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種類
Nan-Beichao jintongfo zaoxiang南北朝金銅佛造像
gold and bronze Buddha statu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中國南北朝時期鑄造的小型單體鎏金銅佛像。主要供奉於佛寺或宮中,包括佛、弟子、菩薩、天王、力士、諸天等形象,間或也指鍍金錘像。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有了深入而廣泛的傳播,不同地區、各種類型的金銅佛造像,與時代的變遷一道,愈益具有中國的特色。
基本特點
南朝和北魏金銅佛造像 南朝金銅佛造像傳世不多,現存兩件是宋文帝元嘉十四年 (437)和二十八年鎏金佛像,可為其早期代表。其中如元嘉十四年韓謙造坐佛像,通肩衣、禪定印、舉身舟形大背光等,仍具有犍陀羅造像作風。但背光上飾火焰紋、四足方座上加一層束腰須彌座、較規範化的衣紋以及優雅的面容等特點,是新出現的因素。這是以戴逵為代表的南朝造像藝術在金銅佛造像上的反映。北魏金銅佛造像年代較早者,為太平真君元年(440)朱雄造坐佛和四年范申造立佛像。 後一像立於四足方座,座上設低圓蓮座。通肩衣紋隆起,採用平行雙重線,衣褶隨身體起伏。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該像具有後期犍陀羅造像作風,又造於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滅佛事件前,說明北魏初期佛教藝術的主要來源,是西域印度式(或稱涼州式)佛像,這與南朝造像有著明顯的區別。存世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間金銅佛造像很多,大多造型樸拙,形體肥壯,是北方造像的共同點。這種特點,在6世紀初景明、正始、永平銘諸像上,仍保持其餘勢。新造像形式,大約在延昌(512~515)年間已露端倪。現存美國大都會美術館的正光五年(524)新市縣午猷為亡兒造彌勒像, 通高77厘米,包括一立佛、二立菩薩、二思惟菩薩、四供養菩薩、二力士、十一飛天、二博山爐、二獅子。該像鑄造繁雜,造型精美,保存完整,是現存北朝金銅佛造像中的佳品。各軀造像及佛座、背光等,分別用插榫連線,說明是分體鑄造再合成一像;雕飾精細入微,遠勝於大型石刻作品,充分反映了金銅佛造像的工藝特點。主像彌勒,身著南朝褒衣博帶式大衣,衣褶寬平,衣裙下擺如翼式伸展,平柔直垂。這種衣褶表現,是中國式造像的重大突破。面貌清瘦,瀟灑秀麗。其他脅侍菩薩寶繒飛揚,帔帛交叉,圍繞主像勻整對稱地配置,渾然一體。這種追求形式完整、強調裝飾化的作風,秀骨清像、風神飄逸的造型,正反映出由於孝文帝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因此南朝造像風格影響到北方,上層社會風氣由質樸豪毅轉向優雅繁雜,也是延昌四年胡太后執政後大肆佞佛的產物。從現存造像看,當時河北定州、山東博昌一帶,已成為區域性造像中心。南北交融及區域性造像中心的形成,標誌著中國金銅造像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而且,以正光五年像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樣,不僅與其後孝昌、永安銘諸像無大差別,其影響還迄於東、西魏及北齊、北周造像,形成一種新的風貌。東魏和北齊金銅佛造像 西魏和北周金銅佛造像遺存較少,而保存傳統程式較多。東魏金銅佛造像的特點,一方面表現為繼承北魏晚期造像的某種式樣,同時又顯示了向北齊造像過渡的新作風。現存美國費城大學博物館的天平三年 (536)定州中山上曲陽縣樂家兄弟造彌勒立像,火焰紋背光細密華麗,衣裾擴張有力,面目舒朗,風姿清秀,仍是正光五年像以來的傳統。但身軀比例已發生變動,頭部較小,衣紋較深,面相和身體輪廓更加渾圓,立體感更強。北齊金銅佛造像大都矮壯豐滿,寬肩鼓腰,厚重渾圓,多用圓雕技法。衣紋表現簡潔洗鍊,流麗自然。天保二年(551)觀音立像,有二脅侍菩薩,姿態修直,衣褶下垂外展,圓雕刀法已能顯示身體的凹凸起伏。另一天保七年一佛二菩薩造像,光背上有三體化佛,覆蓮座周飾數隻小象;二菩薩立像,左手上舉,右手下垂,飾瓔珞。佛座一為覆蓮座,一為前呈五角形,後作橢圓形。北齊、北周金銅佛造像,背光多已消失。北齊金銅佛造像中,山西多粗壯,河北較細巧。這一時期造像的顯著共同點,是頭大身小,作橢圓體。造像衣褶已不再追求線條的表現和雕飾的細膩,而在於對造像自身形態、體型的注意。這種力圖掙脫線的造型結構,重在立體解剖的進展,由寫意到寫實的變化,是中國雕塑史上劃時代的一個突進。它標誌著中國北朝後期的鑄銅術已漸臻成熟。北齊造像的價值,正在於它是由北朝造像向唐代成熟期造像過渡期中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