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田制的歷史
《管子·乘馬篇》強調“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給民戶。《孫子兵法·吳問》所載晉國六卿制田的目的也是要把田地分授給服兵役的民戶。直到戰國末期魏國還保留著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抄錄魏安王25 年（公元前252 年）的魏戶律規定：“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這段律文譯為今文是：從現在起，商賈（叚門）和開客店的（逆呂），以及“贅壻”這些身分下賤的人，都不準立戶，不分給田地房屋。這說明對平民是讓立戶和授給田宅的。秦國也實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種·田律》載：“入頃芻槀，以其受田之數，頃入芻三石、槀二石”。這一律文說每頃地應繳芻槀按所受田地數量繳納，每頃繳納芻3 石、槀2石。這條律文是秦曾實行過受田制的明證。銀雀山漢墓竹簡《田法》說“500 家為1 州，10 州為1 鄉，州、鄉以地次受（授）田於野¨。 《吳越春秋》卷二《吳王壽夢傳》，卷三《王僚使公子光傳》、卷四《闔閭內傳》等材料都說明戰國時受田制是確實存在的。
受田制的特點
土地性質
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農民對土地有占有權與使用權。這裡需要說明受田制與土地私有制的產生、發展並不絕對矛盾。這從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個體農民在春秋時已經產生，上引《孫子兵法·吳問》所載晉國六卿制田下的農民就是受田制下的個體農民。個體農民產生後，就不免發生貧富兩極分化，隨著某種程度的土地轉讓或某種程度的買賣就可能發生。而那些貧困、破產的農民從土地上游離出去後，遇到適當時機又會從國家控制的土地得到一份受田。究竟中國的土地私有制是何時產生的，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過有材料說明春秋末已出現了買賣土地的事例。《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載范蠡經商理論時說：“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這裡所謂“陽且盡。。陰且至”，是范蠡預測市場供求關係和商品價格的理論，這裡無法評論，重要的是范蠡主張時機到來之時，要迅速糶出糧食，收買田宅、牛馬，到一定時機又賣出田宅、牛馬，就可獲利10 倍。這說明春秋末年范蠡經商時土地已可買賣。這條材料可能因為《越絕書》成書晚不為人所重視，不過從春秋末年商品經濟發展到出現了范蠡這樣的大商人，買賣土地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另一方面，從中國封建社會發生、發展的歷史看，國家對土地是有最高所有權的，但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控制權，並不妨礙在這種權力下土地私有制的不同程度的發展。這個問題有許多事實可以說明。因此，不能因為戰國時受田制材料的發現，否定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的產生、發展。
土地的耕種者
受田制下1 戶農民一般耕田100 畝。《管子·輕重甲》說：“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管子·臣乘馬》：“一農之量，壤百畝也。” 《管子·山權數》：“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漢書·食貨志》載戰國時魏國“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孟子·梁惠王上》說戰國時的個體農民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荀子·王制》則說“百畝一守”。這種農民一般為數口之家。銀雀山漢墓竹簡《田法》說：“食口七人，上家之數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數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數也”。《孟子·萬章》：“耕者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孟子·盡心》說：“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這樣的農戶，經常下地幹活的應有一個勞動力和一個乃至兩個半勞力。據《田法》記載可知，一個男勞力的年齡在16歲到60歲之間。年齡在60以上和14至16歲之間被算作半勞力。在一般情況下，只要國家賦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壞，這樣的農民可以溫飽。《孟子·梁惠王上》說：“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荀子·大略》說：“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
這種耕田百畝的個體小農，每年向國家繳納的田賦，約為收穫的十分之一。《漢書·食貨志》引李悝說魏國的農民每年繳"什一之稅"。 前引《管子·幼官篇》也載齊國平均每年收十分之一的田賦。《管子·大匡圖篇》說："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五取 一。"聯繫上下文看是講齊桓公九合諸侯時，每次都實行一些惠政，三會諸侯時令"田租百取五"云云，顯然是臨時措施，並非經常如此。《管子·治國篇》說："府庫之徵，粟什一"，說明一般徵收十分之一為田賦。農民所負擔的力役十分繁重，《管子·臣乘馬篇》說："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管子·山國軌篇》主張"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芸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荀子·富國篇》說："罕興力役，無奪民時"。這都說明當時的力役徵發十分繁重，常常侵奪農時。為徵發力役，據《管子·度地篇》說，國家常在每年秋天登記戶口，未成年人、老人可以免役，成年服役，廢疾者可免除，輕度的殘疾人半役①。除田賦、力役的負擔之外，還有"布縷之徵"。《孟子·盡心下》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這說明"布縷之徵"與"粟米"、"力役"的負擔並列，是農民三大負擔之一。這些負擔，再加戰國時戰爭頻繁，臨時性的徵發繁多，所以農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這些農民人身受著國家的控制，不許逃亡。《管子·治國篇》說"逃徙者刑"，說明對逃亡農民的懲處是很嚴的。對不耕田的游惰者，也要嚴加處罰。《管子·揆度篇》說："力足盪游不作，老者譙（誶）之，當壯者遣之戍邊。"這就是說對於能耕作而又不耕作的人，老的要受責難，青壯年要遣送戍邊。商鞅變法的法令中規定："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即沒入官府作刑徒，為官府服役。《呂氏春秋·上農篇》說："民不力田，墨（沒）及家畜（蓄）"，即不力耕者及家中積蓄均沒於官。銀雀山漢墓出土《田法》說："卒歲少入百斗者，罰為公人一歲。卒歲少入二百斗者，罰為公人二歲。出之之歲者，以為公人終身。卒歲少入三百斗者，鯨刑以為公人。"《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說的耕田百畝的農民，每年生產粟150 石即1500 斗，每年繳納田賦15 石即150 斗。《田法》中說："中田小畝，畝二十斗"，則百畝共收2000 斗，每年繳納什一之稅為200 斗。每年如少納稅100 斗，就罰"為公人一歲"；少納200 斗，罰為"公人二歲"。每年少納300 斗，受鯨刑後為"公人"。所謂"公人"就是在公家服役之人，服役年限分別為一、二年和終身等。
上述這些農民耕種著國家的土地，賦役負擔繁重，人身受著國家的超經濟強制。所以，他們是封建國家的封建依附農。
除上述封建依附農之外，國家還有一種叫做"新甿"（新民）或"賓萌"（客民）的封建依附農。這種人是外來人，所使用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也是國家授給的。《周禮·地官·旅師》說"凡新甿之治（所求）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美惡為之等"。鄭玄註："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乞求也。使無征役，復之也。。。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這就是說對新民要像對舊民一樣授與土地。此外，新民在一定時期內還可以復免徭役。《管子·問篇》載："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說明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外來人都是會得到田宅的。《孟子·滕文公上》載："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 行仁政，願受一廛（住所）而為氓（田民）'。"這裡雖只說授與住宅，但宅與田地是連在一起的。《周禮·地官·遂人》說周代授田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 云云，表明授與住宅、田地是同時進行的。如果只授給住宅，不授給田地，這些外來人是無法生存的。因此，在"受一廛（住宅）"的同時，也就得到了相應的田地。戰國時，有的國家招誘了大量的新民或客民，秦國就是這樣一個很典型的國家。《商君書·徠民篇》說：秦國地廣人稀，"田數不滿百萬"。這裡的一田應是一戶農民耕種的100 畝之田。 "田數不滿百萬"，表明農戶也不滿一百萬。而鄰近的三晉地區地少人多，有"寡萌（賓萌）賈息民（租房住的人），上無通名（在官府無戶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以處"，這就是說三晉地區有大量"賓萌"（客民）無戶籍又無田宅而靠"奸務末作"維持生活。針對此情況，《商君書·徠民篇》提出從三晉招誘百萬民夫來秦的計畫（"足以造作百萬夫"），其辦法是"利其田宅"，"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給與田宅，復免兵役，令其專門從事農業生產。這些人被秦招徠之後，就成了一種基於"對土地的依附"而產生的秦國家的封建依附農。《文獻通考·兵考一》說秦"誘三晉之人，優利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這說明戰國時一些國家招誘的客民曾在政治、經濟生活中起過重大作用，因此是值得引起重視的。
殘存土地制度
此外，戰國時有的國家還保留著公田，農民還要到公田上"公作"，在個人土地上"私作"。《商君書·墾令篇》載："農民不飢，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這就是說，在《墾令篇》的作者看來，農民不受飢，不作表面的應酬，對農田上的"公作"會努力，對私作也不荒廢，因此農事必然取勝。實際上，按當時的實際情況，"公作"必然被"私作"所代替。《呂氏春秋·審分篇》所說："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其力也。"這反映了農業方面當時變化的總趨勢。
戰國時國家控制下的農民，在重重盤剝下生活是很苦的。《管子·治國篇》說："上征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關市之租，府庫之證，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官府急征暴無時，耕種時為趁墒情好適時播種，官府秋收時以"五"糴糧，春天缺糧時又以加倍價錢糶出，再加上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等等農民又要加倍出錢對付。所以，以上的征取，"倍取於民者四"。這就等於"以一民養四主"，因此，民眾逃亡而被判刑者很多，而官府不能阻止，原因就在於粟少而民無積蓄。《韓非子·六反篇》也說："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