰、張庚由、張石軒、任子宜、李祥麟等。席間，于右任先生興致勃發，欣然命筆、揮毫寫道：“敦煌文物散全球，畫塑精奇美並收。同拂殘龕同讚賞，莫高窟下作中秋。”
張大千先生還特意向于右任先生展示了晉代書法 家、敦煌人索靖的真跡《月儀貼》殘片，以及在莫高窟新發現的唐代將軍張君義的斷手一隻。這隻手如同乾枯的木乃伊，筋骨歷歷可數，並裹以墨跡告身（委任官職的文憑），歷表其戰功卓著而不得封賞的怨情。另外還有元某公主坐化洞以身殉國，遺骸被沙俄官兵毀壞後僅存的一隻穿白綾短襪的天足古骨。
漠然視之
敦煌文物數次被外國人盜竊騙取，有些慘遭破壞的情景時，先生無不悲憤痛惜，又寫道：“斯氏伯氏去多時，東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談到政府和有關方面對敦煌莫高窟漠然視之，不聞不問，洞窟年久失修，瀕臨毀滅危急，大批藝術珍品不能妥善保護，而流散損壞時，于右任先生深感自己作為政府官員，其責任重大。在他所作的《敦煌記事詩》八首中，便表達了這種急切重視敦煌藝術寶窟和保護研究的心情。在敦煌巡視數天后，于右任又興致勃勃奔赴安西榆林窟遊覽。因路途坎坷，先生年過花甲，隨從勸阻他不易再長途跋涉，但先生被榆林窟壁畫藝術和文物所吸引，不顧路途遙遠艱險，乘坐大軲轆車前往。
萬佛峽河水清澈，兩岸榆柳成片，鬱鬱蔥蔥。由此，河叫榆林河，窟稱榆林窟。洞窟開鑿在兩岸的峭壁上，呈上下兩層排列，共42個，其中東岸31個，西岸11個。先生視察了洞窟壁畫藝術和彩塑，面對幽靜的溝谷，湍急的水流，寫下了《萬佛峽紀行詩》四首：
（一）
激水狂風互工聲，高岩入夜信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寫我高車訪畫行。
（二）
隋人墨跡唐人畫，宋抹元塗復幾層；
不解高僧何事去？獨留道士守殘燈。
（三）
層層佛畫多完好，種種遺聞不忍聽；
五步內亡兩道士，十年前毀一樓經。
（四）
紅柳蕭疏映夕陽，梧桐秋老葉兒黃；
水增麗色如圖畫，山比髯翁似老蒼。
心愿實現
東歸途中，先生登臨嘉峪關，面對黑山碧水，大漠長河；頹垣殘牆，碧空鴻雁，欣然賦得《嘉峪關前長城盡出遠望》，詩云：“天下雄關雪漸深，烽台曾見雁來頻。邊牆盡處掀髯望，山似英雄水美人！”1941年12月11日，於佑任先生完成西北考察，返抵重慶後，即將建議書送達國民黨政府，要求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以鼓勵學人研究敦煌藝術。該建議案以《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為文章名，刊發於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史雜誌》第二卷第4期。全文如下：
“為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以期保存東方各民族文化而資發揚事。右任前次視察西北，因往敦煌縣參觀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縣四十里，依崖築鑿，綿亘里許。之稱有千餘洞，除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餘。有壁畫者，計三百八十。其中壁畫完整者亦二百餘，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時代之繪畫泥塑，胥為佛經有名故事。其設計之謹嚴，線條之柔美，花邊之富麗，絕非尋常匠畫，大半出自名手。今觀其作風，六朝以上無考，自唐以下率類閻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兩種。衣紋神態，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無不奕奕如生。就所見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種之多。而各時代供養人之衣冠飾物用具，亦可考見當時風俗習尚。洞外殘餘走廊，猶是宋時建築，惜在過去未加注存，經斯坦因、伯希和誘取洞中藏經及寫本書籍，又用藥布拓去佛畫，將及千數，復經白俄摧毀，王道士塗改，實為可惜。
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聞敦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數僅二十餘，壁畫尚存。而安西萬佛峽之榆林窟洞畫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親自察看，壁畫之精美皆可與千佛洞莫高窟匹敵。似此東方民族之文藝淵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銷，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是民族最大之損失。因此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招容大學藝術學生，就地研習，寓保管於研究之中，費用不多，成功將大，擬請交教育部負責籌劃辦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請公決。”
此文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敦煌藝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關心。
當時經過議論交教育部負責籌辦，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正在對日作戰，財政支出困難，答覆須待次年成立。1943年，教育部將于右任先生原提議成立“敦煌藝術學院”名稱，改為“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聘定陝甘寧臨察使高一涵為主任委員，常書鴻為副主任委員，王子云為秘書，張庚由、鄭通和、張大千、竇景椿等人任委員，開始了籌備組建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常書鴻為所長。于右任先生保護敦煌藝術和促進敦煌學研究的心愿得以實現。
1949年，于右任先生去台灣。晚年雖然身居台灣，卻心牽大陸，曾表示：“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我的故鄉是中國大陸。”並賦詩表達自己望鄉懷祖、愛國憂民的深切情思！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敦煌寶庫
1943年2月20日，畫家常書鴻率領6人一行離開蘭州前往敦煌。1942年秋，國民政府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國民黨文化官員梁思成等人與常書鴻談起該研究所的籌委會副主任一職擬由他擔任之事，他欣然接受，並隻身飛往西北高原的蘭州城。他在蘭州組成了一個6人的工作班子，開始了敦煌之行。常書鴻一行需要經過大約一個月的艱苦路程，才能到達敦煌莫高窟。在經費有限，人員不足，物質條件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與隨行人員將要進行的工作是:測繪石窟圖、窟前除沙、洞窟內容調查、石窟編號、壁畫臨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