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印度社會文化的發展，印度思想界也在不斷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一系列發展變化中，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復興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對此，我國學術界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出現了一些有見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現在，筆者不揣淺陋，來探討印度改革開放以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新發展，是拋磚引玉，以期將這一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因為這個問題對印度來說太重要了，關係到印度今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印度教民族主義
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產生於印度獨立運動時期，其理論奠基人是V·D·薩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薩瓦卡在其著作《印度教特性》（1923年初版，1942年修訂）中首次提出和闡述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或譯為印度教徒特質）和“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另一個奠基人是M·S·戈爾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他於1939年出版了一本題為《我們或我們民族性的界定》的書，進一步完善了前者的“印度教國家”理論，並提出了“國家虔信”論（Rashtrabhakti或Deshbhakti，或譯為忠於國家、愛國），對於什麼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有哪些特質、印度教國家的基本要素和如何忠於印度教國家等問題進行了更為全面系統的論述。關於早期印度教民族主義理論的大致內容，可參見朱明忠《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社會影響》一文[1]。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產生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首先，印度在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印度民族遭受長期的奴役和剝削，民族啟蒙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已經使印度人民覺醒起來，人民要求殖民主義者撤出印度，給印度以獨立；其次，獨立運動中的穆斯林領袖已經脫離了國大黨，成立了教派組織，要求建立穆斯林的國家。所以，印度教民族主義從產生之初就具有一種強烈的戰斗色彩，具有兩個鮮明的指向：第一，指向英國殖民主義，要求民族獨立，因而說它是民族主義的；第二，指向國內的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國家，因而說它是印度教的。此外，它還有一個隱含的指向，那就是甘地、尼赫魯等極力提倡並為多數人接受的世俗主義原則。在實踐上，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中的強硬派還主張暴力，積極參加了1947年印巴分治時的教派大仇殺和1948年刺殺聖雄甘地等活動。所以，學界從一開始就把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教教派主義等同起來。
印度獨立後的尼赫魯時期（1947—1965），由於教派主義的名聲很壞，也由於聖雄甘地和尼赫魯等一批獨立運動領導人具有崇高的威望，加上甘地主義和尼赫魯思想深入人心，印度教民族主義受到抑制，沒有爆發的機會。
尼赫魯的世俗主義思想“是在西方近代世俗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以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為指導，以印度現代社會的國情為依據，以國家的統一和改善民眾生活為根本宗旨，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世俗主義學說。”[2]他強調必須把印度建成一個世俗的國家，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不給任何教團以特權。他還批判教派主義，認為教派主義的危害在於破壞國家的統一，破壞民主，反對社會和經濟改革，並煽動暴力製造衝突。由於尼赫魯堅持世俗主義原則，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促進了社會的平等和進步，也有力地抑制了教派主義思想和教派衝突。
但是，到尼赫魯執政的末期，印度的教派主義逐漸抬頭，教派衝突日益增加，而到了後尼赫魯時期（1966—1990），教派主義則大舉回潮，教派衝突也更加激烈。印度教派主義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歷史原因。印巴分治時的大仇殺為以後的印回衝突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稍有風吹草動便會冒頭。第二是國際原因。1978年，所謂的“伊斯蘭革命”在伊朗成功，伊朗全面伊斯蘭化的同時還提出“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公開號召“輸出伊斯蘭革命”[3]。從那以後，整個伊斯蘭世界異常活躍，成為世界政治和安全熱點的最大產出地。印度在地緣上緊靠著伊斯蘭世界，尤其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滋生，並不時向印度滲透。這就從外部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義情緒。第三是國內原因。政治上，教派主義組織和政黨相互利用導致教派衝突。1977年，國大黨自獨立以來第一次由執政黨淪為在野黨。在教派勢力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執政危機的出現使國大黨為了達到長期執政的目的，不惜違背世俗主義原則而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與一些教派主義的政黨和團體建立了緊密的聯繫。英·甘地和拉·甘地還在某些不適當的場合發表違背世俗主義原則的言論[4]。執政黨的失誤必然導致全國教派主義情緒的增長。經濟上，不同教派的利益衝突往往導致教派主義情緒惡性發展。1984年北方邦莫拉達巴德的印回流血衝突的起因就是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爭奪銅器製造業的優勢地位而引起的[5]。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是宗教的原因。不管是什麼宗教，也不管它多么溫和、寬容，總有排他性。印度教也一樣，有溫和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有寬容的一面，也有狹隘的一面；有主張非暴力的一面，也有主張暴力的一面。在一定條件下，其偏激、狹隘、主張暴力的一面便會膨脹。教派情緒的激化和教派衝突的加劇與教派主義回潮形成了彼此呼應和互動的關係。
印度教民族主義在教派主義回潮中起主導作用。
國民志願服務團
1925年，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堅定追隨者K·B·海德蓋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1889—1940）組建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
國民志願服務團在印度獨立後雖三度被禁，但都能東山再起，並迅速發展。原因大約有三：第一，印度是一個實行西方式民主國家，各種言論、主張、組織都可以得到充分理由自由存在；第二，印度社會上存在著該團的社會基礎，主要是那些印度教的頑固派；第三，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使印度傳統文化有了空前的危機感，該團的思想正好代表了這種傳統文化的反抗。
國民志願服務團培養出許多骨幹，並由這些骨幹創建了若干個政黨和組織，它們被稱為“團家族”成員，而該團則被認為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源泉”。關於該團的發展歷史和思想理論，可參見前文提到的朱明忠的論文和邱永輝《印度世俗化研究》一書第六、七兩章[6]，本文要重點討論的是該團最近幾年的思想政治表現。
志願團第二任“團首領”[7]戈爾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在印度獨立後調整了鬥爭矛頭，他在《思想集成》一書[8]中提出，國家的危險來自三種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共產主義者，並以三章的篇幅分別論述。薩瓦卡和戈爾瓦卡的思想成為志願團的指導思想。
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一貫聲稱自己是文化組織，是社會服務組織，但是，從它誕生伊始，就與暴力有密切關係，因而時常被指責為法西斯主義。印度改革開放以後，志願團不大直接出面參與暴力活動，但“團家族”成員卻經常在教派衝突中衝鋒陷陣。印度1992年出現了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印回教派衝突，即著名的“阿約迪亞寺廟之爭”。這一事件的操縱者和鼓動者就是國民志願服務團及其家族成員世界印度教徒大會和印度人民黨。這一事件影響巨大，到2002年，又引發了古吉拉特邦大規模流血事件，其經過及原因，可參見拙文《2002年印度教派衝突剖析》[9]。除了“寺廟之爭”，“團家族”成員還積極參與了一些爭奪信徒、搗毀基督教堂等事件。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不良影響，也都直接或間接與志願團有關。
2000年3月10至12日，國民志願服務團全印代表大會在那格普爾召開。會上推舉出新的領導班子。新任（第五任）“團首”為K·S·蘇大山（Kuppahally Sitaramaiyya Sudarshan），新任總書記（Sar Karyawah）為莫漢·吉·巴格瓦特（Mohan Ji Bhagvat）。後者在會議閉幕後對記者說：“現在，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大門將向所有宗教的人們敞開。團將為播種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種子而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團結在印度教特性的範圍內。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本也是印度教徒，但他們現在信仰著別的宗教。”“印度教特性這一思想體系的目標是，為了國家的進步和發展而向人們灌輸民族主義精神。”“志願團第一步要做的是，為揭示印度教社會的真實形象而團結起印度教徒。由於現狀的不幸，印度教社會的形象惡化了。第二步要做的是，把其他宗教的人容納進志願團。有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先就與志願團緊密聯繫在一起。”[10]這番言論集中反映了該團現行的思想路線和行動綱領。
3月15日，新任“團首”首次接見印度人民黨機關報《組織者》（Organizer）的記者，重申志願團的宗旨和指導思想。他說：“這（印度）是一個以宗教為基礎的印度教國家。其標誌是一個祖國、一種文化、共同遺產和多樣統一。”“印度正處在過渡期，印度在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因此必須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行為規範。”“那些反對印度教的勢力早已聯合起來，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在進行一場鬥爭：印度教社會要崛起，而反對印度教特性的勢力要把它壓下去。這場摩訶婆羅多（大戰）正在進行，一方是支持印度教特性的力量，另一方是反印度教特性的力量；一方想在印度教思想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的生活，發展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另一方卻在致力於保持和延續迄今為止一直存在的各種混亂。”“我們的觀點是，整個印度教社會是我們的，我們必須把整個印度教社會組織起來，因此，所有印度教徒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不管他在哪個政黨里。”他還直接把矛頭指向印度的左派，說“在印度，那些把自己說成是共產主義者的人，只不過是靠政權支撐在那裡。我說過多次，就像壁虎的腦袋被碾掉尾巴還在搖動一樣，共產主義在其原產地已經土崩瓦解，卻還在印度搖著尾巴。”[11]。
2000年10月13至15日，志願團在阿格拉舉行成立75周年慶祝大會。會上和會後，蘇大山多次強調“伊斯蘭教的完全印度化和基督教堂的本地化是必須的”。他說，“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應當承認，他們也屬於印度教傳統，他們應當接受印度文化……90%的印度尼西亞穆斯林的祖先是印度人，他們至今還讀《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至今沒有丟棄印度教傳統。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印度的團結才能加強。”[12]他還說，“堅持印度教思想和本土化原則國家才能更好地發展；走美國和俄羅斯的思想路線，印度就不能前進。我們必須把本國文化、傳統和習俗納入視野，然後走自己的發展道路。”“西方國家和歐洲的文化是個人主義的，而印度的思想永遠是以家族和群體為基礎的，其中有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的思考。印度教特性的思想不僅可以為我國，也可為全世界指明道路。”他一再號召“全國所有階層都向國家的主流靠攏”，說“只有印度斯坦是在民族性問題上受困擾的國家。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承認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教徒的問題上不應當有任何異議。”[13]
由以上言論可以看出，志願團的新任領導集團仍然堅持著該團最初要建立“印度教國家”的宗旨，堅持“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其戰鬥鋒芒仍然指向世俗主義和左派勢力，指向在印度影響較大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所不同的是，他們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14]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的策略，提出了“志願團的大門向所有宗教開放”和“各階層向國家主流靠攏”的口號。這些策略和口號反映出該團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的細微變化，至少比以前有所緩和，比起那種一味排斥異端、與其他宗教不共戴天的宗教極端分子的觀點更是有所進步，這是印度社會現實逼迫的結果，是時勢發展所使然。但實質上還是以我為中心，以印度教文化為主流，要用印度教去同化其他宗教。他們不反對甚至接受了“印度特性”這一廣義而中性的提法，但在他們看來，這與“印度教特性”的提法沒有什麼兩樣[15]。所以說，國民志願服務團所堅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並沒有大的發展變化，仍然是一條極右的思想路線。這樣的思想路線顯然不符合印度的國情，也不符合印度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
印度人民黨
與志願團相比，作為“團家族”成員之一的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顯然要溫和得多，而且近年來的發展變化也比較大。該黨成立於1980年，首任主席是A·B·瓦傑帕伊，第二任主席是L·K·阿德瓦尼，第三任主席是M·M·喬希，現任主席是班加魯·拉克斯曼（Bangaru Laxman）。他們都曾是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成員。印度人民黨利用“寺廟之爭”迅速崛起，1996年擊敗國大黨而成為印度第一大黨，並最終於1998年上台執政至今。對於印度人民黨崛起原因的分析，筆者同意邱永輝先生的意見，即除了政治手段和社會原因以外，關鍵是其思想觀念的勝利[16]。那么，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觀念是什麼，它的思想觀念為什麼會取得勝利呢？
毫無疑問，印度人民黨堅持的是志願團“印度教特性”的理念，但在解釋這一理念時卻表現出較大的溫和性、包容性和靈活性。首先，該黨在1996年的競選綱領中正式提出“文化民族主義”的原則，1998年的競選綱領再次強調說“印度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核心就是印度教特性”。也就是說，該黨既堅持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基本點，又把它大而化之，淡化其教派色彩。堅持“印度教特性”，可以把原有的追隨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起到穩定內部的作用，同時還可以爭取占印度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徒的支持；淡化教派色彩，有利於爭取更多選民，包括其他宗教信徒的支持。其次，承認印度文化的多元性，承認其他宗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瓦傑帕伊在2001年的新年獻詞中指出：“除了羅摩，還有不少偉大人物和聖地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象徵。不管是阿季梅爾的王宮，還是德里尼扎姆丁·奧里亞的清真寺，也不管是阿姆利則的金廟，還是果阿的聖弗朗西斯教堂，都是我們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的驕傲象徵。”[17]第三，執政後的印度人民黨遵循了憲法的世俗主義原則。如，在對待教派爭端問題上比較客觀和冷靜，主張按憲法辦事，而不是煽動教派主義情緒。瓦傑帕伊政府在解決2002年教派衝突時比較公平果斷，很快控制住局勢，及時制止了一場可能爆發的更大規模的暴力衝突。第四，在經濟上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思想。為此，印度人民黨頂住了國民志願服務團等保守勢力的壓力，高舉民族進步的旗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有評論認為，印度人民黨“在西方化的競爭中已經把其他政黨遠遠地拋在後面”，“從根本上放棄了印度文化的原則精神，而企圖把印度建設成西方意義上的強國。”[18]這就從反面證明，印度人民黨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是走在全國最前列的。
這樣，以瓦傑帕伊為代表的印度人民黨的“文化民族主義”就與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拉開了距離。儘管印度人民黨這一系列思想和實踐每天都在遭受反對黨以及各界評論者的批判，但客觀地講，它無疑比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思想原則更符合時代的要求，更符合印度的國情，更有利於印度的穩定與發展。這是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觀念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這是一。其二，這一思想路線比起尼赫魯的世俗主義來當然顯得偏右。但是，它的基本著眼點是印度教徒這一印度最大的社會群體和印度教文化這一在印度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兼顧了其他社會群體和文化傳統。在遭受現代西方思潮巨大壓力而傳統文化強烈反彈的情勢下，該黨的思想路線得以與尼赫魯的世俗主義原則大體上並行不孛。這是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觀念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其三，印度中產階級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印度經濟改革中迅速崛起，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路線代表了他們要求民族復興、把印度建設成世界大國和強國的願望。這也是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路線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對於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路線，我國學術界的看法比較一致，認為本質上就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或者說是一種溫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但最近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對於印度教民族主義應當具體分析，應當分階段加以研究，應當對其現代性的一面給予充分的肯定，“僅僅將印度教民族主義理解為教派主義是不恰當的。不具備民族宗教主義實質內涵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極端傾向與印度教民族主義本身不能簡單等同。雖然印度教民族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表現出極端主義傾向，但是，這更多的是面對現代性壓力的傳統的慣常反應。當這種反應同印度教民族主義轉化傳統，而不僅僅是回歸傳統的思路結合起來時，我們不能不認為這種極端主義傾向不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更不是全部內容。印度教民族主義正在通過日益強化的國家主義路線表現出更加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立足於主體印度傳統，在轉化傳統的過程中開拓一條現代印度發展之路。”[19]受到這一觀點的啟發，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路線還是不是原先意義上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或者反過來說，印度人民黨還是不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代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和討論的課題。
但無論如何，執政後的印度人民黨的思想路線代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或者權且把它叫做“文化民族主義”階段。它一方面要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堅持憲法規定的世俗主義原則，以穩定社會和提高民族自信，爭取儘可能多的民眾支持；另一方面還要顧及國家印度教徒占絕大多數的現實，確保獲得最基本的政治支持率；同時它還必須堅持推動改革進程，在吸收現代文明的過程中確保印度文化傳統繼續發揚光大。可見，印度人民黨所走的路會是多么艱難和漫長。
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文化的發展趨勢
目前，印度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處在傳統與現代交錯的痛苦過程中，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各種思想紛紛亮相，這種混亂而活躍的動態使局內人和局外人都很難洞察其中的奧秘，許多問題一時說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印度的改革開放已如離弦之箭，一發而不可收。改革不僅是在為國家為民族尋找經濟出路，也是在為國家和民族在尋找文化出路。因為文化的一成不變會導致社會的保守和凝固，固守傳統必將導致民族活力的喪失。當然，隨著改革力度的加強，各種思想的衝突會更加激烈，但這並不可怕，印度文化的基本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不會出現印度教文化吃掉伊斯蘭教文化的局面，也不會出現基督教文化壓倒印度教文化的局面，但人們的一些陳腐觀念必須更新，一些社會陋習必須改變。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頑固派如果不修正自己的思想路線，勢必被歷史所淘汰。而其溫和派，或者說是以印度人民黨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則基本能夠順應歷史潮流，繼續走探索和革新之路。
目前，印度遠遠沒有統一的意志、沒有能號召全民族的權威思想家和宗教家，事實上今後恐怕也很難產生像甘地、尼赫魯那樣具有全國號召力的思想家。因此，在現階段，在國大黨走下坡路而其他政黨又難成氣候的情況下，印度人民黨便得到了一個施展其政治抱負的良好機遇，其“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路線也在印度思想界呈現論亂狀態時贏得較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而“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本身，也將在今後的改革實踐和社會變動中經受考驗，並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從長遠看，印度民族的凝聚力會進一步加強，印度文化也將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
總之，在印度，多種文化相互融合，多種宗教和平共處，是其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我們應當相信印度民族的能力，相信其智慧，相信他們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最終實現印度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
[1] 載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亞太地區發展報告》第二號，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
[2] 朱明忠：《尼赫魯》第177頁。
[3] 陳嘉厚：《現代伊斯蘭主義》第13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4] 邱永輝、歐東明：《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12—214頁，巴蜀書社，2003年。
[5] 林承節：《印度獨立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史》第553頁。
[6] 邱永輝等：《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08—308頁。
[7] 志願團的最高領導人被稱為“團首領”（Sar Sanghchalak），以下簡稱“團首”。
[8] M. S. Golwalkar, Bunch of Thoughts, Bangalore, 1966.
[9] 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亞太地區發展報告》第三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0] 2000年3月13日《覺醒日報》報導《團的大門向所有宗教敞開》。
[11] 見2000年3月16日《印度斯坦報》和《國民柱石報》的記者報導。
[12] 拉姆蘇江·阿馬爾：《志願團印度化的含義》，載2001年3月5日《印度斯坦報》。
[13] 見2000年10月20日《人民政權報》的記者報導。
[14] “穆斯林印度化”的提法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現在是老調重彈。
[15] 吉坦·塔庫爾：《印度特性的花蕾》，載2001年4月2日《國民柱石報》。
[16] 邱永輝等：《印度世俗化研究》第242頁。
[17] 瓦傑帕伊：《向美好明天前進的時刻》，載2001年1月2日《覺醒日報》。
[18] 巴拉特·瓊瓊瓦拉：《印度人民黨的印度特性》，載2000年9月29日《新印度時報》。
[19] 周陳：（碩士論文）《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第5頁，2003年5月於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