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新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並不是冷戰後的新生事物，而是與民族(指與近代主權國家相伴而生的現代民 族)這一歷史產物同在的一種文化現象。然而，在歷史發展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必須要國 際社會的全力協作方可解決的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卻像一場傳染病，突然以令人 瞠目的力度迅速蔓延全世界。當前，新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內迅速蔓延，已發展成 為全球性的問題。
簡介
一、對“民族主義”概念的理解
(一)對“民族主義”概念的解釋。民族主義通常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對本民族的認 同、歸屬、忠誠的強烈思想意識和實踐活動，是思想、學說、運動的統一。古今中外對 其闡述、解釋不計其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
《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說，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論述，“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狹隘 的民族意識，是一種對自己民族的偏愛。民族主義是可以分為進步與反動的兩種類型的 ，但從本質上講，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觀的核心，因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會隨 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逐步消亡。”(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頁；《 列寧全集》第22卷，第319頁。轉引自陳曉律、李永剛：“當代民族主義及其未來趨勢 ”，《史學月刊》，1998年第6期。)
西方社會學大師馬列克斯·韋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情緒”，是“一種情感的共 同契約，它的適當表現是企望組成一個自己的國家，因此它一般有助於這樣一個國家的 誕生”(註：轉引自張建華、李鳳飛：“作為一種世界性潮流的民族主義”，《世界經 濟與政治》，1996年第1期。)。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 則，它堅持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必須一致”，並斷言，“沒有現代的國家政權，就沒有 民族主義問題”。(註：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em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康乃爾大學1983年版，第1—5頁。轉引自陳曉律、李永則 ：“當代民族主義及其未來趨勢”，《史學月刊》，1998年第6期。)
英國著名右派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贊同蓋爾納所下的定義，認為“民族主義並 不是表達民族認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愛國主義的唯一形式。我們務必要將排他性的 民族主義或右派運動(它們自認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會認同)和民族/公民及社會 意識等複合概念(在現代社會，這乃是各類政治認同的培養劑)區分開來，這一點非常重 要。”(註：【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43頁。)
(二)民族主義基本形態。一般認為，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與公民民族 主義(civic nationalism)是民族主義諸多形態中最基本的兩種。
1、族裔民族主義主要是一個文化層面的概念。它從強調血緣、人種和語言等因素，逐 漸轉向某個特定族裔的傳統與文化。族裔民族主義者所認同的文化是族裔共同體經過人 為選擇、加工，抑或虛構出來的東西。(註：戴曉東：“淺析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 主義”，《現代國際關係》，2002年第12期。)在狹義上可以被理解為種族或語言的群 體(racial or linguistic group)；在廣義上，族裔指的是種族、語言、宗教、部落或 階層等歸屬性的群體(ascriptive group)(註：參見ashutosh varshney,“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india beyond”,world politics,vol.53,no.3(april 2 001),pp.328—329.)
2、公民民族主義主要是一個政治層面的概念。它強調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義務與信 仰，其基礎是共同的法律和公共文化。它也是西方進入現代工業化社會後的產物。康德 指出，從個人觀點看，如果人們生活在一個有法律強制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就是公民社 會，而它的整體就成為國家。(註：李梅：《權利與正義：康德政治哲學研究》，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頁。)在當代，人們一般把公民社會理解為一個介於 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對任何人都開放的、來去自由的公共領域。
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都是現代社會中文化與政治合流的產物。公民民族主義 藉助政治與法律，統合不同的族群，實現公民的普遍權益與民族的團結。雖然它也有文 化訴求，但在更深層次上卻是一種政治情緒，流露著濃厚的政治色彩；族裔民族主義訴 諸歷史與文化，抵禦他者，維護族裔的特殊性。雖然它與政治權益鬥爭存在某種聯繫， 但主要卻是一種文化思潮，展示出鮮明的文化品性。
二、20世紀以來三次民族主義浪潮回顧
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思潮和社會實踐活動，起源於以法國大革命為標誌的18世紀末 的歐洲。(註：霍布斯鮑姆：《1780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劍橋1990年，第3頁。)19世紀是民族主義繼 續在歐洲擴散、確立和京嬗變時期。20世紀是民族主義在東方取得勝利並在世界範圍內 全方位多元化發展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普遍興起，並有了深 度和廣度上的發展，給歐洲殖民體系以沉重打擊。(註：趙立坤：“20世紀民族主義浪 潮試論”，《湘潭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這是第一次民族主義浪潮。
二戰後湧起了20世紀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在東方，20世紀50年代中期，亞非兩洲獨 立國家大批湧現，至60年代末，新獨立的國家已有69個，此後增加到120多個。大批民 族獨立國家的建立，造成了歐洲殖民帝國的土崩瓦解。東方民族主義取得的決定性勝利 ，為整個第三世界的崛起和發展準備了前提條件；在西歐，民族主義呈現出由嬗擅變向 回歸的轉化。此外，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法國“戴高樂主義”，60年代聯邦德國的“新 東方政策”，強烈地反映了法德要求擺脫美國控制，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的主旨； 而40年代末的蘇南衝突、50年代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也都是民族情緒的宣洩，對強制推行蘇聯模式的拒絕和尋找符合本民族國家發展道路 的嘗試。(註：趙立坤：“20世紀民族主義浪潮試論”，《湘潭大學學報》，1998年第1 期。)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為源頭，興起了20世紀第三次民 族主義浪潮，即新民族主義巨浪。其勢頭迅疾而猛烈，造成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 伐克3個聯邦國家相繼解體，一批新獨立主權國家隨之出現，鏇即蔓延全球，各地民族 紛爭迭起，硝煙瀰漫，世界為之多變多亂。
三、新民族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誘因
新民族主義依然以冷戰、兩大意識形態鬥爭結束為其產生的歷史大背景。蘇東劇變和 冷戰結束後，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對抗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國際陣 線界限淡化，各國政府開始更多地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發制定內外政策。但 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的實踐表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並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藥， 恰恰相反，上述國家出現了深刻的社會、經濟危機。在這種形勢下，長期被壓制和掩蓋 的民族主義意識得以復活並日益表面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繼而成為許多國家的新宗 教”。許多民族紛紛從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支柱，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過分推 崇引起了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隔閡與離異，構成了多民族國家內部非主 體民族謀求民族分離的內在精神動力。
然而，眾多學者都把新民族主義的產生根源歸結為全球化的發展。普遍認為，風雲聚 匯的20世紀在整體化、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塑造了民族主義。
(一)經濟全球化收益的不對稱性是開發中國家新民族主義產生的主要根源。(註：徐文 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期 。)經濟全球化強調“巨觀經濟政策的一體化和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以及成員國之間的 自由貿易”。(註：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04頁。)從 理論上講這樣的經濟運行模式對各國都是公平的，而且應該產生“雙贏”的結果。但從 經濟運行市場體系考察，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它是在不平等前提下所謂的自由平等競 爭。首先，表現為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仍在主導世界市場：存在著不合理的國際 分工體系，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必然導致開發中國家長 期處於被動的依附地位，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及利潤日趨萎縮，在收益上與已開發國家產 生不對稱性，從而引發民族主義。其次，已開發國家操縱市場遊戲規則，對開發中國家巧 取豪奪。一方面，已開發國家不顧開發中國家的實際國情，從利己主義出發制定和推行有 關市場規則；另一方面，在開發中國家經濟困難時，它們採取掠奪性政策。如在東亞金 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切實際地要馬來西亞等國進一步向西方國家開放市場。 其結果是國際銀行機構得到巨額補貼，而受援國的金融機構、公司紛紛倒閉。
(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導致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註：徐文付：“從經濟全 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期。)經濟發展不平 衡性主要表現為：第一，在實力相當的國家中，發展快的國家由於優越感、驕傲而可能 產生民族主義情緒，而發展慢的民族國家則可能激起仇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民族情緒。 20世紀70—80年代，美日兩國在經濟上較量、在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抨擊，經濟強勢的日 本一改往日唯美是從的形象，激烈抨擊美國，變成了“敢於說‘不’的日本”。第二， 經濟發展不平衡性促使某些國家為獲得世界政治地位而追求民族主義。在經濟全球化的 進程中，經濟實力是評價綜合國力或一國政治地位的極為重要的指標。一些處於經濟低 谷的國家，由於不能釋懷往日的“大國情結”，而追求民族主義來平衡經濟的不足，以 期在世界或地區事務中爭得更大發言權。經濟欠佳且在國際政治中長期“默默無聞”的 印度，為“重振國威”，曾在一個月內進行5次核爆炸，挑起南亞核危機便是一例。第 三，這種發展不平衡性促使各民族國家為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優勢而爭奪有限的國際市 場和資源的控制權，從而極大地刺激了民族主義。
(三)經濟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構是新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又一誘因。(註：徐 文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 期。)經濟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體系已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梯度差。美國威斯 康星大學著名國際政治學教授thomas j.mcconmic將此分成核心國、邊緣國和半邊緣國 家3部分。核心國家控制高技術，得到高利潤；邊緣國僅僅提供原料和農產品，所獲利 潤最低；半邊緣國家技術與利潤居於兩者之間。(註：thomas j.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ere/london,1989,pp.3—4.)這3個層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 、文化、移民在不同層次國家之間流動的“勢能”，這種流動過程，誘發了新民族主義 的產生。從政治上說，一方面西方已開發國家以直接插手的方法，干涉開發中國家內政， 引起開發中國家的民族主義反抗情緒或相互仇恨；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藉助經濟全球化 中的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間接侵蝕開發中國家主權，引起民族主義反抗。從文化方面講 ，西方國家極其重視文化對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並積極實行文化殖民主義。從移民情況 看，邊緣和半邊緣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緩慢，就業率低且待遇較差，從而形成了移民“高 壓區”。核心國家則因經濟發展快，就業機會多，待遇好，而成為移民“低壓區”。西 方人日益擔心，移民由“高壓區”源源不斷地向“低壓區”流動，“會搶走他們的工作 ，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註：【美】塞 繆爾·享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頁 。)因此，當移入國經濟不景氣時，就會產生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產生種族歧視 和暴力行動。另外，移民自身也有民族主義傾向。一方面，由於受排外情緒影響，移民 無法融入所在國主體社會，他們必須以民族主義為紐帶團結起來，以求生存；另一方面 ，有些移民不願被同化，他們借民族主義以求保持自己的文化、宗教等民族傳統。如歐 洲的穆斯林移民就始終游離於主體社會之外，而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則堅持保持對墨西哥 的認同感。(註：徐文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 關係》，1999年第9期。)
四、當前民族主義新特點
與20世紀前兩次民族主義浪潮相比，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更具多樣性、複雜性。其主 要特徵為：
(一)民族主義空前全球化。首先表現在各主權國家在對外關係上更加強調國家、民族 利益，政策上的獨立性明顯增強，而不像過去那樣受到聯盟和集團的制約。東歐國家對 待北約的態度，法英對歐共體的立場，美、日、俄、韓對朝鮮半島主導權的爭奪，英、 法、德、美、俄在巴爾幹和中東問題上的不協調以及地區集團之間在貿易問題上的嚴重 對壘，均從一個側面說明各國對外政策中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其次，民族主義作 祟的衝突遍及全球。從硝煙瀰漫的巴爾幹到排外醜聞和自治口號迭出的中西歐；從種族 隔離制度尚未根除的南非到部族衝突迅速蔓延的撒哈拉以南的廣大地區；從新近滋生出 來的“伊斯蘭衝突弧帶”到存在年頭久遠的南亞“熱點群”；從表面上相對平靜的東北 亞到領海爭端風波乍起的東南亞；從最貧窮的黑非洲到最發達的美國、加拿大……地球 上幾乎所有角落均能找到民族標識的鬥爭和摩擦。(註：張樹青：“關於當前民族主義 現象特徵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二)民族國家單質化傾向嚴重。據估計，全世界大約有5000多個少數民族或種族想使 自己成為國家的民族，有260多個非主權民族或非主體民族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注 ：轉引自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53頁 。)現在還不敢斷言這種“想法”和“可能”將來是否會全部變成現實，但是目前的沖 突至少已產生了這樣一個結果或證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國家和民族正在進一步重合， 民族國家單質化傾向日趨嚴重。具體分析當前的諸多熱點，不難發現全球內的所有民族 標識的摩擦和衝突中的絕大多數可歸入以下兩大類型：其一是多民族國家內民族自治和 獨立。這在前蘇聯、東歐、巴爾幹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先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聯邦基本上以民族為標識的裂變——蘇聯一分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 南聯邦一分為五，國家越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之後是在新分裂出的國家中，出現了 又一輪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車臣問題，摩爾多瓦內江，哈薩克北部地區摩擦，格魯 吉亞南奧塞梯危機，波赫內戰，克羅埃西亞內戰。此外，斯里蘭卡內戰，厄利垂亞獨立 ，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南非祖魯人問題，英國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離， 法國科西嘉島自治等等，均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其二是跨國民族引發的衝突。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國的庫德人的獨立 鬥爭是這3國摩擦的焦點。3國中任何一方都不願看到庫德人政權的建立，因為這意味 著自己一部分主權的喪失和地區力量的失衡，但是由於各方對待庫德人的步調和方式 又不盡相同，有的甚至還想把庫德人當作一粒對付鄰國的政治棋子，3方又誰也完全 制止不了庫德人的獨立鬥爭。與上述問題相似的還有西非的埃維族，中東的巴勒斯坦 人等等。跨國民族問題的另一類型是由於多民族國家中的非主體民族向母體民族國家( 往往是鄰國)的靠攏，和母體民族國家以保護民族利益為說辭的對境外同胞的拉籠和庇 護而導致衝突和緊張。波赫內戰與其鄰國具有直接的關係。塞族的最終目標是與塞爾維 亞共和國合併，而克族則是想回到克羅埃西亞共和國的懷抱。馬其頓共和國與周邊國家關 繫緊張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希臘與馬其頓共和國不和是因為希臘認為“馬其頓 共和國”這一國名與希臘北部馬其頓省有相重之處，馬國旗上的圖案和某些憲法條款“ 有凱覦希臘北方馬其頓省領土之嫌”。保加利亞雖承認馬國獨立，但不承認馬其頓民族 和馬其頓語的存在，並強調“保境內的馬族人就是保族人”。阿爾巴尼亞則以馬境內阿 族人的母族國自居，要求馬尊重馬境內阿族人的民族權利，並支持馬境內阿族人“搞分 裂活動”。此外，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關於納卡州之爭，羅馬尼亞境內匈牙利人的分離 ，摩爾多瓦境內德涅斯特地區的鬥爭以及中亞、中東、非洲地區的很多衝突也均屬這一 類型。(註：張樹青：“關於當前民族主義現象特徵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 996年第3期。)
(三)民族衝突往往與宗教分歧、領土爭端以及派別鬥爭交織在一起。從另一個角度看 ，為世界所關注的塔吉克斯坦內戰、車臣問題、波赫內戰、阿以衝突等等都與宗教民族 主義、信仰分歧有關係。大量中東穆斯林自願到波赫、車臣參加對塞、克和對俄的作戰 就是很好的說明。至於領土糾紛，則更是民族摩擦的重要內容，因為民族一般是與一定 的地域相聯繫的。阿以衝突當然不光牽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問題，而且也牽扯一些地區 的歸屬問題。同樣，俄羅斯同哈薩克斯坦關於哈北部地區的分歧，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關於納卡州的鬥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的衝突，領土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此 外，在阿富汗、索馬里、蒲隆地、葉門、阿爾及利亞、賴比瑞亞、盧安達、安哥拉等國 家或地區的民族衝突中，派別鬥爭則明顯構成了一個重要因素。在1999出版《上帝腦海 里的恐懼：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級》一書的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馬克·於 爾根斯邁爾指出了尤其能對全球穩定構成威脅的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純宗教性的民族主 義，主要是種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種是意識形態性的宗教性民族主義。他解釋說： “由於其變化不定的性質，使這兩種民族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對國家構成了威脅。”( 註：“民族主義爆炸”，委內瑞拉《國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 12月30日電。)
(四)新民族主義長有多張面孔。與遍地開花的民族衝突相一致，當前民族主義思潮也 呈現出了一種林立局面：從西非、北非、中東、中亞、南亞的宗教原教旨主義(伊斯蘭 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義思潮(泛突厥主義，泛哈薩克主義，泛蒙古主義，泛阿拉伯主 義等)到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和德國、義大利的新法西斯主義，日本中心論……，真可 謂“百花齊放”。正如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在1999年初所說：“民族主義已不再那 么千篇一律，不總是朝著極右的方向傾斜。如今它就像一頭繁衍能力極強而又狡猾的野 獸，有好多的面孔，總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舉動。”(註：“民族主義 爆炸”，委內瑞拉《國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12月30日電。)
五、對新民族主義的評價
眾多學者專家對新民族主義進行了總結和評估。其主要觀點有：
(一)民族主義問題的國際化、暴力化以及民族和宗教勢力連為一體是新民族主義浪潮 發展的基本趨向。從波赫戰爭到科索沃戰爭、車臣戰爭，清晰地表明民族分裂主義和宗 教勢力合二為一、結成連體的特徵。民族分裂主義藉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感召力 ，組織起跨國跨地區的“敢死隊”，開赴民族分裂戰爭的戰場上，促使了民族問題的國 際化和暴力化。
(二)民族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物質利益分配不平衡將成為民族衝突最可能的源泉 。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體，追求國家利益是國際衝突的原因和本質。兩次世界大戰 如此，兩極格局下的東西方衝突實質上亦是如此。國家利益包括政治經濟安全等重要內 容，冷戰期間國家利益表現為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國際關係中表現為東西 方衝突；隨著兩極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減弱，經濟物質因素占據了更重要的 地位，因此，這時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義與經濟因素的結合體，而國際關係中南北關係 更為重要。以物質利益關係主導的定位，意味著未來國際衝突取決於各國物質經濟利益 的消長。正如保羅·甘迺迪所言：大國軍事衝突的勝敗“取決於該國在實際衝突發生前 幾十年間，同其他領先國家比較而言的經濟上的興衰情況。”(註：【美】保羅·甘迺迪 ：《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21世紀將是世界進入激烈的 經濟實力角逐的世紀。(註：趙立坤：“20世紀民族主義浪潮試論”，《湘潭大學學報 》，1998年第1期。)
(三)應當積極尋求解決新民族主義提出問題的辦法。在1999年出版《上帝腦海里的恐 懼：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級》一書的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馬克·于爾根斯 邁爾預言，鑒於這些具有威脅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將在21世紀繼續下去這一趨勢，應該堅 持尋求解決辦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動盪的辦法。幾十年以前，曾經採取 過一些考慮到當今世界不能為控制這些組織而使人權受到踐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 謂的“非同化性調停”，即在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條件下，改善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條 件。另一項措施是“夥伴關係”，在這種體系中，與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權力。在這些國 家，還曾經創建過一種聯邦體制，這種體制可以提高夥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 體的活動範圍。儘管這些模式已經付諸實踐(在北愛爾蘭、西班牙、塞爾維亞和黑山)， 但現實表明這並不是有效的解決辦法。于爾根斯邁爾提倡“一種多國解決辦法”。為此 ，他建議加強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力量，並且批評了華盛頓和北約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 “因為人們不信任美國，而且理由很充分”。(註：“民族主義爆炸”，委內瑞拉《國 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12月30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