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國家主義主張全民 利益。原則上， 國家主義不反對專業官僚治理國政，但是國家主義反對那種壞的腐敗的官僚統治；恰恰因為它只片面維護官僚階級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國家工具異化為國家的唯一主宰，破壞了全民利益。
國家主義承認資本主義甚至維護資本利益，但是國家主義主張限制 資產階級，打壓資產階級不顧全民利益的瘋狂追逐私人利潤的運動，瘋狂消費的運動。
國家主義主張運用國家力量，從道德和法制兩方面遏制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大和壟斷，要求確保國家體系在市場經濟中的的獨立和中立性。
國家主義要求國家同時並用市場調節經濟和國家有計畫管理兩種方式調節治理國民經濟。因為所謂 國民經濟，必然是應當有利於全體國民，而不是單純地有利於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少數人獨富的私民經濟。
國家主義主張，國家絕不應當允許 資產階級以金錢力量操控任何國家機器和收買官僚。
國家主義主張必須保留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由國家控制重要經濟資源，以國家有計畫作安排的方式，制訂社會就業計畫，逐年吸納和改善當前迫在眉睫的大規模失業問題。
國家主義堅決反對讓市場及資本力量控制教育和衛生體系。認為國家有嚴肅的責任主辦國民教育，主張國家有不容推卸的責任，維護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的國家醫療衛生體系。
國家主義主張運用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全面力量，參與國內和國際經濟活動，而不是從國民經濟中全面退出，堅決反對把民生經濟，委託給貪婪成性、肆無忌憚的私人資本和市場力量。
國家主義主張國家應當特別關注社會中的弱者，不能讓赤貧無助者哀哀無望地等待富豪們那種殘羹剩飯的 偽善施捨。
國家主義主張：由國家對當前經濟中的所有受損害者以及貧苦階級的利益給與補償，防止他們鋌而走險，成為與社會和國家對抗的反社會力量。
合理性
儘管全球主義呈現出歷史必然性，但國家主義仍然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就是國家的歷史作用遠未終結，國家主義尚有不言而喻的現實合理性。
政治單元
當代人類社會的結構與功能正發生著歷史性變遷。但必須加以補充的是，至今為止，這一變遷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國家是國際社會的 基本單元，國家擔負著管理、保障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功能的狀況。也就是說，當代所經歷著的社會變遷，並不意味著全球性制度框架的作用已處於主導地位。
作為最基本的政治單元，當代國家仍然是社會資源與價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會生產與生活的主要管理者，是社會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國家依據法律和各項制度，通過自身的機構去組織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保障社會秩序，提高社會福利，推動社會進步。雖然從微觀上看，非國有企業、社團、 社區自治組織等發揮著重要的社會管理與整合作用；從巨觀上講， 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日益廣泛地介入到一國之內的社會生活，但國家的基礎作用並未喪失，其軸心地位仍是顯而易見的。正如 保羅·甘迺迪所說：" 即使國家的自治和作用由於超國家的趨勢而減弱，也沒有出現一種足夠的東西來替代它，並成為答覆全球變化的關鍵單位
國際關係
國家的不可或缺性不僅表現於國內事務，而且表現於國際事務。雖然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係中異常活躍，作用呈擴大之勢，但無可否認的是，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中最基本的行為體，主導著國際事務的處理。國家行為體的這種主導性表現為：首先，國家利益是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的基本動因。在人類的各種利益需要中，國家利益需要是對人類影響最大的利益需要，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權衡，以實現國家利益為宗旨的對外戰略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構成各國 對外關係的軸心，並由此導致了國際舞台上的各種事件與關係。其次，國家是行為能力最強的國際關係行為體，它擁有足夠的手段去履行國際法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獨立開展各種對外活動。
再次，國際組織的作用往往受到國家或多或少的影響。由此看來，國家作為國際關係基本行為體的局面短期內還難於改變。這就邏輯地決定了國家在當代人類社會中的歷史地位。
影響
占 世界人口3/4 的廣大開發中國家大都是二戰後才獲得政治獨立的。這些國家一方面對主權有一種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維護國家主權與珍視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歷程和政治成果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受到現存國際秩序的不公正，試圖儘快使本國強大起來，真正擺脫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控制。這樣，它們勢必對全球化背景下凸顯的全球主義做出種種強烈反應，表現出明顯的國家主義傾向。
不言而喻，開發中國家廣泛存在著的國家主義情結有其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
不過，承認這種合理性並不意味著無保留地接受這種國家主義。事實上，隨著 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相互依存的深化，無論是資源、經濟發展、政治事務都打上了深刻的國際化烙印。簡單化地理解主權的絕對性已無法解釋現實，更難於應對現實。所以，開發中國家的國家主義也必須反省。但是，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還鍾情於國家主義，國家及其主權在維護髮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方面還有著特殊作用時，急於拋棄國家主義顯然是不明智的。
全球主義
歷史必然
國家主義有其現實合理性的事實，片面強調任何一方面無視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在悖論中把握兩者的關係，在矛盾中恰當確定兩者的歷史地位。總的來講，在堅持全球主義與國家主義並存的前提下，我們倡導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這種觀點的要義就是既區別於理想的全球主義，又不同於傳統的國家主義。理想的全球主義在揭示國家主義的負面作用，批判絕對主義的主權觀，論證人類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和全球社會的大趨勢等方面，顯示了理論的深刻性，富有啟發意義。但是，簡單、武斷地宣布國家過時論、主權過時論，又表現出理論的不成熟和片面性，從政治實踐上看，很難行得通。傳統的國家主義充分肯定了國家在當代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強調了主權的神聖性，這不僅在理論上有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並照顧到開發中國家的現實。然而，其理論與實踐上的偏頗、短視、功利化同樣需要反省。無論是西方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論和權力利益論，還是開發中國家堅持的絕對主義主權觀，都誇大了國家的作用。這種理論對國際機制與全球合作的懷疑甚至排斥，則反映了理論上的短視。至於功利化傾向，主要表現為開發中國家在生存與發展的重負下，往往難以更為理性地審視人類整體演進的態勢及其對自身的影響，從而習慣於採取急功近利的做法。所有這一切，都有害無益。
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是對上述兩種觀點的揚棄。它的基本內容是：第一，以巨觀的歷史眼光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真正認清全球化與全球主義的大趨勢。
伴隨經濟的一體化、跨國組織的大量湧現及其作用的日益增強，全球主義的歷史指向無可置疑，全球主義的大趨勢無法阻擋。儘管國家的歷史作用遠未終結，國家還是國際社會的主角，但畢竟有很多事情已為它所不及，國家的行為要受制於眾多的非國家行為體，特別是有權威的國際組織。所以，當代國際關係已遠非國家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在全球政治的框架內，研究各種國際關係行為體的互動作用。這是一個清醒、理性的學者與政治家所必須看到的。
表現形態
自覺認同主權的相對性，探究全球化時代主權的要旨和新的表現形態。
經濟主權開始被分享，主權與人權的統一觀影響越來越大，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對國內事務的干預趨於" 硬化" ，這些基本事實標誌著主權的絕對性（即不可分割、不能讓渡、不受干預）正逐步讓位於主權的相對性。
但是，主權畢竟是主權，它有質的規定性，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不容否認。這就要求我們更加深入地探究主權的本質，弄清什麼是主權中不可變更的要素與功能，什麼又是可以變通或賦予新意義的要素與功能。主權的要旨恐怕還是自主性，即不受威脅、不被強制地處理國內外事務。至於哪些事務是純粹的國內事務，他國無權問津，哪些事務可能國際化，需用以共享主權、對話合作的方式處理，恰恰應該認真研究，仔細區分。
國際機制
既然有更多的問題與事務已不得不依託於國際社會去協調、解決，所以應儘快從主權是否要讓渡的疑惑與爭論中擺脫出來，緊緊抓住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的民主化問題。這裡包括改革原有的國際組織和機制，創建新的國際機制與制度。現有的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雖有超國家的特性，但仍然受到主權國家的明顯影響。正因為如此，現有的國際組織的構成，有效的國際機制的建立與運行，往往都反映出地緣政治經濟、大國政治經濟的平衡。這樣一來，大國、強國必然在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中占優勢，從而主導和控制了國際機構與制度。廣大開發中國家之所以對國際組織缺乏信心，對國際機制不甚滿意，蓋出於此。因此，逐步淡化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中的國家本位主義（或國家原子主義），賦予地方共同體、社區、直至公民個人更多的選擇自由，在此基礎上重構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強化國際法、國際機構的作用，可能是一個方向。 歐盟已沿著這一方向邁出了一大步，其他區域共同體、全球共同體也可參照。在此過程中問題肯定不少，但按照全球民主的思路協調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大概是迄今為止最好的選擇。
民族國家
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民族國家仍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支點，任何急於全面超越國家主義的觀點與行為都是違背現實的。國家是組織、管理社會生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與權威至今尚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國家利益是一國處理對外關係的基石，也是當代國際關係產生、發展、變化的主要原因。儘管人類共同利益在國際關係中的分量愈來愈重，但圍繞國家利益的衝突、對話與合作，仍具有更基礎的意義。因此，追求、維護正當的國家利益就成為各國對外戰略的基本目標之一。
國家主權是國家獨立、自尊的象徵。只要國家存在，那么體現國家本質特徵的主權就不會消失。所以，相互尊重主權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維護主權尊嚴則是各國、各民族的共同情感與行為規範。正是這一切構成了國家主義的合理核心，確立了國家在當代人類社會中的歷史地位。
整體發展
尊重開發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的特殊情感，正視國際秩序不公正的事實，在消除全球貧困與不平等，促進人類整體發展上下功夫。主權的削弱是無情的事實，但面對這一事實所提出的挑戰，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卻有著迥然不同的反應。前者抵制、反對削弱主權，而後者則支持、贊同主權的削弱。這種政治上的反差進一步增加了處理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因此從政治實踐上講，解決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關係問題，離不開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關係的協調。只有縮小南北差距，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廣大開發中國家確實發展起來，在國際社會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主權削弱的事實才容易被接受，主動參與國際機制的熱情才會煥發。這時候，也只有這時候，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問題才能納入更加健康的軌道。如果已開發國家不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對廣大開發中國家的貧困落後境況仍舊置若罔聞，那么試圖建立更有效的國際機制去整合當代國際關係，就只能是幻想。而一個已經內在聯繫在一起的國際社會，若長期處於政治分裂與對抗，缺乏整合與協調機制，則是人類的悲哀與災難。
國家權威
概念
國家主義，是將國家主權置於優先位置的政治學說與實踐，以及將君主權或黨主權置於優先位置的政治傳統。國家主義的學說和實踐起源於歐洲，國家主義的傳統形成於東方。同時，不管東方、西方，都有好的國家主義和壞的國家主義之分。
理解
好國家主義的國家權威，是國家形象的體現和人民情懷的反映。17世紀以前的世界，是個分裂的世界，即使像中國、 印度、 瑪雅這樣的文明古國都只有地區性影響，因而不可能產生全球性的秩序。18世紀之後，世界的主導秩序源於歐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把王權和神權的邊界確定下來，獨立的 王國成了主權國家。歐洲便開始了全球性擴張，同時也就把主權國家的概念帶到全世界，基於國家主權的世界秩序也由此開始。儘管所謂國際秩序其本質從來都是世界上強權國家設計和推行的秩序，但有秩序與無秩序相比還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從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來看，正如 史丹福大學國際關係學專家史蒂芬·D·克拉斯奈教授指出的：“當哲學家布丹（Jean Bodin）和 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先在16世紀和17世紀詳細闡述主權概念時，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建立單一的、等級制的國內統治權的合法性。雖然布丹和霍布斯都接受神法和自然法，但他們都認為，‘主權’等同於法律，被統治者沒有反抗主權的權利，只有遵從的義務。”
所以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者眼裡，近代民族國家的主權，就是社會主權、人民主權、公民主權和跨國活動的對立物，是剝削階級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和罪魁禍首。國家主權所表達的國家利益，不管其在意識形態上標榜為什麼主義（如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資本主義、道德主義、帝國主義、民眾主義），其基本特徵就是政治壟斷並通過政治壟斷限制、削弱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組織行為，以方便專政權貴集團或精英集團的機會主義行為（打著國家、政府旗號的坑蒙拐騙），因而其邏輯結果都只會等於權貴專政集團利益，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精英集團的利益。這種國家主權除了代表反動的人剝削人的統治集團的利益，什麼也不是！
因此，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自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民族國家主權的非法和死亡。“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請注意：在恩格斯1888親自審定的《共產黨宣言》權威英譯本的結束語時，將原來德文版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改為“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是很有意味的。
100多年後的今天，美國的一些工會領袖認為在網際網路和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個口號正在走向現實。還有，1895年的第一個“ 五一國際勞動節”不是“五一國際無產節”！再請注意：美國的勞動節是國會投票通過議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列寧的口號是：無產階級要讓自己的祖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塞繆兒·詹森說“愛國主義是無賴 最後的避難所。”凡是拿國家主權對內（注意，是“對內”）說事的，在思想上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反國際主義，也是反社會主義、全球主義的。所以，鼓吹國家主義或所謂“新國家主義”的人，必然會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國理念”。不管其反對的理由是多么聰明地睜眼說瞎話，也掩藏不住其背後機會主義的“小”和“惡毒”！ 如果我們只從國家主權的控制者（權貴利益共同體）眼裡的國家利益這個單一思維向度來看待國家主權，那么，國家主權論者，的確總是反社會主權、反人民主權、反公民主權和普遍人權的，除了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之間是平等的友邦，而主權國家內部的人民、公民、國民都是權貴專政集團的家奴。其社會政治結構也只能是“主人-奴僕”、“國家-社會”、“政黨-人民”、“政府-民間”、“城市-鄉村”、“精英-大眾”，一句話，即“官-民二元結構形態”。
二元結構
這種“二元結構形態”的國家主義語境下的最大誤導，就是把政府等同於國家，把當權者等同於國家，甚至把精英集團（包括 執政黨、貴族、大家族或財團）等同於國家。當權者、政府或精英集團一旦被等同於國家，其權力就沒有制約，沒有制約的權力不但會產生市場官商勾結、權力尋租、內幕交易、操縱市價、金錢操縱政治等腐敗行為，而且必然走向政治上的壟斷和壟斷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從而滋生政府性機會主義。
“政府性機會主義”的最大危害，就是當權者、政府或精英集團的潛規行為和短期行為（壟斷顯然也是一種短期行為），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應幹的事幹不成，不應幹的事不乾還不行，政府性機會主義行為的最壞結果，是誘導“民間性機會主義”的泛濫，最後，儘管政治壟斷集團有時也能做到“ 薄賦輕徭”、“愛民如子”（因為不敢征重稅，不敢不說愛民）、“親民如流”，但整個國家社會正常的法治化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甚至正常的軍事秩序永遠無法建立，或者即使想建立，也被一而再再三地推遲出場（像 路易十五和慈禧 老佛爺那樣），最終導致權貴集團自己的政治資源喪失殆盡，國家權威也喪失殆盡。
壞的
不管是“舊國家主義”，還是“新國家主義”，只要是有利於形成政治壟斷（其必然要求經濟壟斷和文化壟斷），從而給當權者、給政府或精英集團性機會主義行為留有空間，就是“壞的國家主義”。
壞國家主義的邏輯指向（不管用怎樣華麗的詞藻或口惠包裝）永遠是對社會、對人民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壞國家主義是沒有社會（生命）的 張力、沒有“人民同意”的正當性、更沒有真正信仰沒有靈魂的國家主義。“政治國家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和“文化國家主義”， 比如路易十五式、慈禧式的國家主義、 蔣介石式的黨國主義，都是這種壞國家主義。
即使是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統合這個民族，統合當今的人心……統合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場域、不同信仰，不同慣習、不同生活目標和道路的人，也不需要壞國家主義，即便是“新國家主義”也不需要，甚至更不需要。因為，壞的國家主義發展到極端，就走向國家主義或新國家主義者“願望”的反面，即恰恰是“國家權威”喪失殆盡，其結果必然是又一場社會革命——不信？且不說18世紀的 法國、20世紀的俄國、 伊朗和 菲律賓，就看中國：1908年儘管頒布了欽定憲法，本來也算是件天大的進步，但卻定在12年以後實行！3年後辛亥革命暴發，清廷再沒有機會了。1912年正式頒布《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 袁世凱和他的太太、姨太太、頭男長子想過皇帝、 皇后、嬪妃、太子癮，他也就很快喪失了機會。 重慶談判確立“聯合政府”時就應當制定的《中國民國憲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不到1年的時間，蔣介石先生又再次斷送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清廷、袁世凱、蔣介石們每一次喪失機會，也就是中國跟著喪失一次機會並陷入“混亂”、“混戰”、“動亂”而生靈塗炭。
壞國家主義是沒有靈魂的國家主義！
但是，對於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可以不要國家主義，尤其是壞的國家主義，卻必須葆有高度的國家權威。
如何保持“國家權威”？這就要求我們轉變思維向度，即從國家形象的層面上，看待國家主權及其國家利益的普適性神聖性。我相信，從國家形象的層面，可以形成“好的國家主義”並真正樹立“國家權威”。
國家公器
在國家形象的意義上，國家主權顯然是一個公共物品，即一種公器。
國家公器的最顯著特點，就是為人民提供了最廣闊的生存發展的公共空間。國家主權作為一個公共物品、一種公器，不但為其 行政區域內所有公民所擁有和享用，而且切實承擔著或者需要承擔一個國家和地區甚至藩屬（周邊區域）各個利益共同體最高調節者的角色，簡直就是全社會各階層利益的代表，對內對外都是全體國民自由、平等、 博愛、偉大、公平、正義、文明、和諧、共生的象徵。這樣，對於富有理想和熱忱，富有誠心和道義感，同時又有足夠智慧型和自信心的國家主權論者和實際控制者（如果他是一個純粹的國務活動家）來說，國家主權不但不是社會主權、人民主權、公民主權和跨國活動的對立物，而且是實現社會主權、人民主權、公民主權和跨國活動的保障和手段。這樣的國家主權自然富有權威，也是好的國家主義。所以，好的國家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communism，就是 英特納雄耐爾。
在國家制度安排上，中國作為一個傳統超級大國，在國家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有三樣東西缺一不可，第一，國家權威必須維護，尤其是面對國際社會，中國不能僅僅是一個經濟巨人，沒有政治法理上的國家權威，中國就會回到一盤散沙的狀態，當然，這也是“強勢權貴集團”的喉舌所談論的，但是區別在於，維護國家權威的價值目標完全不同，不管“強勢權貴集團”的代言人如何表白，可他們心裡非常明白自己的現實利益只能與“官階大一統”的國家主義联系在一起，而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普遍正義和幸福）、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體系（人民主權）則完全不兼容（在這一點上，“新國家主義”者說對了），問題是如何體現政治法理上的國家權威，而避免政治壟斷和經濟博弈上的“貌似國家權威”；所以，第二，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普遍正義）落到實處，必須完成建立中國人民為之奮鬥了一百年的憲政制序，同時，這也是真正維護國家權威的最好方式（特別是在社會經濟博弈過程中，國家、政府越是中立，就越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也就越有權威）；第三，維護國家權威和建立憲政制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了保障人民主權（核心是具有社會動力學價值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權利）及其普遍福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目標）。因此，人民主權、憲政制序、國家權威三足鼎立， 一個都不能少。
人民主權
在這裡，人民主權為憲政制序、國家權威提供哲學和法理基礎並規定最高政治原則；憲政制序為人民主權、國家權威確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間並規範各自的邊界及活動規則；國家權威為人民主權、憲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並生產公共物品。在當代中國的未來社會政治進程中，必然是以“國家權威、憲政制序、人民主權三足鼎立”的社會政治結構取代現行的“官-民二元結構”。
核心還是把“社會”放在優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黨派”、“資本”、“權貴”、“官階”、“優勢利益集團”、“國家”等等放在優先位置——即中國特色新社會主義，亦即共生主義！
當國家形象定位在“善待他者”的意識形態上時，“好國家主義”的主權便永遠意味著對權貴集團過分利益訴求的遏制，永遠意味反對精英豪強（大家族）的壟斷，永遠意味著對草根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保護，永遠意味著其行政區域範圍內全體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公民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不管是來自內部的，還來自國際的）——國家形象就是世界良心、良知、良能的三位一體。國家形象意義上的國家主義，僅僅表示國家權威（與人民主權、憲政制序構成三極社會政治結構）的至關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