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豕形銅尊——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高40,長72厘米。1981年湘潭九華船形山出土。
湘潭九華出土的豬尊作野公豬形狀。尊為酒器,豬背上開橢圓形口,設蓋,腹內盛酒。蓋上捉手殘缺,根據殘存情況復原成鳳鳥形。雙眼直視,獠牙外露,兩耳豎立,四肢粗壯,尾下垂。從動物進化的角度看,不屬於家養,而是一條孔武有力的野公豬。肘部前後各有一圓形管孔,經過尊腹,直通另一肘部。此管應是先鑄,然後安裝於豕尊范中鑄造的。從實用的角度考慮,此器重達30多公斤,容積有13公升,盛滿之後,一個人難以搬運,有此管孔,可以穿繫繩索,供人抬舉,安裝此管的作用是便於人們搬運。背部有橢圓形孔,為酒的出入口,此尊盛酒後,難以倒出,應當是配備有取酒的勺。豬身上裝飾有鱗甲、龍紋和獸面紋。以野豬作為器物形制,在現有的商代青銅器中僅此一例。有的考古學者認為商周時期的象生動物具有表意的功能及象徵的意味,藝術地表現了人們的原始宗教觀念。其具體作用是人們與神靈之間的溝通媒介,起著巫術般的祈求避邪作用。
1981年年初,湘潭縣九華公社桂花大隊船形山生產隊隊員朱桂武忙著蓋新房。在平整新房地基時,挖出一件豬形銅器。經過文物部門鑑定,確認這是一個商代豬尊。湖南省博物館派人調查,豬尊的出土地點是面對湘江的一個山坳里,附近沒有其他器物,屬於窖藏出土。有意思的是窖藏內近豕尊處的填土是細沙土,與窖藏本身的泥土不一致。沙土不積水,豬尊周邊置沙土,應當是為了保證銅器周邊相對乾燥。
尊為酒器,這一用途是確定的。商代豬尊僅此一件,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以豬造型,目前有避邪,溝通人與神之間的媒介和娛神等多種說法。這些用途是否與實物相符,有必要了解豬的相關知識。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把野豬馴化為家豬的國家之一。根據考古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對西安半坡與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豬骨研究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就已經把野豬馴化為家豬了。稍晚一些的墓葬中出現了以豬下顎骨隨葬的現象,在甘肅、山東等地隨葬豬牙、豬顎骨乃至整頭豬的數量十分驚人。可見養豬業已有相當規模。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時期的養豬業相當發達,“陳豕於室,合家而祀”,豬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養豬業已經遍及各個家庭。在養豬業相當發達的商代,人們沒有選擇家豬作為器物的造型,而選擇了野豬,或許選擇的是與野豬的特點有關。野豬是耳尖而小,嘴尖而長,頭和腹部較小,腳高而細。雄性野豬具有尖銳發達的牙齒。野豬機靈兇猛,奔跑快速,警惕性也很強,一旦遇到危險,它會立即抬起頭,發出“哼”聲,向同伴發出警報。從出土的銅豬尊看,並不完全是野豬,又具有了某些家豬的特點。
在了解豬的特點的同時,還應注意的是豬尊的蓋上有鳳鳥,肘部有夔龍紋,無論這些動物是現實的還是人們心目中想向的動物,都屬於動物。儘管動物在豬尊上的大小和所處位置不同,但動物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僅僅考慮豬這一種動物還是不夠的。同時還要看到豬尊是一種器物,在祭祀時盛放祭品,就得考慮祭器與祭品的關係。
從目前發現的動物形器物以及祭器、祭品之間的關係看,其作用為娛神比較容易理解。
對於豬尊用途的理解,還與湖南地區出土的其他動物形器物有關。
商周時期的豬形銅器
除湘潭發現的豬尊外,上海博物館還收藏有一件商代的豬卣,山西晉侯地出土有一件西周時期的豬尊。對於兩件豬尊的造型,有文章進行了探討,認為其作用是祭祀時充當人與神之間的媒介,以祈求神靈降福。
湖南地區出土的商代動物形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