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銅佛造像

用銅或青銅鑄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動的佛教造像,間或亦指鍍金錘像。包括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諸天等形象。在中國大體上是伴隨著佛寺的興盛而發達的,多供養在宮中或佛寺,流行的盛期大致在南北朝至唐代。它在印度起源較早。在中國佛教初傳期多稱金人,其後亦稱金泥銅像。現存的中國金銅佛造像,包括傳世品和出土文物兩大類,其中有些還作為中國早期佛像遺品的代表而聞名。部分精品早年已被盜往國外。

早期金銅佛造像概況

這一階段包括三國、兩晉、十六國時期。相傳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遣蔡往月支國,歸國時即攜回金人──優填王像,但此說似不足信。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大造可容3000人的佛寺,於中“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綿采”,一般認為即是金銅佛像,也是中國造像立寺首次見於記載。現存金銅佛造像均為三、四世紀以後遺品。多著通肩衣,禪定印,四足方座或蓮花台座,舉身舟形大背光。雕法拙樸,衣紋形式化。

中國早期金銅佛坐像

中國現存較早的一件銅佛造像,1956年出土於武昌市蓮溪寺一座磚墓中,在一件鎏金銅帶飾上鏤刻有佛像。佛立於蓮花台座上,有肉髻和圓光,袒上身,披飄帶,下穿裙。該墓出土有吳景帝永安五年(262)鉛地券,說明佛像的時代為三國時期。傳世金銅佛造像中,有幾例出自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但均流往國外。其中後趙石虎建武四年(338)銘造像,是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佛像(現藏美國舊金山市博物館)。此像作禪定印,通肩衣,衣褶自身體中心線向左右相對稱地雕出。佛座為四足方座,座前正中有博山爐,左右各配一獅子。雕法樸素,衣紋形式化,屬早期金銅佛造像的式樣。相傳西北地區出土的夏赫連定勝光二年(429)銘金銅佛像,基本上繼承了建武造像的傳統,手勢、衣紋、佛座等都屬於早期樣式。此外,遼寧省北票將軍山石槨墓出土的一件金飾上,有錘成帶火焰身光的坐佛,兩側有捧物供養人。該墓主人卒於北燕太平七年(415),這是已知北燕最早的佛教造像。傳陝西省三原縣出土的一件金銅菩薩立像(現藏日本藤井有鄰館),可能為十六國末或北朝初年作品。菩薩立於蓮花上,雙腿稍張,面相威嚴,帔帛自肩垂於腕上,手戴臂釧。頭上作寶髻,右手上舉,左手下垂執寶瓶。全身稍感扁平。

西域金銅佛造像

地當印度佛教藝術東傳中國的交通要衝,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外國考古學者在新疆和田(古于闐)劫去的金銅佛造像,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受到注意。其中,1902年日本大谷考察隊渡邊哲信等人劫去的金銅佛頭有兩個。從頸部斷面看,均為圓雕,系與軀幹分別鑄造後再合為一體。一件佛頭圓面大臉,有口髭,長垂耳,前額留有八曜文凹孔,肉髻頂部作成8字形束髻紐。頭部多處有鍍金遺痕。另一佛頭後有平板狀背光。這兩件金銅佛頭,據推定時代約為四、五世紀。瑞典人斯文赫定從和田劫去的一軀金銅佛像,也是佛像與光背分別鑄造的。光背呈圓形,上有尖頭,圓內有六體化佛。據推測此像時代不晚於5世紀初。

南朝和北魏金銅佛造像

傳世的南朝金銅佛造像發現較少,現存兩件宋文帝元嘉年間造像,可為其早期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造坐佛像,通肩衣,禪定印,舉身舟形背光等,仍固守較早的傳統手法。光背飾火焰紋,四足方座上加一層束腰須彌座,衣紋規範化以及較北方金銅佛像為優雅的面容,是此像的特點。另一件為元嘉二十八年劉園造坐佛像,形式同前,唯坐佛左右及頭光上各有一坐佛。

建國後金銅佛造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石家莊市北宋村2號漢墓的擾亂層中,出土銅佛像2軀和佛座、鎏金光背各一件。一佛像結跏趺坐,通肩衣、禪定印,有通身舟形光背,左右各立一菩薩。光背上設圓形華蓋,飾放射狀蓮瓣。另一佛像無光背、華蓋和寶座,也作結跏趺坐,通肩衣、禪定印。這組佛像有人認為可能是後趙遺物。北魏傳世金銅佛像中紀年較早者,一為太平真君元年(440)朱雄造坐佛,一為四年范申造立佛像。後一像立於四足方座上,座上設低圓蓮座,通肩衣紋隆起,用雙重線條表示,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作與願印。該像造於太平真君七年滅佛之前,不同於滅佛後的雲岡石窟造像,因而值得注意。北魏金銅佛除坐、立佛,還有釋迦、多寶並坐像,如傳世孝文帝延興五年(475)、太和十三年(489)二佛並坐像(日本根津美術館藏)。太和二年河間樂成人張賣造彌勒像(日本東京田澤坦氏藏),結跏趺坐,通肩衣、禪定印、四足束腰高方座等仍為古式,頭部比例大,面容似柔和含笑的童子形。現存山東省的太和二年妻劉造彌勒像,做法大體相同。太和八年丁柱造金銅蓮花手菩薩像(現由義大利一私人收藏),採用立姿,兩腿略開,立於四足方座上,身後為火焰紋舟形光背。頭部略大,袒上身,高寶髻,帔帛自雙肩繞至肘部。右手上舉蓮花,左手下放執寶瓶。上述太和式金銅佛像造型樸質、形體微胖之風,在6世紀初的景明、正始、永平銘諸像上仍保持著余勢。大約至延昌年間,出現了新的風貌。延昌二年(513)觀音像(東京私人收藏),帔帛交叉,寶繒自高冠垂於兩脅,全身已不復有扁平感。面貌清瘦瀟灑秀麗。

傳世北魏金銅佛像

多出於河北省定縣附近。同曲陽修德寺所出漢白玉石造像一樣(見曲陽修德寺石造像),這裡的金銅佛像最早亦為神龜年間。 正光五年(524)新市縣(北魏屬定州)午猷為亡兒造彌勒像(現藏美國紐約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通高0.77米,是一組包括一立佛、 二立菩薩、二思惟菩薩、 四供養菩薩、二力士、十一飛天、二博山爐、二獅子的大型造像。該像造型精美,據稱1924年出土於正定郊外,是現知北朝金銅佛造像中的佳品,也是定州造像的傑出代表。主像立於雙層四足方座上,背有透雕火焰紋舟形光背,光背外緣有十一飛天。褒衣博帶式大衣下裾兩端呈銳角伸展是該像的特點。脅侍菩薩寶繒飛揚,帔帛交叉。整鋪造像以主像為中心,在其周圍對稱地配置各個造像。這種形式嚴整、強調裝飾化的作風,秀骨清像、風神飄逸的形象,反映出由於孝文帝推行改革政策後,南朝造像風格影響到北方,上層社會風氣由質樸豪毅轉向優雅繁縟。以此像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樣,不僅與其後孝昌、永安銘諸像無大差別,而且影響迄於東魏、北齊造像。

東魏和北齊金銅佛造像

東魏金銅佛造像的特點,一方面表現為繼承北魏造像的某些樣式,同時又顯示了向北齊造像過渡的新作風。 天平三年(536)定州中山上曲阿縣樂家兄弟造彌勒立像(現藏美國費城大學博物館),火焰紋光背細密華麗,衣裾擴張有力,面目舒朗,風姿清秀,顯然是正光五年像以來的傳統。但是,身軀比例已有變化,頭部較小。面相、衣紋等開始有了圓的意味。武定二年(544)三尊立像(現藏巴黎),菩薩寶繒飛動,衣裾兩角尖長,身姿矮壯鈍重,衣紋簡潔洗鍊,表現了東魏造像的特點。北齊金銅佛造像大都短胖豐滿,寬肩鼓胸,有厚重感。天保二年(551)觀音像(東京龍泉堂藏),有二脅侍菩薩。除上述特點外,舟形舉身光、四足方座、交叉式帔帛等,都還是北魏造像的流緒。1958年山東省曲阜縣的勝果寺遺址中,出土六鋪鎏金銅造像,大多完整,包括一佛、二菩薩像四軀,立菩薩像二軀。其中,武平三年(572)造觀音佛像,脅侍二立菩薩,觀音佛立於覆蓮座上,舟形光背中滿飾火焰紋,下為雙重四足方座;天七年一佛、二菩薩造像,光背上有三體化佛,覆蓮座四周飾小像數個,二軀菩薩立像,右手均下垂,左手一上舉,另一托物,飾瓔珞,佛座一為蓮座,一為前呈五角形、後作橢圓形。

隋代金銅佛造像

遺存較少,多有向唐代造像過渡的特點。兩肩寬厚,胸部隆起,面相飽滿,著褒衣博帶式佛裝。上身比例略大,形體缺少變化。開皇四年(584)董欽造阿彌陀佛像(現藏西安市文管處),為一佛、二菩薩、二力士,各有光背,還有博山爐和二獅子。開皇十三年阿彌陀佛像(現藏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採用簡潔的圓刀手法,像後配以雙樹。

金銅佛造像的衰落

唐代以後,中國佛教史上出現了以建立宗派,傳譯佛經,發展寺院經濟為主的新階段。單純的金、石佛造像較前減少。木雕、鑄鐵佛造像漸次流行。儘管如此,現存唐代金銅佛造像,仍不乏造型精美、身肢婀娜的實例。1973和1984年,陝西臨潼紙李和邢家村,先後出土兩批鎏金銅佛像,總數達579件,其中唐造像占相當比重。這批佛像以身肢扭曲的觀音菩薩立像為大宗,通行蓮枝與四足方座相結合的座式,光背鏤空,有的作背屏式;菩提樹形七佛造像有多例。以上佛像均形體豐滿多姿,雕鏤精工,反映了唐代雕塑藝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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