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友情悖論“友情悖論”是社會學家斯考特·費得（ScottL.Feld）1991年觀察到的現象。“友情悖論”認為，在一個朋友“等級”的排位上，你最先想到的朋友，“等級”往往都高於你本人，也更接近社交網路的中心。
在社會學家眼裡，“社交網路”並不是單是那些虛擬的、問“能不能加我為好友”的對話框，而是一張有血有肉的人際關係網，在那裡有會與你經常碰面的人——朋友、親戚、鄰里和同事。你與他們的關係可以被簡化為一張充滿圓點連線的動態圖，每一個圓點代表一個社會成員，每一條線代表其中的社會關係,人與人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以及它們的互動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正在成為社會學家感興趣的話題。
許多公共健康的領導人認為，社會網路學的研究可以套用到一些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去，比如通過對社交網路的信息進行分析，來跟蹤和預測早期疫情。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Christakis）是哈佛醫學院一位從事醫學和社會學跨界研究的教授。他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的一名教授詹姆斯·福勒（JamesFowler）在科學雜誌《PLoSOne》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通過研究2009年流感對744名學生所產生的影響，他們找到了一種早期檢測感染性疾病爆發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從稱之為“友情悖論”的理論而來。
預測疫情
受歡迎的人更容易生病
克里斯塔基斯和他的同事們推斷，處於社會網路中心的這些人會比邊緣地帶的人更早感染（流行性）疾病。這通過常識很容易理解：社交“花蝴蝶們”接觸病源的可能性當然比普通人高。在2009年流感季節臨近時，克里斯塔基斯和費得設計了一個實驗，驗證他們的推斷。他們聯繫了319名哈佛大學的學生，讓他們列舉出425名朋友，以這425個人作為“朋友組”，與另一個“隨機組”做對照，通過自報症狀和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中心提供的數據進行對比、檢測。
結果在他們意料之中。“朋友組”和“隨機組”相比，提早兩周出現了流感症狀。而通過另一種檢測方法，克里斯塔基斯甚至觀察到“朋友組”疫情流行出現高峰期的時間，比“隨機組”早了整整46天。克里斯塔基斯認為這對公共衛生而言可能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簡單地詢問一個隨機人群，讓其列舉自己朋友的名字，然後追蹤並比較兩組人群，我們就能夠在疫情攻擊社會整體人口前預測出疫情的走向，從而允許相關政府部門採取一種更早、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措施。”他說。
目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要依靠有流感症狀病人的就醫情況和實驗室測試的流感病人來確定流感情況。美國聯邦衛生官員所使用的監測系統，往往需要兩周或者更長時間，才能確定流感是否已經傳入一個州或地區。
儘管理論上，分析社會網路病檢測其中心成員的健康狀態，是預測疫情暴發的理想方式，但要獲取這樣相近的信息必然費時耗資耗力，代價高昂。
你影響著別人的健康
這個朋友監視系統不僅能用於判斷流感發展趨勢，它還能被用於研究任何與傳播有關的事務，如抽菸、體重增加等。
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曾在2007年發表過一篇關於肥胖的研究報導，他們發現肥胖可能是傳染的，能夠通過社會關係進行傳播。如果你有朋友過度肥胖，那么你變肥胖的幾率會增加57%。如果你朋友的朋友有肥胖症，你患肥胖症的可能性會高出25%；如果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個你可能都不認識的人—患有肥胖症的話，你患肥胖症的可能性會高出10%。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一直追溯到這種友情關係的第四重或第五重關係，這時他/她的身形才和你沒有關係。
造成這一現象的機理可以有很多。一種可能是他們的行為傳染了你。比如你的朋友對你說：“咱倆一起去吃點糕點，喝瓶啤酒吧。”另一個潛在的可能性是當他們開始增肥的時候，你對合理身形的概念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身上的不再是行為，而是準則。
他們又開始研究其他的各種現象，吸菸和喝酒行為、投票行為、自閉症，甚至離婚─也都是可以傳染的。最終他們發現人們的情感，無論是正面情緒還是負面情緒，都具有高度傳染性。“我們有一種很本能的方式，在短時間內把情感傳遞給彼此。”克里斯塔基斯說。
社交網路既然能傳遞負面信息，也能夠傳遞正面信息。現在克里斯塔基斯博士和福勒教授以及其他科學家，都在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利用社交網路促進公共健康水平的提高。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出版了一本書，《聯繫：我們社會網路的神奇力量及其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
最近，克里斯塔基斯在美國的TED大會（科技、娛樂和設計大會—編注）演講時詳細地闡述了這一主題：“我認為我們組建社會網路的原因，是因為一個與人相連的生活模式要利大於弊。如果我總是對你很暴力，給你錯誤的信息，或使你難過，或讓你染上致命的疾病，你就會和我斷交，這個網路也就會瓦解。所以好的、有價值的事物的傳播是維持、滋潤社會網路的必要條件。因為我認為社會網路在本質上是與美好相連的，而我認為我們這個世界上所需要的正是更多的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