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1）。然至於二世之時（2），陳勝、吳廣大呼起兵（3），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4），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5），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6），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7），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8）。於是武帝分裂諸侯（9），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10），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11），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為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12），而范陽、朔方之軍（13），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製之也。貞觀之際（14），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15），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16），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17），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18），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19），而震懾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20），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作品注釋
（1）“於是”四句：出自《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墮毀名城，削鋒鏑。”賈誼《過秦論》：“聚之鹹陽，削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2）二世：是指秦二世胡亥，他在位三年，最後被趙高所殺。
（3）陳勝、吳廣：秦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領袖，其國號“張楚”，起義最後失敗，二人被害。
（4）趙高：本為趙國貴族，後入秦為宦官。秦始皇死後，他與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秦始皇長子扶蘇自殺，另立胡亥為帝，並自任郎中令。
（5）李斯：秦代政治家。戰國末年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6）李由：秦相李斯之子。李由兒時起便與扶蘇相交甚好，一同拜在蒙恬將軍門下學習兵法。
（7）高帝之世，反者九起：九起叛亂是指：公元前201年十月，燕王臧荼叛亂，被俘獲；利己反，被擊走；七年，韓王信造反，被高祖平定；八年，趙國丞相貫高謀害高祖；九年，事發被殺掉三族；十年，趙國相國陳豨謀反，被鎮壓；十一年，淮陰侯韓信等反，被誅殺三族；梁王彭越謀反，被滅三族；淮南王黥布叛亂，被誅三族；十二年，燕王盧綰被告與陳豨勾結，被討伐。一共九起。
（8）淮南、濟北、吳、楚之亂：這裡指的是漢文帝時候，因為諸侯的勢力非常強大。到了景帝的時候，聽取晁錯的建議，進行削藩。吳王劉濞勾結楚、趙、濟南、膠西等地的諸侯國，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發動武裝叛亂，最後被周亞夫平定，歷史上稱為“七國之亂”。
（9）武帝分裂諸侯：是指漢武帝吸取諸侯之亂的教訓，對諸侯的領地進一步進行分封，削弱諸侯的實力。
（10）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河北大名縣東）人。漢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
（11）剪其股肱：是指除掉得力的助手。
（12）節度府：節度使是官職名，唐初沿北周及隋舊制，於重要地區設總管，後改稱都督。
（13）范陽：唐藩鎮名。亦名范陽鎮、幽州。
（14）貞觀之際：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一共二十二餘年（627—649），李世民的清明執政也被稱為“貞觀之治”。
（15）謹飭：是指細心慎重。
（16）祿山：安祿山（703—757），營州（今遼寧朝陽）人。安祿山從一方節帥到身兼三鎮，榮耀君寵達到頂峰。
（17）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是指李輔國、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四個人。李輔國（704—762），唐肅宗時當權宦官。本名靜忠，曾賜名護國，後改輔國。
（18）誅王涯，殺賈：王涯，字廣津，太原人。博學，工屬文。
（19）劉從諫：范陽（今北京）人，唐朝藩鎮割據時期任昭義節度使，以忠義自詡。
（20）崔昌遐：即崔胤。唐清河武城（今山東武城西北）人，字昌遐，一說字垂休。乾符進士。累遷御史中丞。
作品譯文
天下的變化，經常隱藏在它所偏重但是卻無法控制的地方。因此，如果偏重朝廷，就會產生內憂，偏重外邊就會產生外患。古代軍隊在京城聚集，外邊如果沒有強藩，那么天下的大事就都會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那個時候就稱之為“內重”。“內重”的弊病在於奸邪專權於內，外地卻無所顧忌，那些不法之徒縱橫于海內卻沒有人能夠收拾他們。禍亂如果不是發生在皇帝周圍的大臣身上，就是發生在民間的那些豪傑身上。因此天下的重心，不能僅僅放在朝廷內部。古代那些大的諸侯國，有的方圓能夠達到數百里，擁有足夠多的能夠打仗的兵力，糧食也非常充足，也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四方的外族以及盜賊感到害怕，才能夠讓朝廷感到安穩，以至於皇帝大臣也感到恐懼，從而有效地阻止了內部禍亂的發生。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外重”。“外重”的弊端就在於，諸侯坐擁重兵，朝廷對他的節製作用非常微弱。這樣看來，天下的重心，既不能完全在朝廷內，也不能完全在朝廷外。自從周朝衰微以來，齊、晉、秦、楚，疆土面積綿延千里，中央不能控制諸侯，最後到了滅亡而無法挽救的地步。秦國統一以後，吸取周朝諸侯擁有重兵最終導致天下滅亡的教訓，就收繳了天下所有的兵器，全部聚集到關中，毀壞了諸侯的城池，滅掉各個國家的豪強，將整個天下的命運控制在天子的手中。就是這樣，等到了秦二世的時候，陳勝、吳廣號召百姓起義，那些郡縣的長官紛紛逃跑，沒有人能夠抵擋。趙高在朝廷內專權，頤指氣使、橫行霸道，就是丞相李斯，也在經受很多酷刑之後，被腰斬於鹹陽集市。李斯的兒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雖擁有山河的天險，卻不敢起來反抗。這兩種禍患之所以能夠發生，根源在於沒有足夠強大的外部力量足以制衡他們的力量。到了漢代之後，漢代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所以大封諸侯，然而，在漢高祖的時候，就有九個地方造反、叛亂，這些叛亂的殘餘，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時候，就最終釀成了淮南、濟北、吳、楚等諸侯國的禍亂。於是，漢武帝就在諸侯國中再分諸侯，進一步削弱他們的力量，防止大的諸侯國家叛亂的發生。然而，此後百年左右，王莽就實現了篡奪天下的目的，而劉氏子孫卻不敢阻撓。魏晉的時候，就更加削弱了諸侯的勢力，地方勢力非常微弱，沒有再發生叛亂。但是，朝廷的握有重要權柄的大臣和山間的平民，卻是天下禍亂的很大的隱患。這些君主，他們在處理內外關係的時候，都犯了自取其禍的錯誤，但是他們自己卻不明白。
天下權力的重心放在朝廷，就會成為“內憂”；反之，如果放在外邊，就會成為“外患”。然而，在秦漢時期，不去探求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是交替吸取前朝的教訓，用來遷就另外一方面的益處，所以禍亂就不斷地輪迴交替而沒有終止。並且，天子對於國家的喜愛，與一般婦人、孩童喜歡他們自己的東西還不一樣。得到天下之後就小心地守護它，捨不得與別人共享，這是庸夫之智啊！他們不明白，之所以守不住天下，正是因為不捨得與人分享的緣故啊。因此，聖人將要大治天下，外邊一定要有握有重要權柄的大臣才能夠震得住。但是，後代的君王，卻處心積慮地除掉自己的爪牙，剪除輔佐的朝廷重臣，來實現國家的穩定，這已經是錯誤的了。我曾經以為，天下的形勢，朝廷如果沒有權威，就不能夠鎮壓住地方上的豪強；外地沒有握有重兵的權臣，就沒有辦法牽制朝廷內那些懷有奸邪之心想作亂的大臣。這兩種力量要達到一種平衡，相互牽制才能夠形成一種勢，不能夠削弱任何一方。
從前，唐太宗平定了天下之後，分封天下的土地，在國家的邊境全部設定了節度府，范陽、朔方的節度使擁有十萬全副武裝的軍隊。對上足以制止外族發動的叛亂，對下足以鎮壓平民的造反，對內足以約束大臣們發動叛變。然而，那些擔任將帥的大臣們之所以能夠不敢叛亂的原因，在於朝廷也擁有足夠多的兵力可以制約他們。貞觀年間，天下的兵，分布在八百多個府內，而在關中就有五百個府，集中全國的兵力才相當於關中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沒有乘機鑽空子過分追求利益的原因，在於地方節度使的權力和兵力足夠讓他們感到震懾。所以在外的節度使，有周朝時候諸侯擁有重權在外的形勢，並且更換設定都要服從命令，可以對他們的好壞忠奸進行選擇。因此，國君就免去了親自征戰的勞苦，而天下也沒有出現世代為官的大臣引發的禍亂。關中的那些府兵，與秦朝時候在關中擁有重兵的形勢差不多，左右的大臣們都小心翼翼，誰也不敢做那些奸邪的事情。因此，上面沒有被逼宮篡奪的危險，下面就沒有被殺頭滅族的災禍。周朝時候的諸侯，因為沒有中央的政府軍的威懾，所以陷於叛亂卻不能夠自己制止；秦朝的關中地區，外邊沒有節度使的援助，所以最後才會受到權臣的脅迫不能夠自立。集合了周秦的好處，卻沒有周秦的弊病，用形勢來加以相互牽制和制約，朝廷內部不敢搞政變，並且外邊也不會發生叛亂，沒有一個像唐朝制度這樣得體的。
而天下的人，並沒有深究利和害的原因，一味輕率地吸取成敗的歷史，議論前代政治的得失。只是看到唐玄宗在開元之後，兇悍的武將擁有強大的軍隊成為天下的禍患，就認為唐太宗的政策是自大輕率不慎重的辦法。議論天下事情以及勝敗的形勢，用來確定其法制的得失，還不如深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天寶年間，府兵被分派到各地，主要兵力在范陽；到了德宗一朝，禁軍在河北一帶駐守，所以，安祿山、朱泚能夠直搗京師，並且沒有人能夠制止他們，造成一敗塗地的局面。最後，到了昭宗一朝，天下就沒有一天安生日子了。朝內握有重權的大臣，即使像李輔國、程元振、王守澄、仇士良這樣一群宦官，也無法控制朝廷的命運了。他們殺掉王涯、賈等人，自以為能夠震懾四方，但是，劉從諫一講到清君側，那些朝臣們就驚恐並且自我收斂了，不敢再肆意橫行了。這以後，崔胤憑藉朱溫的兵力，殺掉了很多的宦臣，取消了宦官監軍的制度，沒有一個人敢反對。這么看來，唐朝的衰落，弊病就在於外部藩鎮的權力太大了。但是，藩鎮的弊病，起源於府兵的外調，並不是府兵制的結果，但是，後代卻取消了府兵制。
作品評析
《唐論》一篇，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論述一般歷史現象，無隻字及唐，但卻處處都為後文論唐作鋪墊，而論唐又實際上是在論宋，是為宋王朝開救弊的藥方。落筆甚遠而緊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於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章立意允當，結構嚴謹，行文簡潔暢達，語言樸實淡雅。他的一生寫的大量政治論文就具有這種特點。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瀾起伏，委曲變化，說理透徹精闢，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說服力。
作者簡介
蘇轍（1039-1112），字子由，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神宗朝，為制置三司條例司屬官。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為河南推官。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元佑元年為右司諫，歷官御史中丞、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豐諸臣，出知汝州、再謫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復太中大夫，又降居許州，致仕。自號潁濱遺老。卒，諡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洵、兄軾齊名，合稱三蘇。1039年3月18日（二月二十日）出生，1057年（仁宗嘉祐二年）與蘇軾一起中進士。不久因母喪，返里服孝。1061年（嘉祐六年），又與蘇軾同中制舉科。當時因“奏乞養親”，未任官職，此後曾任大名府推官。1070（熙寧三年）上書神宗，力陳法不可變，又致書王安石，激烈指責新法。
1072年（熙寧五年），出任河南推官。1079年（元豐二年），其兄蘇軾以作“謗訕朝廷”罪被捕入獄。他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不準，牽連被貶，監筠州鹽酒稅。元豐八年，舊黨當政，他被召回，任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進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1089年（哲宗元祐四年）權吏部尚書，出使契丹。還朝後任御史中丞。1091年（元祐六年）拜尚書右丞，次年進門下侍郎，執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親政，新法派重新得勢。1094年（紹聖元年），他上書反對時政，被貶官，出知汝州、袁州、雷州安置（官制用語，宋朝對犯罪官員的一種處分），1098年（紹聖丁丑春）移化州別駕（官名，通常用於安置貶謫官，正九品。），後又貶循州等地。1104年（崇寧三年），蘇轍在潁川定居，過田園隱逸生活，築室曰“遺老齋”，自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卒於1112年10月25日（十月三日），死後追復端明殿學士，諡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