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淵源
和合學是由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張立文先生開創的哲學理論形態。
張立文對“和合”的文本依據的追溯，從文獻層面入手進入概念和義理層面展開分析，釐清意義。中華和合文化源遠流長，和、合二字都見之於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義是聲音相應和諧；“和”是中國哲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用現在的話就是“和諧”的意思。“和”本身已經包含了“合”的意思，就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產生新事物。合的本義是上下唇的合攏,張先生為了突出這一點，就在“和”後面加了“合”。 所謂和合的和，指和諧、和平、祥和；合指結合、融合、合作。和合連起來講，指在承認“不同”事物之矛盾、差異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統一於一個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並在不同事物和合的過程中，吸取各個事物的優長而克其短，使之達到最佳組合，由此促進新事物的產生，推動事物的發展。張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將這一精神加以闡發，而其弟子跟起，成一時風氣，而有和合之學焉。其和合學，是對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和”精神的總結。
“和合”一詞的最早出處則見於《國語》“夏禹能單平水土 ,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國語·鄭語》）意即商契能和合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諧的相處與生活。《國語·鄭語》中記載了西周末年史伯論和同關係的事情，他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批評了周幽王排棄明智有德之臣和賢明之相，而寵愛奸邪昏庸、不識德義的人。也證明了和是人們對於客觀事物、日常生活、社會政治、養生衛體等矛盾多樣性的統一與和諧在思維形式中的反映，是對矛盾對立的多種統一形式的認識。
儒家作為百家之首，無論是儒家學派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及“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 ·季氏》） 還是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還是後期的荀子的 “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天論》）都可以看出儒家以“和”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有人稱“儒學生命力在於有高度自覺的道德理性。”，也正是因為此，“和”有了濃厚的人文氣息。
道家創始人老子提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及“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老子·七十九章》）說明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莊子的“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莊子·在宥第十一》）和“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莊子·達生第十九》）再次詮釋了道家以“和”、“合”為世界之基。管仲學派本老子之宗，沿道家之說而論和合。
在《管子》一書里將“和”、“合”並舉，對“和合”做了系統的表述：“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和，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管子集校·幼官》）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管子集校·兵法》），這裡的“和合”主要是對人事的處理，被賦予了精神力量，含有很強的道德意味。
墨家的“鋸子”墨子也將“和”、“合”連用，形成“合和”，他說:“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間詁·卷三》），認為之所以有社會的動亂正是因為沒有“和合”，故“和合”主要體現於處理社會關係層面。
《尚書》中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尚書·堯典》）、《詩經》中的“既且和平，依我馨聲”（《詩經·商頌》）以及《易經》中的“保合大和，乃利貞。”（《易經·乾卦·彖》）都談及到了“和”或者“合”，都彰顯出了古人對其的理解和讚許，說明“和”、“合”在先秦就已經有了獲得普遍認同的可能和趨於實現。所以和合學的詮釋文本主要是《國語》，輔以《管子》、《墨子》，“‘和合’語出《國語》、《管子》、《墨子》，其依傍的解釋文本亦異。
和合學作為一種新的中國哲學的理論思維形態 ,不僅有自身的核心範疇主導概念 和範疇系統 ,自身的內涵和品格 ,以及自身依以詮釋的經典文本 ,而且有自身的方法和表述這種方法的相應概念及形式。張先生力圖於使和合哲學獲取自我生長的土壤和自立成熟的依據，因此從理論淵源、思想內涵、知識體系、詮釋方法及現實等路向以探和合、論和合、證和合，從而對和合學本身進行了回溯和求證，對和合學的建構和途徑進行探尋並賦予和合以現實意義。
主要內容
張先生說：“和合二字雖是自家體貼出來，但實實在在地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活生生的靈魂。”人類進入21世紀，由於面臨著人與自然的衝突而造成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衝突而產生人文危機，人與人的衝突而構成道德危機，人的心靈的衝突而產生精神危機，文明之間的衝突而造成價值危機。和合學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以化解此五大衝突和危機。和合學系統中，首先論證了和合學的定義、和合學“三界六層”、“八維四偶”的邏輯體系、整體結構、和合精神的追尋、和合源流的考察，以及21世紀人類文化的戰略構想。其次則旨在啟動和合學原理，從和合學之“體”轉化為和合學之“用”，使和合學貼近社會、貼近百姓日用。本卷從文化戰略構想到文化戰略預測，展開和合學體系結構的“八維”論述，即：形上和合與和合自然科學、道德和合與和合倫理學、人文和合與和合人類學、工具和合與和技術科學、形下和合與和合經濟學、藝術和合與和合美學、社會和合與和合管理學、目標和合與和合決策學，從而通達和合之道。
和合學之所以能開出新儒學的新生命，是因為和合學本身是一種新的哲學理論思維體系、新觀點的新核心話題和新方法。
1、和合學新之所新，是從三個維度“和合起來”的。通過解構“古今之變”，疏明人文價值時間的和合本性，轉生傳統，把往古、現今、未來和合成一條不斷度越的思議升華之道；通過解構“中西之爭”，疏通生存空間的和合特徵，融攝全球，使“和立”、“和達”與“和愛”和合成一條不息通達的生命流行之路；通過解構“象理之辨”，疏明人文精神的和合邏輯結構，守護激情之源，搏擊想像之翼，使和合之道與和樂之體成為人類的精神家園和終極關切。和合學對古今、中西、象理三大思辨的和合解構，依次清理了文明碎片、種族偏囿和理智傲慢，梳理出人文精神世界的和合價值時空、和合生存空間與和合邏輯本源，為建構和合哲學理論思維體系奠基。地基的清理和疏明，是為了建構和合學哲學理論思維體系的大廈，是為了疏明和化解儒學在這三個維度中理智的困囿、價值的衝突和邏輯的迷惘。這種疏明和化解，是和合學的創新，是儒學新生命的起始。
2、和合學新之所新，是體現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哲學理論思維核心話題的轉生。從先秦的“道德之意”，兩漢的“天人之際”，魏晉的“有無之辨”，隋唐的“性情之原”，宋元明清的“理氣心性之辨”，到“和合之辨”。和合學從傳統文化中獲得精神動力，重燃火焰。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鄭恆公為王室司徒，與史伯論遠古帝王成就“天地之功”時，史伯說：“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五教是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弟。商契能夠了解民情，因倫施教，百姓和合，皆得保養。和合的文化價值不僅是由倫理道德導致百姓和諧相處，而且在回答天地人從哪裡來的哲學理論的根本問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如何“和實生物”？“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由五行既相互衝突矛盾，又互相互濟相生，構成天地萬物人類。它是多元雜合相生，而非一元決定論。就此而言，和合學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紹承。和合在現代意義上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無形相的互相衝突、融合，與在衝突融合的動態變易過程中諸多形相、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和合學是指研究在自然、社會、人際、人自身心靈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現象，並以和合的義理為依歸，以及既涵攝又度越衝突、融合的學說。以和合學這種新哲學理論思維體系的新觀點來觀照儒學思想，儒學便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光彩的理性、珍貴的價值，予人新桃換舊符之感。
3、和合學新之所新，是基於對人是什麼的新體認、新規定。在當代，人並非如卡西爾（Ernst Cassirer）所定義的人是“符號的動物（animalsymbolicum）”而應該以“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取代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如此才能真正體認人為“天下貴”的價值，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和合學新路。和合學形上學追求的“打破砂鍋問到底”，到底的這個“底”，就是“和合起來”的和合體，它具有虛性、空性、無性的品格，它不是追求一個惟一的剛性實體，不重蹈柏拉圖以來西方實體本體的覆轍，也不重演宋明理學“本體學”（如理體學，心體學等）的故技。和合生生道體是永遠“在途中”的度越之道，因其不斷度越，與時偕行，故和合生生道體不是僵化的、固定的實體，而是唯變所適的生命智慧及其化育流行的智慧型創生虛體，是變動不居的流體，是自由澄明境界的和合體。它在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三界中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由於“在途中”的和合追求不設立價值中心，不承諾實體目標，因而“和合起來”的和合體不可能成為權力的把柄（因其流變不定）；不可能埋伏一元論專制的殺機（因其超越價值）；不可能藏匿邪惡的私慾（因其自由疏明）。這就避免了“獨尊儒術”和理學意識形態化所造成的“罷黜百家”和“以理殺人”的局面再現，而使“在途中”的儒學日新而日日新。
4、和合學新之所新，是詮釋文本的轉換。從表現形式上看，哲學的創新總是由一系列偉大的思想家完成的，創新的新儒學也總是以他們的姓氏命名的，如孔孟之道、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等。從生成結構上看，創新不是無中生有的面壁虛構和憑空杜撰，而是通過對一定詮釋文本（hermeneutical text）的解讀和轉換來完成的，它是新儒學創新的文獻標誌。和合學所依傍的詮釋文本既不是《春秋公羊傳》，也不是“四書”，而是曾被稱為“春秋外傳”的《國語》。三國時，韋昭在《國語解敘》中說：其書“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是與“經藝並陳”的重要文獻，但在兩漢經學時代，《國語》未被列入“五經”，避免了被經學章句所支離、為讖緯所傅會的厄運，而保持了文本的本來面貌，這就使我們後人能聽到當時有識之士有關天、地、人的論爭和答問，感受“禮崩樂壞”時期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深沉憂患和未來尋求，從中可以體味春秋時期“和合”話語的生生意蘊。和合學新之所新的標誌，是以《國語》取代“四書”，實現新儒學生命的創新新生。
5、和合學新之所新，還在於唯變所適地隨人文語境的演變，而能化解當今社會和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種種錯綜複雜的衝突和危機，並將其化解衝突和危機之道，升華為哲學理論思維的核心概念、範疇，從而指導其化解衝突和危機之道。當前世界文明仍存在不文不明的病症種種，如人與自然的衝突，造成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衝突，形成社會危機、人文危機；人與人的衝突，帶來道德危機；人的心靈衝突，造成精神危機、信仰危機；文明之間的衝突，形成價值危機。這是超越地域的而為全人類所共同的衝突和危機，是以往人文語境所不遇的。
在這種人文語境形勢下，儒學應如何回應？儒學生命智慧如何創新？儒學理論思維形態應如何轉生？儒學理論體系、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如何創新？和合學是使儒學獲得新生命的一種嘗試，是儒學在新人文語境中實現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嘗試，是儒學理論體系、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創新的嘗試。和合學在其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合可能世界的三界中，以化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五大衝突和危機，為儒學在當代生命智慧與創新而作出回應。為此，和合學提出儒學生命創新的五大原理：
一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生是保障、保護和養育各生命自我主體與他者生命自我主體的唯一途徑。如自然、社會、人際、國家、民族、種族、黨派、宗教，都是融突和合的自我與他者的生命體。和生最低限度，是尊重生命，允許各生命體有其生存的權利。種種傷害、折磨、殺戮生命體的行為活動都應該禁止。
二是和平共處的和處原理。儘管各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存在種種衝突和危機，但應以君子的胸懷氣度，“和而不同”。把種種不同衝突和危機導向和平、和諧、和合。只有各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相互尊重生命，便能和平共處，享受生命的歡樂和幸福。
三是共立共榮的和立原理。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自己希望站得住或獨立，也希望他者站得住或獨立。在當今世界多元化格局中，以價值一律、一統範式來實現各個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的獨立和繁榮，已不合時宜。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應寬容地互相尊重其獨立和繁榮，以獲得共同獨立，共同繁榮。
四是共達共富的和達原理。孔子說：“己欲達而達人”。自己通達、發達了，也讓他者通達、發達，走共同發達，共同富裕的道路。由於各個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發達水平差分，以及戰爭、動亂所造成的貧困，貧富差距的拉大，是各生命體以及世界、地區、國家動亂、不穩定的根源之一。在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境下，便會滋長一種嫉妒、憤怒、仇恨心理，產生不滿、反叛情緒，而導致暴力、動亂、恐怖等惡性事件的發生。世界各個生命體唯有共同發達，共同富裕，才能實現天和人和的大同世界的價值理想。
五是滋潤心靈的和愛原理。和愛是和生、和處、和立、和達的根基和動力，是實踐四和的基礎和活水。和愛是人類的生命智慧、智慧型創造的火焰和力量。它為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架起了平等對話、互動、交流的心靈橋樑，是各生命體之間互相諒解、理解、信任，消除誤解、偏見、成見的價值基礎。和愛像甘露，滋潤人人。這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終極關切的所在。
儒學思想未來的命運，其發展的未來課題，和合學已做了一些相應的回應。儒學經和合學的轉生，以達到人和天和、人樂天樂，天人共和樂的境界。人類在當代所面臨的種種衝突和危機的追求化解之道中，升華為哲學理論思維的核心話題——和合，其和平、合作的和合價值目標，不僅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學術、宗教、道德的價值訴求，而且為生命體與他者生命體之間的世界文明對話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合學在未來歷史長河中，期盼其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學界評價
和合學著名社會活動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組委會主任程思遠先生為了弘揚和普及中華和合文化，不顧年邁，撰寫專文《世代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精神》，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程思遠副委員長指出：“‘和合’是中華民族獨創的哲學概念、文化概念。國外也講和平、和諧；也講聯合、合作。但是，把‘和’與‘合’兩個概念聯用，是中華民族的創造。”（程思遠：《世代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精神———為“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而作》，《人民日報》1997年6月28日），程思遠副委員長主張，“弘揚中華和合文化，需要澄清國內國際的不正確認識，以保證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能得到完整的繼承和弘揚。”他指出：“國內一直有一種看法和說法，認為提和合就是抹煞矛盾，抹煞鬥爭。一提到‘和’或‘合’，就自然聯想到不搞鬥爭，就將其與矛盾、鬥爭絕對對立起來。說得嚴重點，這是‘文革’遺毒的表現。事實上，和合文化不僅不抹煞矛盾和鬥爭，而且本身是矛盾學說和鬥爭學說的展現。”他認為正是由於有相異物質的存在，才有相互和合事物的產生。和合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矛盾的鬥爭和融通過程，這兩者不是對立的。
著名哲學家、中國思想史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重視研究中國文化的和合精神，對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結合之義。古代所謂合一，與現代語言中所謂統一可以說是同義語。合一併不否認區別，合一是指對立的雙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聯不可分離的關係。”（張岱年：《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對當前開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張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說：“近來許多同志宣揚‘和合’觀念，這是有重要意義的。‘和合’一詞起源很早。用兩個字表示，稱為‘和合’；用一個字表示，則稱為‘和’。……許多不同的事物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謂之和，和可以說是多樣性的統一。‘和實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規律。”（張岱年：《漫談和合》）張岱年先生曾經對和合學體系大加讚賞，他說：“在此世紀交替之際，國內外學術界都在思考21世紀的文化戰略問題。張立文同志經過深思熟慮，率先提出和合學，乃是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瑰寶。”
著名思想史家、台灣學者錢穆對中華和合文化深有研究和心得。他並不否定文化衝突和文化變異，但他所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融和精神。他說：“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影印本，第162頁）並指出：“文化中發生衝突，只是一時之變，要求調和，乃是萬世之常。”（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7月初版，第51頁）認為西方文化似乎衝突性更大，而中國文化則調和力量更強，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使衝突之各方兼容並包，共存並處，相互調濟。錢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歷史和現實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國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國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們人的腦子裡還是不喜分，喜歡合。大陸喜歡合，台灣亦喜歡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國人，這都喜歡合。”（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國民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再版本，第27頁）
著名思想家、東方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對中華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題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認為“天人合一”的命題不僅是中國，而且亦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他指出，“天人合一”，“這個代表中國古代哲學主要基調的思想，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含義異常深遠的思想。”（季羨林：《21世紀文化瞻望———“天人合一”新解》）並揭示了在西方文化的主宰下，世界範圍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酸雨到處橫行，淡水資源匱乏，大氣受到污染，臭氧層遭到破壞，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滅種，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脅著人類的未來發展，甚至人類的生存。這些災害如果不能控制，則用不到一百年，人類勢將無法生存下去。面對危機，季先生提出挽救的辦法“就是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先生十分重視中華和合文化中的和諧觀念，並對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在當今科技高度發展的資訊時代，人類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爭取“和平共處”，必須實現“共同發展”。要達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擴而大之，就是要調整好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的關係。同時也要建立起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而“在中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為我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和諧’觀念的資源。”（湯一介：《世紀之交看中國哲學中的和諧觀念》）湯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和諧觀念由四個方面構成，“這就是說，由‘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哲學的‘普遍和諧’的觀念。”（同上）湯一介先生認為這四種和諧構成的“普遍和諧”觀念，即是“太和”觀念。所謂太和，《周易·乾·彖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即是說，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滿的和諧，萬物就能順利發展。
著名哲學家、《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央黨校副校長、“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執委會主任委員邢賁思教授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現實意義。他說：“面對我們爭取國際和平環境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背景，面對國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大聯合、大團結，服務於改革、發展、穩定的局面，最近一批新聞單位和學術機構發起和開展了‘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這個工程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關注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我認為，深入開掘和研究中華和合文化的內涵和本質特徵，發揮其文化凝聚力，有助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高人們的精神素質和道德水平；有助於強化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推動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國家的安定團結；有助於我們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價值評判標準，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潮流。”（邢賁思：《中華和合文化體現的整體系統觀念及其現實意義》）邢賁思強調：“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強調‘和合’，並不否認事物的本來矛盾和進行必要的鬥爭。”他認為“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會領域的“無衝突境界”，而是通過矛盾的克服，形成總體上的平衡、和諧、合作即和合狀態。從這點上說，和合文化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的矛盾並正確掌握鬥爭的尺度。我們推動事物的矛盾轉化，正是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狀態的產生。
弘揚意義
和合文化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學理解和正確弘揚中華和合文化，加強對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廣，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在思維方式上有助於糾正以往“鬥爭哲學”的偏差。和合文化不是不講矛盾、鬥爭和衝突，而是既承認矛盾、衝突和差異，又解決矛盾、衝突，使諸多異質要素、各個不同的事物在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的和合體中，求同存異，形成總體上的平衡、和諧、合作，把鬥爭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並吸取各要素的優質成分，擇優汰劣，促使新事物的產生，即由舊的和合體發展為新的和合體，由此而促進事物的不斷發展。這種取代單純“鬥爭哲學”的和合思維方式與新時代發展的潮流和實踐相適應，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2． 對內有利於推動社會的長治久安和國家的安定團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充滿了競爭，有競爭就有矛盾衝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帶來差異、矛盾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如不妥善解決，將影響安定團結。我們看到隨著經濟在競爭中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經濟與市場的一體化；競爭是為了發展，是為了繁榮，但也需要協調個人與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以共謀發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進去，而不可偏廢。整個社會經過由相互衝突，到解決衝突，化解矛盾的過程，合理滿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這樣就可以使市場經濟得到健康發展。
3 ．對外有利於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潮流，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當今國際社會進入了後冷戰時代，對當年的軍事競爭變成了經濟競爭；民族主義抬頭，民族糾紛增加，面對這些差異和矛盾，亨廷頓提出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國際政治鬥爭的主線，將由文明衝突取代意識形態及經濟衝突，強調西方文明應防範儒學與伊斯蘭兩大文明的聯合。這種理論實際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和“西方文化優越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種文化相互間的交流、吸取與融合，將文明的差異極端化，企圖以西方文化及價值觀為標準來規範當今社會及其未來發展方向。這與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走向極不協調，因而遭到了許多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事實上，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有好幾千個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要求。國際社會應該是多元而又互補的，即衝突又相交流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矛盾難以避免，但不應訴諸武力，而應以和平的方式化解衝突，擯棄冷戰思維。在這方面，中華和合文化可提供解決衝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思想理論的指導，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使人類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中，相互吸取優長，融會貫通，綜合創新，而共同創造21世紀人類未來的文化。
4 ．有利於推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實現中華民族及海外僑胞的大團結。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戰略構想，指引我們順利解決了香港問題，完成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完全統一已為時不遠。“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同志依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結合新的時代發展的形勢，創造性地提出的偉大構想，與中華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種契合的因素。“一國”可理解為“和”，“兩制”即是“不同”。既承認“不同”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之差異，又以“和”來統一之，和合差異，而不抹煞個性。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國兩制”與“和而不同”是相互溝通的。因此可以說，與中華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國兩制”構想，既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又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宣傳和論證中華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與“一國兩制”相契合的關係，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的認同，實現中華民族及海外華人的大團結。
相關書文略覽
1.《中國和合文化導論》張立文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1.
2.《和境 易學與中國文化》張立文主編，人民出版社，2005.
3. 《和合哲學論》張立文著，人民出版社，2004.
4.《和合與東亞意識》張立文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5.《和合學（上下卷）》張立文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和諧、和合的中華哲學資源》張立文著，《中國哲學年鑑》2007. 7.
7. 《關於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和合學》,《儒學與21世紀—孔子2454儒學會議論文集》,1996年
8. 《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合學源流的考察》,《中國哲學史》,1996年1-2期
9. 《關於和合美學體系的構想》,《文藝研究》,1996年第6期;《新華文摘》,1997年第4期
10.《和合學—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與對話》,《21世紀中國戰略大策劃(大國方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11. 《中華和合人文精神:化解人類衝突之道》,《長白論叢》,1997年第1期
12. 《儒學精華前言》,《儒學精華》,北京出版社1996年2月版
13. 《中華”和合”精神的現代價值》,《人民政協報》,1997年2月24日
14. 《和合學:新世紀的文化抉擇—關於一種文化戰略選擇的訪談》,《開放時代》,1997年1月號
15. 《弘揚中華和諧文化 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張立文著，《光明日報》2008.4.22.
16.《粟谷 大同平和思想 21世紀》(韓文)《粟谷正論》.1997,1,創刊號(韓國)
17. 《中國文化現狀和未來的思考》,《深圳特區報》,1997年11月19日;《現代哲學》1998年第1期
18. 《和合學:傳統與現實融突的化解—張立文教授訪談錄》,《中國文化報》1998年2月28日
19. 《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與二十一世紀》,《學習與探索》,1998年第2期
20.《中華和合人文精神的現代價值》,《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