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概述
原始日耳曼語(英語：Proto-Germanic)，或曰共同日耳曼語(Common Germanic)，是猜想中存在的一個所有日耳曼語族語言的共同祖先。原始日耳曼語的相關內容，並非以存留至今的檔案，來證明其詞根的形式等的，而是以比照法來重構的。另外，有些人認為，有些約於西元200年左右寫成，並存留至今的盧恩字母寫成的碑銘，其題字里的語言是原始諾爾斯語或甚至於是直接從原始日耳曼語發展而來的晚期共同日耳曼語。有人認為，有些存在於非日耳曼語言當中的日耳曼語言借詞，被認為是在原始日耳曼語時候就被借入這些語言的。；像例如芬蘭語和愛沙尼亞語的kuningas(意即“國王”)這個詞，就和原始日耳曼語的*kuningaz這個字的形式相似；另外，原始日耳曼語本身是一種由原始印歐語發展出來的語言。
原始日耳曼語的演化
原始日耳曼語的演化始於這種原始語言因為地域的分隔而使各地的發音開始分歧。由於各地的語音習慣有所不同，使聲音慢慢地產生轉變。
考古學的貢獻基於學術界對日耳曼語起源的一種主流觀點, 大約在4500年前起，亦就是北歐青銅時代之前，印歐語言的使用者們從日耳曼人的“理論發源地”（或者直接稱為Urheimat）的中央地區，到達了位於瑞典南部和日德蘭半島（丹麥及德國北部，當時的居民稱作朱特人）的廣闊平原地帶。這裡是唯一的一塊沒有發現前日耳曼語地名的土地。 在這些移民未遷入之前此地已然有人居住，而地名的匱乏或是不完整性勢必意味著原始印歐人曾經的長期、古老而又頻繁的遷入，以至於既有名稱的反覆更替。如果說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待共同語是一種簡單直接的手段(而不是直截了當地假設), 那么印歐語言的使用者的身份就應該確認為是跨度更為廣泛的繩紋器文化時期（又名條紋陶器文化時期）或戰斧文化時期，可能還涉及之前一直發展至西歐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漏斗頸陶文化時期的締造者。
隨後原始日耳曼語從在Urheimat地區使用的印歐語中分離出來 ，考古學的成功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在公元前750年左右，該語言真正分化成為獨立的日耳曼支系之前，原始日耳曼語的使用者居住在南斯堪的納維亞和西至荷蘭海岸、東至威斯杜拉河的廣大地區。
原始日耳曼語在定義上被認為是構成自公元後500年所有已確證日耳曼語之祖先的語言基石。貫穿使用於北歐青銅時代（約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500年）的晚期原始印歐語方言，被提出並認定為“前原始日耳曼語”或更為通俗地稱作“前日耳曼語”，儘管該語言除去日耳曼語外亦沒能夠確證出其他的衍生語言。 至公元前250年止，原始日耳曼語已分化成五個較大的日耳曼語語支，其中東面一支，西面和北面各兩支。
根據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原始日耳曼語被看作樹狀模型的一個交叉節點，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語言的所有衍生語言能夠被類比為生物學中的系譜世系，那么原始日耳曼語就可以作為交叉點或者是結節出現在系譜圖中，從它可以衍生出所有的後代，而原始日耳曼語本身又可以作為一個支系的末端由另外一個結節——原始印歐語衍生出來。關於“結節”問題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將意味著不自覺地強制定義一些固定語言的存在，而事實上“原始日耳曼語”在如此久遠的時間序列中必然發生著持續的音變，任何一種法則或是分組只有在這些變化完成之後才會生效。
美國歷史語言學家威弗列德·萊曼（Winfred P. Lehmann）認為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提出的主要針對輔音的“第一日耳曼語音音變”（又名格林定律和維爾納定律）和曾經數十年認定前原始日耳曼語衍生出原始日耳曼語的理論，以及他的“上限理論”是對口語或重音在音節上的一種強制限定。而主流學者的觀點則認為原始日耳曼語經歷了一個由可變音位口語組成的，如同根據單詞的音節長度，由一系列規則決定重音位置一樣的“高低音調的改變”。
重音的固定直接引發了非重讀音節的音變。引用萊曼的觀點，“較低限”即為非重讀音節中最終的-a或者-e的發音所能降到的程度。例如，原始日耳曼語中的woyd-á。另一位學者安東森在上限理論方面的觀點與萊曼相一致，但隨後不久他在古盧恩文字中發現了沒有發生音位下降的證據：ékwakraz ... wraita, "I wakraz ... wrote (this)". 他說：“我們必須得為原始日耳曼語找到一個新的‘較低限’”。
安東森個人的構想是將原始日耳曼語劃分為早期和晚期兩個部分，早期部分包括重音的固定和“自發元音音變”，而關於晚期的定義他列出了十條複雜的規則來同時描述元音與輔音的變化。
我們可以從原始日耳曼語中來自其他印歐語的借詞，再與日耳曼語的語音轉變時間作比較，從而推斷出這些詞語被借入的時間。不過，由於事件的發生時間沒有一個準確的紀錄，這些推斷的準確性仍然會被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