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余秋雨（1946.8.23-），浙江餘姚縣人，國際著名文化史學者，文學家，散文家，作家，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現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劇協副主席。2006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海內外讀者高度評價他集“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於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為守護和解讀中華文化作出了先於他人的傑出貢獻。余秋雨現象
所謂的余秋雨現象，余秋雨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已經講過了，大意就是，一個文化人，在台灣，香港和其他華人心目中是很接受他的，而大陸則是因為妒忌，因為小氣，而對他，罵聲一片。“余秋雨現象”並不局限於余秋雨一個人，這種現象有共性，在學術界就有不少的所謂著名學者、教授、博導，在自己的論著中大量抄錄他人文章里的參考文獻，當作自己查閱過的文獻，炫耀自己學識的淵博，卻往往因為人家的引文是錯的，他也跟著錯了，才露了馬足，十分尷尬！所以，“余秋雨現象”是20世紀最後二十年來中國學術界的一種急功好利病的爆發期，有很大的傳染性，是全國上下“一切向錢看”在學術領域裡的一種產物，它有市場，能欺瞞人，能名利雙收，才會暢行無阻。反之，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都成了背時的迂夫子，他們也沒有“錢途”，誰也不會學他們的榜樣。李敖曽斷言中國已經沒有知識分子了，即包括“余秋雨現象”在內，當然不是指余秋雨一個人。
2004年夏天，余秋雨曾說要封筆，要徹底告別中國文化界，在海內外傳媒上鬧得沸沸揚揚，這是真的嗎？這與學界對余秋雨散文的評價所經歷的“從頌歌合唱到罵聲如潮”的過程有無關係？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有無做過“四人幫”的御用寫手？他是如何從“文化苦旅”邁向“法律苦旅”的？他的“法律苦旅”是“圓滿結束”，還是徹底破產？被稱為“世界華文文化界最火爆的一件事”的余（秋雨）古（遠清）官司，他是贏還是輸？才思敏捷的他，文品和人品有無缺陷，有無順手牽羊剽竊過別人的文章？他去年揚言要“自殺”，是肉體自殺，還是精神自殺？他的自傳《借我一生》，有無改寫、偽造他的“文革”歷史？本書彙編了學術界不同看法和相關報導，並作了獨到的評點，還公布了鮮為人知的史料和證據，從而解構了余秋雨一貫“站在正面”的神話。這可謂是對十多年來“余秋雨現象”的總盤點，不僅有史料價值，而且對研究“文革”文化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余秋雨”是誰?
他是20世紀90年代受到高度評價的同時，又遭到最嚴格的審視、挑剔和受到最苛刻的評價以及最尖刻的嘲諷乃至謾罵的上海作家。
人們懷念1992年的余秋雨。那時候，余秋雨的名聲還沒有那么高，他的文章沒有“深刻的故意”，沒有“經霜的冷峻”，沒有“文化散文”的高帽，沒有“文化明星”的重負；那時，只有文化，只有苦旅。在王永飆一類讀者的手中，余秋雨作品被他們小心地撫摸，以至感嘆“好文章值得一讀再讀，好朋友值得一聊再聊，好情人值得一愛再愛”。可後來人們發現，《文化苦旅》之後的余秋雨，他寫的文章不再像過去那樣是好文章，其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是“好朋友”，更不是值得一愛再愛的“好情人”。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和余秋雨不僅是一位散文家，而且是一個廣義的文化人，一位善於炒作的明星式作家有關。
以《千禧日記》為例，媒體把作者炒作為“文化巨匠”、“文壇精英”。正是這位“博學”的文學大師，在困居塔上多年的學術研究之後，睡眼惺忪地騎上了散文的毛驢在華夏大地上“苦旅”，在遠離塵囂的“山中”寫筆。他站在幾乎與上帝同樣的高度，追問在中國文化史的大殿里安睡的先人們，不斷對華夏文明發出悲憫的感嘆。“他跟超然對話，然後以此教育世紀末的今人。”
余秋雨不僅是“博學”的文學大師，還在散文中以哲人面目出現。讀他的散文，總仿佛看見一個歷史的哲人，沉思著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廢墟、小鎮、古殿、廟宇……之間，在哲人飄然走過的路上，無不留下對文靈魂和人生秘諦的沉重思考。或像有的評論者形容的那樣：“他老是背著手，低著頭，皺著眉在慢慢踱著。其基調永遠具有學術權威口吻的居高臨下
，遺老遺少式的弔古傷今，牧師布道式的悲天憫人，並且還夾雜著舊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脫。”
不管是“博學”的文學大師還是哲人，余秋雨均以自己所擁有的哲人的洞見力和一個藝術家的感受力做基礎。他有一套聰明的敘述策略，如對古典文明，明明揮手拜拜，卻又滿懷戀情；好像在否定，又好似在賞玩。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做法，確能惹得讀者的喜愛，以至在台港兩地颳起一陣陣余秋雨鏇風，讓台灣文壇重鎮余光中對隔岸同宗的余秋雨作出這樣高的評價：“比梁實秋、錢鍾書晚出30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舉重若輕，衣袂飄然走過了他的《文化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