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吾師余秋雨走紅當代文壇的余秋雨，有著許多不為廣大讀者所知的平淡背景。本書作者為余秋雨上海戲劇學院當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她描述了作為導師的余秋雨怎樣言傳身教，深遠地影響著他的弟子們。本書對九十年代上海及上海戲劇學院剖析，可作為大文化散文來讀，令人發出一番新的感悟。
作者介紹
哈馬忻都和余秋雨哈馬忻都：本名馬小娟，198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1986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攻讀戲劇學碩士學位，師叢余秋雨。做過大學教師，寫過小說，搞過電影、電視，現為報社編輯、記者。出版作品《尾隨者》《藏著的中國》。
目錄
吾師余秋雨
他的名氣大得令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
那是一次偶遇 ，更是一次暗合
十五年前，書房中的余宗秋雨
一個大光頭上打著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
那幾年他的內心也正處在選擇當中
他對愛情，是積極的悲觀主義
上海——深圳——北京 他的三城市
第一次見面，他穿著條牛仔褲
被稱作“秋雨兄”的導師
觀摩，逃學，聽余秋雨的課
成初到來之前的許多環節
我猜他喜歡奇異、縹緲甚至幻象的體驗與刺激
從“上海人”到“新新人類”
向講台上的余秋雨致敬
寫作讓他有了非常嚴肅的責任感
“一個不是我們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遭遇“余秋雨現象”
在深圳思考和寫作，成為“旁觀看”
1999年，邊看邊寫
女弟子偷練“余氏切夫”
為遊歷歸來的余秋雨歡呼
旅行，家人，親情
他還是積極的悲觀主義
與“XX”共舞
余秋雨文
有人敲門
我能聽到
其他
我的老師余秋雨/王超
跟老師聊天/畢大松
中國知識界的方向/震林
余秋雨老師的湖南緣/華之
靜水流深——秋雨先生郴州講學側記/陳岳
尋找傳說與現實中的場景/劉勝佳
遭遇疑問之後/劉遠
秋雨老師您好嗎/雷兵
大哉師門 愧哉弟子/宋繼高
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
......
內容提要
2003年初，作者開始寫作這本書。
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早在 1999年就有了。
那時余秋雨老師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攝製組出發去了南亞和西亞，作者正在國內參與製作一百集電視片《中國博物館》（又名《藏著的中國》），擔任總撰稿。在這部繁重的電視大片創作過程中，作者遇到了許多難題，包括歷史觀、方法論、藝術觀等等一系列的衝突與溝通。與此同時，作者幾乎走遍中國大地，探訪了許許多多文明古蹟。
像以往一樣，每當作者滿心收穫時，第一個就會想到給余秋雨老師寫信，把自己最新、最真實的感受與他交流。正是這樣的交流當中，作者對余老師今大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生存狀態”，有了更貼近、更自覺的感悟，也產生了要寫一本關於余秋雨老師的書的想法。
余秋雨先生已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一方面，影響深人全國各地各階層，享譽全球華語文化界；另一方面，引起少數文化人的激烈反彈。余老師說過這種反彈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針對一種勇敢突破原有格局、重新面對大地民眾、親自歷險世界荒原的新興文化生態。這種文化生態，在他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時已經開始醞釀建立，作為學生，作者想到作者們是最有發言權的，至少作者們認識余老師。
書的寫作過程很順利，完全都是自己十幾年來對余秋雨先生最真實最自然的認識和感悟，只是越接近完成，心裡越不踏實，怕自己能力有限，讓“吾師余秋雨”這個概念還不夠完整、全面。最後，作者決定大膽向部分與余秋雨老師交往密切的校友和同學徵稿，讓作者們共同來書寫作者們的老師余秋雨。於是，就又有了書的這後半部分。
書摘
他的名氣大得讓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
剛剛分手告別完，一起出電梯的男人馬上湊過來，問：剛才那位先生是不是姓余？
我說是。
余秋雨？
是。
他現出一臉的表情，重新往早已關閉的電梯那兒看。我偷笑。我想這會成為他今天的一件大事，他會對周圍的人說，他今天看見了余秋雨。
許多人通過文字認識余秋雨，也有人通過電視、報紙這樣的媒體記住余秋雨的相貌。還是距離，讓他們對日常的余秋雨懷有各種各樣的想像、猜測。
我的表弟問我：余秋雨是你導師？人家可是文化大家！——言下之意，你是誰？
中學時代就瘋讀余秋雨散文的小齊，幾次迴避和我一道去見余秋雨，他說你的導師名氣太大，我更喜歡和他在文字中交流。
單位的同事笑我：看看你老師什麼樣兒？你什麼樣兒？人家早把你這個學生的名字都忘了吧？
朋友的女兒，脆生生的小中學生，擠在排隊等候簽名的人堆里，大喊：余先生，您認識馬小娟嗎？余老師說：認識啊，我們是很好的朋友。那女兒就足足地幸福和自豪了許多天。
有人想不通，說你怎么就撞上余秋雨做你導師？你運氣夠好的。
這種時候，我只笑笑。多數時候我喜歡別人以為我狗屁。沒有關係的。
一個是如雷貫耳的文化名人，一個是風一樣飄過成不了型兒的遊逛女，所謂名師出高徒，在我這兒沒有應驗。
許多自信，卻恰好來自余秋雨老師。我一直喜歡聽他誇我的那些話。
我的朋友少之又少，讀他書的人何止成千上萬。在心裡，我是學生，他是老師，我們又是很好的朋友，互相關注，私下也互相吹捧，談不上學術體系上的所謂師徒傳承，只是氣場相投，總有話題可聊。在離開上海戲劇學院的的十幾年裡，我們通信，通電話。我們見面，喝酒，飲茶，聊天。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活躍於不一樣的領域，我們總能興致勃勃，談論一切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人。
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說法，就像他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行動。我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那裡學到主要的。
我喜歡對他說：“我們是一夥的。”
十幾年裡，我們一邊成為互為欣賞的朋友，一邊成為世俗眼裡毫不相干的兩類人。他以他的思索和才華，感覺與寫作，越來越被無數的人記住和接納，他成為無數人眼裡的大家。
他的名氣大得令我羞於張揚我們的師生關係。
有一天我讀米歇爾·芒索的《閨中女友》，她數叨她與杜拉斯之間的友情：
“這種奇怪的地形絕妙地象徵著我們在這友誼中的地位。她無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歡仰視她，她也喜歡我仰視她。我並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傷害。”
“在大約三十多年裡，瑪格麗特不斷使我眼花繚亂。”
“她教我主要的東西，她只教我觀察。”
“在鼓足勇氣敘述這個故事之前，我好像數數有多少暗礁似的，重讀了她所有的書。接著，我估量了一下自己真誠的力量。”
我就想，這是一種徹底和真誠的認同了，芒索定是從她們的友誼中獲得過太多，太滿，她也定是從杜拉斯那裡學到了許多許多，所以才從不躲閃她與杜拉斯曾有過的深厚友誼，更不在乎別人是否以為她是靠了杜拉斯才成為作家的。
有時我會問自己，為什麼我通常選擇迴避自己與余老師的師生關係？因為他名氣太大，而我微不足道？因為我不喜歡別人否定我一直以來存在的狀態與生活的方式？可是難道我真這么在乎外人的評判嗎？
通常我的內心是驕傲的，從不需要社會的認同與許可。不反社會，卻堅持遠離；習慣獨來獨往，總是自由的。
但是一個靠寫字行文為生的人，不是要靠作品來證明自己嗎？
很早的時候余秋雨就對我們幾個研究生說：你們已經研究生二年級，要寫文章，要有創造意識，要把自己的信息量發射出去，要讓人看得見你！
但是我們懶得很，我們全都淹沒在他的身後。
那時的上海，是這樣一座城市，總是從從容容、不事張揚，從來不刻意提倡什麼，也不會有石破天驚的口號當街喧譁。一切舊有的、新來的，仿佛都是天經地義、生來就有，不必大驚小怪，也勿需任何詮釋和過渡，自自然然地，就成為城市生活的本來。
一場高水準的歐洲樂團的交響樂演出，無聲無息地，就會招來劇場外眾多等票的市民。一次難得的芭蕾舞演出，無需任何宣傳與炒作，不知從哪裡就冒出來滿滿當當的觀眾。他們平平靜靜地來了，又平平靜靜地走了，仿佛這本來就該是屬於他們的傳統生活，或者生活習慣。印象中上海就是這樣一座不會驚慌的城市，除了崇洋，中國任何其它地方其他人都驚擾不到她。她像一位見多了男人的大美人兒，冷傲、淡漠得不動聲色，以至看不到激情、欲望，惟有安之若素的泰然，和“本來如此”的平靜。她的由來已久的城市生活傳統，普通市民所掌握的最基本的現代公共生活的細節與要領，讓這個國家任何其它地區的富裕或是喧囂都顯出一股暴發或無知的浮躁。上海的大氣氛是迷人的，極度生活化，每一個最初進入她的青年人，總是無端地就把自己放低，不知不覺屈服於她的國際化準則之下，心甘情願接受她的薰染，迎合她的標準，慢慢地整個人就發生了改變。所謂潤物細無聲。
就像一扇轉動的玻璃門，進去時你還是個傻裡傻氣、“鄉氣（相對於‘洋氣’，上海人用得同樣多的另一個詞）十足”的“外地人”，出來時，你好似換了個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燈下的哨兵》里的黑大兵，無論如何都不肯再穿腳上的那雙補丁襪子。倒不是什麼忘本變修，而是終於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襪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攪動那把小勺兒，脖子上掛了金鍊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開始學習現代公共生活里最基本的條條框框。
許多的改變終生受益，瑣碎、不值一提，但卻必不可少，大上海讓你在這裡得到一張從容進入現代文明生活的門票，你漸漸掌握了人類生活中逐漸形成和必須要服從的約定俗成，不至於被逐出某一條底線。這些，會構成你日後周轉於社會與人群中獲取自信與成功的必要基石。
但是這個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穩、太驕傲，以至讓人疏於作更大的改變與創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經領略過那些被擯棄的，如果從未曾領略，從未曾到達，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無知。
大上海真是一個大染缸，她讓我們只來得及接受她的薰染，掌握她的要領。她把文明的瑣屑一點一點灌輸給我們，消解了我們身上另一股衝動與掙脫的原始本能。這個陰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還真有點以柔克剛的軟功夫，把我們改造得舉止得體，榮辱不驚。我們浸潤在這樣的城市氣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氣。我們的思想也開始像身體外觀一樣，被束約在一架文明人得體的華車上，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戰車。
無論如何，對於缺少強有力的行動能力的人們，上海只能是一個階段，一個過渡，不可長久地沉溺。她太過“大氣”，“高高在上”，讓我們忘了還有進取、創造一說。
只有那個坐在對面的我們的導師余秋雨，他的語氣和態勢，並不像一個一般的上海人。他總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詞和句子煽動我們，好像要用它們作鞭子抽趕我們快點上路，快點撒開蹄子跑起來。
現在想，離開我們，他會在書房裡再把那樣的話對自己說上好幾遍。那時他已無意一生湮埋在書齋中，他在戲劇專業里已獨領風騷，功成名就，但它們不足以展現和承當他所有的才華與思考，他正在尋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猶豫和不太確定的選擇，坦誠地傳輸給他的研究生們。
他從不贊成我們“僅僅是謙恭地吸納、勤快地抄錄、廣泛地翻閱”，在他眼裡，那“並不是一種值得讚許的學習態勢”。他總在鼓動我們去“創造”——
“離開了創造，就不存在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研究。”
“在文化活動日益豐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寫幾篇論文，甚至出幾本專著，都遠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亦即我們生命的意義，在於向社會提供確實屬於自身創造的財富。”
“我們的智力水平和知識貯備，不是自炫的裝飾，而只是投入創造的資本。”
“一個大學本科的畢業生考上了研究生，不應僅僅看成是一種學習過程的順向延續，而應該準備經歷一個心態上的重大轉移。社會既然已經鄭重地賦予你以文化創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膽怯，不要畏難，趕快把自己創造成一個創造者。”
“當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創造，你會感到，人類的活力、文化的光華，正在向你匯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獲得了高揚。”
那些充滿激情、飽含一種迫不及待的行動態勢的話語，曾經是那三年里他不斷地、反覆地向我們渲染和灌輸的。
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國的起始。
我們曾經經由他的身旁。我們被導引，並得到暗示。但毫無知覺。
十幾年之後，他遠遠地扔下了我們，走得越來越遠，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總說他不帶我們玩兒了。
年少時，看多了毫無才氣卻削尖了腦袋要出人頭地的人，那樣的委瑣和輕卑。
從來就不屑與那樣的人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無為而為的姿態。有一天卻突然發現，沒有以數量堆積的“東西”擺在那兒，有才與無才，其實不過換個說法而已。
直到今天，我也沒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傳送到哪兒去。縱有萬丈創造的豪情，終是流於雞零狗碎，與一名文化創造者相去甚遠。
總是從別人的驚訝里，讀出疑問，有時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個好的學生，不是他們認為的余秋雨的學生的樣子。
於是傲慢占據我，我會在陌生人面前假裝不認識余秋雨，和余秋雨沒有任何聯繫。
芒索的真誠與坦蕩，開始讓我羞愧。我也開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誠的力量和勇氣。
做余秋雨的學生是我的幸運，十幾年來成為可以談話和關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驕傲，別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嗎？
我知道有無數的年輕人喜歡他，追崇他。
我還知道一些人不喜歡他，誤解他。
更知道少數人在嫉恨他，中傷他。
十幾年裡，我們一直在交流，除了讀他的文章，我更直接從他那裡學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讀者離他更近，這是真實的存在。迴避不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一切仰慕和誤讀，都讓我有描述一個更真實的余秋雨的衝動和決心。
有一天，我說，我在外面讀到和聽到一些有關你的文字，我覺得他們並不了解你，不熟悉你，無論維護還是不贊同，都沒說到點上，還有好些男人間的勾心鬥角，討厭死了。我來寫一本書好不好，寫我眼裡的余秋雨，一個《文化苦旅》之外的余秋雨，一個日常生活里的余秋雨。
人們需要和願意看到一個真實的余秋雨，年輕的讀者將會從我們師生的往來與友誼當中，感受到一個可親的率直的余秋雨。
結果幾年都過去了，我的書還沒有寫出來。
我總在說我還沒有準備好。
其實寫的衝動一直都在。就像所有關於他的熱點，從不休止。好些情形，好些句子，自己會跑出來。感覺無時不在。甚至不需要準備。
但有件事情一直沒法跟自己講清楚。
書寫一位影響過自己成長走向的名流，會不會有譁眾取寵、媚俗討巧之嫌？我討厭這樣。我不想我們之間的關係蒙上那些模糊和不純淨的投影。
直到重讀米歇爾·芒索的《閨中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