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如果你看不懂當前的經濟形勢，如果你要跳槽卻又擔心失業，如果你想買房但總搞不清楚房價走勢，如果你想投資股票但又怕股市暴漲暴跌，如果你想為未來儲蓄但又想現在多消費，如果你在做這些決策時想明白其中的究竟，那就了解一下什麼是“動物精神”吧。它會告訴你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蕭條？為什麼有人會失業？為什麼房地產會有周期？為什麼股票價格和公司投資如此多變？為什麼通貨膨脹和失業此消彼長？為什麼我們給將來準備儲蓄缺乏計畫性？為危機當下，什麼樣的政策才能奏效？
本書既是總量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的顛復之作，也是期待找到這些問題答案的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解惑之作。
作者簡介
喬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dof）196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現為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因在分析不對稱信息市場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於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阿克洛夫的研究借鑑了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以確定經濟學的影響和結果，他研究領域包括總量經濟學、貧困問題、家庭問題、犯罪、歧視、貨幣政策等。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 動物精神理論
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數
第二章 公平
第三章 腐敗和欺詐
第四章 貨幣幻覺
第五章 故事
第二部分 八大問題及其解答
第六章 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衰退
第七章 為什麼中央銀行家們迄今為止有控制經濟的權力？
第七章之附文 當前的金融危機：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第八章 為什麼有人找不到工作
第九章 為什麼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此消彼長？
第十章 為什麼給將來準備儲蓄如此隨意
第十一章 為什麼金融價格和公司投資如此易變
第十二章 為什麼房地產市場具有周期
第十三章 為什麼少數族裔存在特殊的貧困
第十四章 總結
注釋
參考文獻
金融解釋：
動物精神”一詞，是借用自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名概念。（編按：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基本出發點是，投資行為不能用理論或理性選擇去解釋，因為經濟前景根本難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資的衝動要靠“動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驅動。）
編輯推薦
《動物精神》編輯推薦：傳統總量經濟學理論為何無法揭示經濟危機的根源？傳統經濟政策為何無力重振全球經濟繁榮？答案只有一個：它們忽略了“動物精神”！何為“動物精神”？簡言之，它就是人類經濟決策的非理性。信心是否充足、公平感、腐敗和欺詐、貨幣幻覺以及作為人們參照物的“故事”，這些都是動物精神的具體表現。人類的經濟決策並非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那般理性和簡單，其複雜的心理因素才是整體經濟動盪不安的根源！
一位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位是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入圍者，兩位經濟學大師將心理學、社會學引入經濟學研究，用全新視角解讀經濟的真實運行原理，是我們看透全球經濟發展的一種新思維，也是重振全球經濟的一個新思路！
李揚、陳志武、李稻葵、許成鋼、王一江、白重恩、巴曙松、黃海洲、鍾偉、何帆等專家聯袂推薦！
《紐約時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商業周刊》《時代周刊》等媒體一致好評！
看透全球經濟的新思維！美國總統歐巴馬枕邊書！美國政府官員爭相搶讀！
文摘
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數：經濟周期背後的思維模式
本書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幾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時的情形。一位來自挪威的遠房親戚，可以說是相當遠的遠親，在家族婚禮上與阿克洛夫有過一面之緣。據說，在房價暴漲期間，這位遠親花了100多萬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買了一棟房子。對於紐約、東京、倫敦、舊金山、柏林甚至奧斯陸來說，這筆錢也許都算不上大數目，但對位於挪威海岸極其偏遠的、幾乎稱得上是世界最北城市的特隆赫姆來說，這可是一筆巨款。而且，那還不是一棟大房子。阿克洛夫並沒有在意，只是把它視為斯堪的納維亞房價高企的又一個表現。
最近，他告訴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猶豫，是否應該再多考慮一下特隆赫姆市發生的事。我們對此進行了討論。阿克洛夫當時的反應有些大意，以至於把花高價買一棟小房子看成了一樁無關緊要的怪事。與之相反，阿克洛夫本應該看出這個故事非同尋常，值得對其進行積極的思考，並將其放在更大的市場背景中進行分析。
我們確信，這個小故事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洞悉經濟周期的兩個主要特徵—繁榮和衰退—背後的思維模式，尤其是當前席捲全球的信心和信用雙重危機背後的思維模式。
信心：最重要的動物精神元素
當經濟陷入衰退時，報紙和專家告訴我們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國股市崩盤時，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各大銀行家集中資金投資股票市場。1907年他又採取了同樣的策略，試圖恢覆信心。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分析大蕭條時也使用了類似的詞語。他在1933年首次當選總統時的演講中說：“我們唯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他在同一演講中隨後補充道：“我們遇到的問題並不嚴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堅合眾國以來，經濟衰退就一直被認為是缺乏信心的結果。
經濟學家對信心這個詞語的含義有過特別的詮釋。很多現象都有兩個（或更多個）均衡結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颶風過後，如果誰都不在紐奧良州重建家園，那么，其他人也不會去重建。誰願意孤零零地住在沒有鄰居也沒有商店的廢墟中？但是，如果有許多人在紐奧良重建家園，其他人也會願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個好的（重建）均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說人們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個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說人們缺乏信心。從這個角度來看，信心只不過是一種預測，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對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園的預測。有信心的預測會認為前景樂觀，而缺乏信心的預測則認為前景暗淡。
但一查詞典我們就知道，“confidence”（信心）可不光是一種預測。根據詞典中的解釋，“confidence”的含義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這個詞語來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們寫作本書之時，我們所處的信心危機也被稱為一場信用危機（credit crisis）。“credit”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慮到這些詞的其他含義，經濟學家以雙重均衡或樂觀預測vs.悲觀預測為基礎的觀點，似乎漏掉了一些東西。經濟學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義。他們認為，信心是理性的：人們利用手頭信息做出理性預測，然後再以這些理性預測為基礎做出理性決策。當然，人們經常按照這種方式自信地做決策。但信心這一概念的含義遠不只這些。信任的真正含義恰恰是我們會超越理性。誠然，容易輕信他人的人經常拋棄或者忽視某些信息，他甚至不會理性地處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處理信息，也不一定會據此理性行事。他行動的依據是那些他確信正確的東西。
如果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信心，那么，我們立刻就會知道，為什麼隨時間變化的信心在經濟周期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們有信任感。他們自發地做決策，並本能地相信自己會取得成功。他們把懷疑擱置，而當每個人都這樣做時，資產的價值就會升高，而且可能還會繼續上漲。只要人們保持信任感，他們的衝動就不會顯現出來。一旦信心消散，人們決策的衝動就暴露無遺。
信心這個詞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決策涵蓋的行為，它在總量經濟學中起著重要作用。當人們有信心時，他們就會買進；缺乏信心時，他們就會退縮，就會賣出。經濟史充滿了這樣信心滿滿與信心消退的循環。誰不曾在徒步遠足時突然發現一條荒廢已久的鐵路，它在某人的舊夢中曾通往華廈和財富；誰沒有聽說過17世紀荷蘭發生的鬱金香泡沫，或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荷蘭人一直以思想保守聞名於世，以致被揶揄為世界上最謹慎的人；又有誰不知道，即便是牛頓這位現代物理學和微積分學之父，也在18世紀的南海泡沫中損失慘重。
所有這些把我們再次帶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錯誤地看待了他那位親戚的百萬住宅所反映的現象。他本應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價不僅反映了斯堪的納維亞的房價過高，而且是全球房地產泡沫的一部分。他過去一直輕信了自己的判斷。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凱恩斯關於動物精神的描述。當人們做重大投資決策時，他們必須依靠信心。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則不這么認為。它為理性決策提供了一個正式程式：人們考慮所有可能的選擇、這些選擇的結果、每個結果的優勢、每個選擇的機率，然後再做出決策。
但是，我們真的會這么做嗎？我們真的有辦法確定那些機率和結果嗎？或者相反，經濟決策，以及我們自身關於買什麼資產、持有多少資產的大部分決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們有無信心的基礎上嗎？這些決策過程不是更接近於我們翻煎餅或打高爾夫球時所做的決策嗎？我們所做的大量決策，包括我們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某些決策，都是因為它們“看起來是正確的”。在通用電氣擔任了多年CEO（執行長）的傑克•韋爾奇（後文還會討論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說，這些決策“全憑直覺”（straight from the gut）。
而在巨觀經濟層面，總的來說，信心時有時無。有時候，它是合理的，有時又不合理。信心不僅僅是理性預測，還是動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心乘數效應
凱恩斯經濟學理論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乘數概念。這一概念最初由理察•卡恩作為一種反饋系統提出，後被凱恩斯所用，成為其經濟理論的核心。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不到一年，約翰•希克斯就對凱恩斯理論進行了定量化的詮釋，該詮釋強調剛性乘數以及乘數效應與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釋很快就取代了《通論》原版，成為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權威解讀。凱恩斯的著述雖然發人深省且趣味盎然，但結構鬆散、不連貫甚至令人費解，而希克斯的論述則有條有理、言簡意賅且邏輯完整。所以，希克斯風靡一時。不過他的名氣不及凱恩斯，因為在人們眼裡，他只不過是凱恩斯天才思想的詮釋者而已。但是，就希克斯對思想史的影響而言，“凱恩斯主義革命”同樣是一場“希克斯主義革命”。
但是，我們相信，希克斯主義的凱恩斯思想過於褊狹。我們應該研究信心乘數這個關聯概念，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簡單乘數概念。
凱恩斯乘數概念歷經數十年，被數百萬在校大學生認真學習。該乘數是這樣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個項目，讓人們賺到錢，然後再由他們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輪”。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終都會變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們就會將此收入再花出去一部分。這個比例就是MPC（邊際消費傾向）。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會帶來第二輪支出，這輪支出是由人們而不是由政府花費的。這些支出又會成為某些人的收入，其數額為MPC美元，這些人也花費收入的一部分，即相當於MPC2美元，這就是第三輪。不過，這個過程不會終止。隨後是一輪接一輪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MPC2+MPC3+MPC4…）美元。所有這些數值的總和並不是無窮大，它實際上等於1/（1–MPC），此數值即凱恩斯乘數。但是，這個總和可能要遠大於第一輪的政府刺激。若MPC為0.5，凱恩斯乘數就是2；若MPC為0.8，凱恩斯乘數就是5。
凱恩斯在《通論》中闡述的思想吸引了許多人，隨後，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這一思想並用其解釋大蕭條之謎。大蕭條一直是個難解的謎，因為人們找不到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數理論說明，支出的小幅下降會產生放大效應。如果人們由於擔心發生像1929年那樣的股市崩盤而反應過度，導致消費支出產生實質性的小幅下降，那么，這就像是一個具有負面效應的政府刺激。人們的消費每削減1美元，就會有另一輪削減支出，然後，一輪接著一輪。這意味著，經濟活動的下降會遠大於初始的衝擊。因為遭受多輪負的支出衝擊，經濟會陷入更深的危機，所以大蕭條會持續多年。該理論獲得了廣泛讚譽（只不過沒有立刻付諸政策實施），因為它形象地再現了大蕭條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場景。
凱恩斯的乘數理論非常受計量經濟學家歡迎，因為它可以量化並建模。在《通論》出版和希克斯對它的詮釋發表前後，有關國民收入和消費的權威統計數據已經出現，這就為他們的分析提供了數據。最早的國民消費估算數據是由布魯金斯學會在1934年發布的。米爾頓•吉爾伯特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國的國民收入與產出賬戶，並將其納入一個適合用凱恩斯–希克斯理論進行分析的框架。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同其他主要國家的政府一樣）都是按照這一理論的要求編制國民收入和消費數據的。儘管經濟學文獻瀚如煙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後，似乎還沒有哪個巨觀經濟模型有如此權威，可以引起國民數據收集方式的重大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是正式建模的基礎，也是數據收集的基礎，因為我們今天的數據都是從同一套理論中產生的。
數據集的創建，促進了各國創建大規模計算機仿真經濟模型的大發展。簡•丁伯根在1936年為荷蘭經濟創建的計量模型和1938年創建的包含48個方程的美國經濟模型，拉開了這種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勞倫斯•克萊因為美國經濟創建了另外一個模型，在其後幾十年里，它發展成了龐大的聯合國世界計量經濟連線模型系統，連線著世界上每一個主要國家的計量經濟模型，總共包括幾千個方程。在這些模型中，動物精神的作用很少體現，因而凱恩斯對這些模型持懷疑態度。
不過，構想信心在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還是有可能的。我們通常認為，乘數隻與那些易於度量的傳統變數有關。但是，乘數概念也同樣適用於特殊變數，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變數。因此，不僅有消費乘數、投資乘數和政府支出乘數（它們分別表示當消費、投資或政府支出發生1美元變動時，收入會怎樣變動），信心乘數也同樣存在。信心乘數表示由於1個單位信心的變動（這種變化總有辦法感知或度量）而導致的收入變動。
像消費乘數一樣，我們也可以認為信心乘數是若干輪支出的結果。與上文列舉的各輪消費支出中的反饋機制相比，信心乘數中的反饋機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變化導致收入的變化和下一輪的信心變化，而每一輪變化都會進一步影響未來各輪的收入和信心。
人們對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指數。部分統計學家已經研究出了模型，並使用這些數據來檢驗信心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反饋。這種可衡量的信心是未來支出的預測器，人們對此並沒有太大異議。對幾個國家的因果性檢驗表明，當前衡量的“信心”的確會引起未來GDP的變動，這一結果似乎證實了信心乘數中隱含的反饋機制。其他統計學家利用信貸利差（高風險債券的利率和低風險債券的利率之間的差距）進行了類似分析，他們將利差解釋為信心的衡量指標，並檢驗它們是否影響GDP，或是否有助於預測GDP。但我們相信，這樣的檢驗實際上價值不大。即使檢驗結果可靠，也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動物精神在起作用。為什麼？因為這些信心指標可能並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費者對當前和未來收入的預期。
當然，我們希望它們能夠準確預測未來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對收入的影響也很困難，因為在不同的時候，信心對收入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當經濟開始下行時，信心變動對收入的影響就特別大，而且具有決定性，但在另一些時候就不那么重要。奧利弗•布蘭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數來描述美國1990-1991年的衰退（有時被稱為“科威特衰退”，因為在薩達姆•海珊入侵科威特之後，石油價格的上升引發了這場危機）。布蘭查德相信，信心指數恰恰反映了當時發生的情況。他發現，在經濟衰退之前，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曾出現不可預測的巨大波動。他認為，這歸因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出現的悲觀潮。緊隨信心喪失的是消費的大幅下降。
信心會對乘數產生更深層次的影響，其他乘數也高度依賴信心水平。當前（截至2008年11月）的經濟狀況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導致信貸市場凍結，放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貸款。在這種情形下，那些有消費意願的人發現，他們難以得到所需的信貸；那些供貨商發現，他們難以獲得所需的流動資金。其結果是，通常的財政政策（政府增加支出或減稅）的乘數都會減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八章，我們建議政府設定兩個目標來解決當前的危機。第一個目標，也是在正常衰退當中唯一需要的目標，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緊密結合充分發揮作用，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水平。但是，由於（由信心低落引起的）信貸緊縮極其嚴重，這樣的刺激是不夠的。的確，在信貸緊縮時期，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可能需要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或減稅。因此，我們認為，政府的巨觀經濟政策應該有第二個目標或中間目標，也就是巨觀經濟政策應該將信貸流量控制在充分就業時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們將討論美聯儲如何制訂靈活的計畫，以便在當前的危機時期也能實現這樣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可以恢復因信心驟降而消失的信貸流量。
後記
結語
將動物精神納入總量經濟學理論
我們的動物精神理論回答了以下謎題：為什麼我們中大多數人沒能預見當前的經濟危機？當危機似乎毫無理由地突然爆發時，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它？為什麼那些試圖阻止危機的預防措施沒能奏效，而經濟當局卻對此公開表示意外？如果我們想在未來數月內對經濟政策重拾信心，就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誠如我們在書中反覆提到的，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前的經濟理論是由許多傳統觀念構成的。有太多的總量經濟學和金融學專業人士在“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以致根本未能考慮經濟危機最重要的動力機制。如果不把動物精神添加到理論模型中去，我們就會喪失判斷力，也就無法認清危機的真正根源。
21世紀初的這場危機出人意料，而且公眾和許多關鍵的決策者至今仍沒能完全理解這場危機，原因在於傳統經濟學理論根本就沒有涉及動物精神的原理。傳統經濟學理論將不斷變化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排除在外，而它們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傳統經濟學理論甚至排除了信任與信心喪失的因素；排除了公平感，而正是這種感受制約了工資和價格的靈活性，這一靈活性本來能夠穩定經濟。傳統經濟學理論沒有考慮到經濟繁榮時期的腐敗和出售偽劣產品的問題，以及泡沫破裂時它們一旦被揭發出來會帶來的影響。傳統經濟學理論還排除了那些說明經濟變化的故事的作用。解釋經濟如何運轉的傳統理論排除了這些因素，這不僅加深了人們的疑慮，導致了當前的危機，還使我們在應對已經到來的這場危機時束手無策。
金融市場上的“糊塗蛋胖胖”已經被打破。如果“糊塗蛋胖胖”對世界如何運轉持有正確的看法，它絕不會一開始就從牆上摔下來。同樣，如果資產的買方認識到經濟的真實運作原理，他們在買進資產時就應該更加謹慎，經濟也就不會出問題。可是，即使到現在，因為對世界的真實情況抱著錯誤的認識，很多政策分析家，特別是多數公眾，還沒有認識到“糊塗蛋胖胖”已經無法修復而且必須更換了。這也正是迄今為止已經採取的措施仍不足以維持信貸流動進而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
傳統總量經濟學走錯了方向
在總量經濟學理論中加入動物精神，對於更好地理解經濟的真實運作方式非常必要。在這個意義上，過去30年的總量經濟學走錯了方向。傳統的總量經濟學家試圖釐清總量經濟學並使之更加科學化，為此他們引入了研究架構和學科規範，分析當人類只有經濟動機而且完全理性時的經濟運行情況。如果畫一個正方形，然後再把它分成4格，兩列分別表示經濟和非經濟動機，兩行分別表示理性和非理性反應，那么現有的模型只填充了左上角那一格。它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人們只有經濟動機，而且他們都會對這些動機做出理性反應的話，經濟會如何運轉？但它立刻又引出3個問題，分別對應另外3個空格：如果人們有非經濟動機和理性反應，經濟如何運轉？如果人們有經濟動機和非理性反應，經濟如何運轉？如果人們有非經濟動機和非理性反應，經濟又會如何運轉？
我們相信，關於巨觀經濟如何運轉以及它運轉失常時我們該如何應對等最重要的問題，主要（儘管並非全部）隱藏在後3個空格中。本書的目的就是填充這3個空格。
一個測驗
本書始終強調，我們對經濟的描述應當符合定性和定量事實，因此它比遺漏了非理性行為和非經濟動機的總量經濟學要好得多。我們偶爾也會用一些統計數字，但主體還是依靠歷史和故事。
我們相信，有一個簡便易行的測驗可以證明我們的觀點不僅正確，而且比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模型更正確，因為主流模型無法處理其餘3個空格中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對經濟如何運轉的描述幾乎適用於任何經濟周期。就拿最近一次經濟周期來說，它從2001年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認為，以動物精神為核心對經濟所作的描述，顯然能夠很好地解釋實際發生的事情。
讓我們回顧一下美國當前的經濟周期（我們也可以對其他國家的經濟進行這樣的回顧），並看一看本書提出的若干主題是否已經過時。動物精神的作用在我們的論述中居於中心地位。
整件事主要開始於2000~2001年。2000年，股票市場暴跌，同時經濟也從網路時代的非理性繁榮中冷卻下來。真實GDP增長率從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的4%，下降到了2001年上半年的0.8%。小布希政府利用這段低迷時期，開始實行永久性的大規模減稅政策。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減稅計畫在2001年6月被載入法律。美聯儲也採取了行動，貼現率從2000年下半年的6%降到了2002年11月的0.75%。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所有這些措施都將發揮作用，經濟也確實反彈了。利率的降低似乎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在上一輪繁榮中，資本在設備方面的支出相當龐大。由於擔心千年蟲危機，2000年之前在設備和軟體上的投資尤其高。而在新一輪繁榮中，刺激則來自房地產市場。在2001~2005年的短短4年裡，人們用於住房的支出增加了33.1%，而同期GDP的增長只有11.2%。
不過在那之後，正如我們已經講過的，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這些事情也可歸因於人們對繁榮的過度自信。人們開始買房，就好像那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買房機會（因為他們覺得房價仍會繼續升高並超過他們的收入水平）；投機者也開始投資房產，他們似乎認為，其他人都會覺得自己應該抓緊買房（不論什麼價格），否則稍晚就會買不起房子了。從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房價上漲了大約2/3。在洛杉磯、邁阿密、舊金山和其他很多地方，房價漲幅更大。大片農田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開發為新房產。住房投機的狂熱症就這樣爆發了。
更令人驚訝的是，不只是買房人感染了狂熱症，就連本應該謹慎行事的金融市場也為其推波助瀾。當然，房地產經紀人和抵押貸款經紀人就更沒有理由來澆滅這股狂熱了，因為他們可以從中收取交易費。高度活躍的住房交易也使經紀人收取的交易費大大增加。最令人吃驚的是，還有人願意為這些抵押貸款買單，為買房人的草率投機提供大筆資金。
為什麼會有人購買這些抵押貸款？有一些簡單的理由。首先，購買抵押貸款的通常是各種類型的銀行，它們發現可以從貸款發放費里獲得大筆利潤，同時無須把這些抵押貸款留在自己的負債表上。我們已經看到，它們把抵押貸款拆分成各種抵押貸款等價物。購買這些抵押貸款的人並不知道他們買的是什麼，因為他們並不持有抵押貸款本身，只是在巨大的抵押貸款資產包中擁有部分權益，在實際操作中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弄清楚背後的抵押貸款。此外，證券化的抵押貸款得到了各種評級機構的評級。評級機構根據房價的近期走勢來估計抵押貸款的違約機率，而房價過去一直在上升，因此幾乎沒有理由擔心抵押貸款會遭遇違約。即使評級機構中有人覺得可能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認為評級應該考慮房價下跌的可能性，但任何敢於出聲揭露其中弊端的人，都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因為他的言論會損害所有靠收取交易費而一夜暴富的人的利益。
我們已經詳細地概括了當前金融危機的情況，它符合我們關於大多數經濟波動的原因的解釋：信心膨脹以及緊隨其後的信心不足。本例中的故事是房價永遠不會下降（它只是個故事，實際上並不是真的），而且會持續上漲，所以不會有什麼損失。
我們在寫作本章時，還不清楚那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如投資公司、對沖基金等，這些機構都未受到監管，但持有高達數萬億美元的名義資產和負債）的問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本次危機。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它始於2001年的經濟周期。我們不知道當前的經濟低迷何時會結束，但本書的觀點以及我們理論的檢驗結果都說明，我們本可以利用動物精神及其如何發揮作用的理論來講述相同或者類似的故事，也可以用它來描述幾乎所有的經濟周期。以美國為例，我們可以回溯到1837年經濟危機中的土地投機和州立銀行破產，並用該理論講一個類似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回溯到大蕭條，或者回溯到1991年的衰退，當時的競選人比爾•柯林頓指責老布希忽視了經濟問題，因此應該對衰退負責；我們甚至可以回溯到美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與石油無關的和平時期的繁榮和蕭條。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理論來解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的螺鏇式通貨緊縮以及印度目前的經濟繁榮。
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哪個國家，我們都可以看到作為本書主題的動物精神在巨觀經濟中發揮的作用。
動物精神理論意義何在？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對經濟的解釋已經通過了檢驗。動物精神的作用幾乎無處不在，也給現在的巨觀經濟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見。不過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要把握動物精神的意義，就有必要來看看未考慮動物精神的總量經濟學理論。我們認為，這種理論存在嚴重缺陷，它不能解釋為什麼經濟繁榮之後總是跟隨著蕭條。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這種經濟學理論不僅在專業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那裡大行其道，更是廣受普通大眾的青睞。根據該理論的觀點，資本主義給發達經濟體的消費者帶來了幾個世紀前無法想像的巨額財富。在今天的北美、歐洲和日本，即便是普通消費者的生活水平也比中世紀的國王還要高。他們吃得更好；住的房子雖然比國王小，但舒服溫暖得多；只要一按開關，電視和收音機就能給他們帶來更好也更豐富的娛樂節目……這個清單還可以列很長。還有，當我們撰寫本書時，其他國家，如巴西、中國和印度，正沿著GDP排行榜迅速攀升。
我們承認資本主義確實創造了奇蹟，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只有這一種形態，而且不同的形態可能會帶來不同的財富和利益。我們可以回顧美國歷史上關於資本主義形態的爭論，就會注意到資本主義也有過很多次急劇逆轉。19世紀初，人們曾就政府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展開激烈爭論。民主黨反對政府干預，而輝格黨認為政府應該為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比如聯邦政府應該建立全國性的公路系統。安德魯•傑克遜和繼任者馬丁•范布倫反對該計畫，而約翰•昆西•亞當斯和亨利•克萊卻支持它。
從那以後，類似的爭論又來來回回發生過好幾次。最近一次的主要變化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瑪格麗特•柴契爾當選英國首相和80年代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此前30年，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羅斯福新政，政策制定者的主流認識是政府在給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基礎設施方面應該發揮關鍵作用。這些基礎設施不僅包括有形的高速公路、教育系統以及支持科學研究等，還包括監管，尤其是對金融市場的監管。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們已經擁有一個非常良好的能夠經受住各種風暴的經濟制度。例如，儲貸協會大規模破產，但政府保護體系大大減輕了破產對巨觀經濟的傷害。儘管它消耗了納稅人的大筆金錢，但幾乎沒有引起失業。
不過後來（這是我們故事的另一部分），就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經濟發生了變化，監管制度也被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們普遍信仰資本主義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遊戲場或許已經發生了變化，但遊戲規則沒有跟著變化，這種情況在金融市場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在前文講過的有關住房市場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證。過去，對住房抵押貸款有一些基本的限制。商業銀行和儲蓄銀行會謹慎地發放抵押貸款，因為它們自己最有可能是抵押貸款的持有人。不過後來，所有事情都變了：銀行變成了抵押貸款的發起人，而不是持有人，但監管方式並未根據金融結構上的這種變化做出調整。
公眾對監管的反感是這種不作為背後的原因。美國深深地沉溺於一種新的資本主義觀。我們也相信遊戲應該毫無約束的說法，但我們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以巨大代價換來的難得教訓：資本主義必須在政府設定規則並充當裁判的競技場上才能發揮優勢。
不過，我們現在並非真的處在資本主義危機中。只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主義只有在一定的規則內才能生存。其實，我們的整個經濟觀，包括對動物精神的全部認識，都說明了政府為什麼必須制定這些規則。古典理論所描述的充分就業的確有可能存在，但我們認為，總需求的巨大變化來自樂觀和悲觀情緒的起伏與波動。因為工資主要是由公平因素決定的，所以需求的變化就無法轉變為對價格的調整，而只能轉變為對就業的調整。當需求下降時，失業就會增加。抑制這些變化，正是政府的作用。
在這裡，我們要再次強調我們的觀點，即資本主義不僅出售人們認為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還出售人們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尤其在金融市場上，這一特點導致了相對過剩和銀行破產，而銀行破產又造成了更廣泛的經濟問題。所有這些過程都受到各種故事的推動。人們講給自己聽的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關於其他人會怎樣做的故事以及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會如何運轉的故事，所有這些故事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而且它們並不穩定，會隨時間而變化。
這樣一個充滿了動物精神的世界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機會。政府的角色應該是設定條件，使我們的動物精神可以創造性地發揮更大的作用。換言之，政府必須制定遊戲規則。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應該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應該在制定規則方面發揮最少的作用。我們和這些經濟學家不同，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對經濟有不同的認識。如果我們認為人們完全理性，而且幾乎都按經濟動機來行動，我們也會相信政府不應該監管金融市場，甚至不應該在決定總需求水平上發揮作用。
但恰恰相反，動物精神的各個方面會推動經濟朝著不同的方向運轉。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經濟就會在就業和失業之間大幅搖擺，金融市場也會不時地陷入混亂。
動物精神是人們行動的真實動機
人們應該接受我們的觀點，不僅僅因為它解釋了巨觀經濟的歷史，還因為它能夠詳細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細節。本書前五章討論了各種動物精神：信心、公平、腐敗、貨幣幻覺以及故事，有大量證據證明它們才是人們行動的真實動機，而且無所不在。主流總量經濟學假設它們不具有任何重要作用，這真可謂荒謬。
如果認識到動物精神在回答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8個基本問題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這樣的假設就更顯荒謬。本書後面幾章討論的8個問題是：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蕭條？為什麼中央銀行擁有控制經濟的權力？為什麼存在非自願失業？為什麼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間存在權衡關係？為什麼儲蓄的決定如此易變？為什麼股票市場波動如此不受控制？為什麼房地產市場的周期變化如此巨大？為什麼少數族裔一直在貧困中掙扎？
如果我們重視動物精神，這些問題就很容易回答；而現在的主流總量經濟學不能或者說幾乎不可能解答這些問題。
重振全球經濟的新思路
本書講述了經濟是如何運轉的。從個人層面看，關於經濟運轉的正確觀點對個人做出正確決策非常必要，比如說，我們應該儲蓄多少，應該在哪裡投資，應該買什麼房子，以及我們能否相信僱主（或社會保障）會支付我們的退休金。而且，對經濟運轉機理的正確認識，對公共決策而言更加不可或缺。
本書出版時正好趕上人們開始反思對經濟的看法。最近的經濟動盪把很多以前認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重新擺到桌面上。現在，人們正在非常急切地尋求新的答案，報紙、智囊團、各種會議以及各個大學的經濟學系都在討論這些問題。
民主國家關於“人民是誰、人民應該是誰”的看法，時不時地會經歷重大變化。和這些變化相伴而來的，是關於經濟如何運轉的故事的變化。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經歷了6次主要的類似變化：大革命時期，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後，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後，重建時期結束時，大蕭條期間，以及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之後。歷史學家可能在這些故事變化的細節上持不同意見，但因為歷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這些變化有關，所以對這些變化的存在應該沒有太多的爭議。
他們同樣也不太會否定我們關於最近一次變化的看法，也就是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後所帶來的變化。當時，關於經濟如何運轉的解釋轉向了保守派的象徵，也就是我們在本書開頭提到過的“看不見的手”。當然，那次變化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英國已經在18個月前選舉瑪格麗特•柴契爾作為首相。其他國家，從印度到中國到加拿大，都緊隨其後，有時候還非常積極。
“看不見的手”的故事及其影響對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詳盡的解釋，甚至回答了一些極為特殊的問題。不過，人們現在又重新提出這些問題。下面只是一個小小的樣本：我們如何讓有著不同能力和不同經濟知識的人表達他們的投資偏好，又不會使他們受兜售偽劣產品的商人的傷害？我們怎樣讓人們發揮他們對投資機會的強烈直覺，又不會引起投機泡沫及其破滅？我們應當如何決定該救助誰，在什麼時間救助？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那些已經受害或受騙的個人和機構？銀行應該如何進行資本評估？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的本質和力度應該如何確定？如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得過早或過遲，是否真的會產生什麼影響？財政和貨幣政策應當集中使用還是四面開花？存款保險該如何設計？何時能夠以最低成本重組銀行？何時對所有儲戶進行支付？如何監管對沖基金？如何監管投資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在考慮到系統性風險的問題後，應當如何修訂《破產法》？有關這些問題的傳統答案似乎已經不再管用。只要經濟學家和那些關心或研究經濟問題的人聚在一起，我們都會看到他們在努力尋找新的答案。
本書不能對所有這些問題作詳細的回答。本書的論點是，理解經濟的運轉以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不能僅僅考慮經濟動機，還需要我們深入考察信心、公平、腐敗、貨幣幻覺以及歷史帶給我們的故事。所以，回答上述問題還需要更多信息，非本書所能涵蓋。但是，本書確實給我們提供了背景故事，或許所有答案都能夠在裡面找到。而且，本書還強調了建立有關委員會和調查團的緊迫性，它們要繼續開展對金融機構和監管體系的改革，我們確實亟須這些改革。
最重要的是，本書告訴我們，只有在思想和政策中充分重視動物精神的作用，才可能找到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
媒體推薦
本書絕不是一本悲嘆經濟學理論過失的書。兩位作者猶如經濟學領域的兩盞指路明燈……經濟學家往往對理性給出不切實際的假設，然而本書的兩位作者卻沒有這么做，尤其是在當前的危機時刻，用精緻的公式描述行為理論更顯困難。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阿克洛夫和希勒為經濟學做出了貢獻。
——《經濟學人》
阿克洛夫和希勒是首次嘗試為我們這個時代重構經濟學理論的人。他們所做的努力本身就已使此書成為一座里程碑……本書文字簡潔，易於理解，不僅對經濟學家，而且對一般讀者也有裨益。
——《紐約時報》
經濟學界的兩位超級明星寫出了一部大膽而又極富創意的著作，他們試圖用心理因素來詮釋當前經濟動盪的起因，並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在經濟崩潰之時，人們的信心拖累了市場和經濟，因此作者側重於經濟學中的心理因素無疑是相當重要的。
——《商業周刊》
序言
前言
生活中偶爾也會有充滿啟示性的時刻。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金碗》中，那位美國豪門女繼承人在不經意的一瞥間就證實了心中的懷疑：她的丈夫和她的繼母關係曖昧。對全球經濟而言，2008年9月19日就是這樣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美國國會拒絕通過（儘管後來又推翻了這一決定）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提出的7 000億美元緊急救援計畫。道瓊斯指數大跌778點，全球股市也應聲而落。突然之間，看起來再也不可能發生的“大蕭條”仿佛即將重演。
大蕭條是20世紀的一場災難，它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失業。然而，大蕭條似乎還嫌帶來的痛苦不夠深重，反而愈演愈烈，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5000多萬人在戰爭浩劫中喪生。
眼下，大蕭條極有可能重演，因為經濟學家、政府以及公眾近年來揚揚自得，已經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的教訓。在那個艱難的年代，我們知道了經濟實際上是怎樣運行的。我們還知道了，在一個強健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政府應當扮演什麼樣的恰當角色。本書會還原那些歷史教訓，同時用現代的觀點對它們進行解釋。為了弄明白世界經濟如何陷入當前的困境，我們有必要理解這些教訓。更重要的是，只有理解了這些教訓，我們才知道該怎樣應對。
在大蕭條中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這本1936年的經典著作中，凱恩斯闡述了美國和英國這樣資信良好的政府怎樣通過借貸和支出使失業勞動力重新就業。這個解決方案在大蕭條期間並沒有得到系統貫徹。直到大蕭條結束，經濟學家才開始向政治家提供清晰的指導。因此，各國領導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比如，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實際上都採取了一些赤字支出政策。儘管他們感到非常困惑，但是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的直覺是正確的，其政策方向也大體正確。然而，由於沒有指導方針，他們缺乏將這種政策貫徹始終的信心。
為了打贏戰爭，凱恩斯主義理論最終得以實施，失業現象消失了。到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的方案得到了廣泛認可，被世界各國採用，甚至被奉為圭臬，載入法律。在美國，1946年的《就業法》將維持充分就業歸為聯邦政府的責任。
在抗擊衰退的過程中，關於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原理完全融入了學院派經濟學家、政治家甚至一些普通大眾的思想。據說，甚至連米爾頓•弗里德曼也被引述曾說過“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弗里德曼後來宣稱自己的原話被斷章取義了。凱恩斯主義的巨觀經濟政策大體上是可行的。當然，經濟總是有起有落，甚至會發生一些劇變，如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日本、1998年後的印度尼西亞和2001年後的阿根廷。但是，鳥瞰全球經濟，整個戰後時期的經濟發展一直是成功的，而且還將繼續取得成功。一個又一個國家維持了所謂的充分就業。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和印度正在向市場經濟轉型，並開始體驗經濟繁榮與增長。
但是，在運用赤字財政有效擺脫衰退的背後，《通論》中另一條更為根本的信息被棄若敝屣，即凱恩斯對經濟運行和政府角色的深入分析。1936年《通論》出版時，政治經濟學譜系中有一派較為極端的人認為，凱恩斯主義之前的經濟學是正確的。按照這種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自由市場在自發、無政府干涉的情況下，“好像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確保充分就業。根據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邏輯，以最簡單的形式表示就是：如果一名工人願意以低於其生產貢獻的工資工作，僱主只要給他提供一份工作就能從中賺取利潤。持這些觀點的人極力主張政府平衡預算，堅持認為政府干預越少越好。而1936年譜系的另一端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為，要擺脫20世紀30年代的失業局面，政府就必須接管經濟，然後才能通過僱傭來消除失業。
但是，凱恩斯選擇了一條更折中的路線。在他看來，經濟不只是像古典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受到像“看不見的手”這種理性行動者的控制，只要有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參與到交易中。凱恩斯承認，大多數經濟行為源自理性的經濟動機，但也有許多經濟行為受動物精神的支配。人們總是有非經濟方面的動機，在追求經濟利益時並不總是理性的。在凱恩斯看來，這些動物精神是經濟發生波動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願失業的主要原因。
要想理解經濟，就必須理解它是怎樣受動物精神驅動的。正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一樣，凱恩斯的動物精神是換個角度觀察經濟的關鍵，這一新角度解釋了資本主義潛在的不穩定性。
凱恩斯對動物精神如何驅動經濟的說法引入了政府角色這一話題。他認為，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非常像各種育兒指南中所定義的家長角色。一方面，指南書警告我們不要太獨裁。孩子會表面上服從，但當他們到了青少年時期就會反叛；另一方面，這些書告訴我們不要太嬌慣孩子。如果過於嬌慣，孩子就難以學會自我約束。指南書告訴我們，恰當的育兒方式要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父母的恰當做法是設定限制，這樣孩子就不會過度放縱他們的動物精神，但這些限制還要給孩子留有獨立學習和發揮創造力的空間。父母的任務是營造一個幸福的家庭，給孩子自由，同時保護孩子免受動物精神的支配。
這個幸福的家庭正好對應於凱恩斯（也是我們）關於政府恰當作用的定位。正如古典經濟學所證明的那樣，資本主義社會擁有極大的創造力，政府應該儘可能少地干預這種創造力。另一方面，若是聽之任之，資本主義經濟就會出現過剩的問題，現在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它還會導致經濟狂熱，隨之而來的便是恐慌和失業問題。大家會過度消費而幾乎不儲蓄。少數族群則在糟糕的境遇中飽受煎熬。房價、股價甚至石油價格暴漲，然後暴跌。正如育兒指南書中提到的父母的恰當角色一樣，政府的恰當作用是搭建平台。這個平台應當讓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完全釋放，但也要能夠制約由我們的動物精神引起的極端行為。
說到極端行為，小布希曾精闢地將這次經濟危機解釋為“華爾街喝醉了”。但是，華爾街為什麼會變得一塌糊塗？為什麼美國政府為這種局面提供了前提條件，當它過度放縱時卻置之不理？當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必定來自某個經濟理論，這個理論能解釋其中的原理，然而這個理論來源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逐步閹割。在《通論》首次出版後，這個過程便開始了，並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愈演愈烈。
動物精神是凱恩斯解釋大蕭條的核心理念。在《通論》出版後，幾乎所有的動物精神，不管是非經濟動機還是非理性行為，都被他的追隨者一一抹殺。他們只保留了恰能得出最小公分母理論的動物精神元素，目的是使《通論》和當時標準的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學術差異最小化。古典理論並不包含動物精神，它認為人們完全按照經濟動機理性地行動。
凱恩斯的追隨者採取這種“改頭換面的做法”（如海曼•明斯基所述）有兩個充分的理由。首先，蕭條仍在肆虐，他們希望能讓人們儘快轉變觀念，支持凱恩斯關於財政政策作用的觀點。為了獲得儘可能多的支持者，他們將凱恩斯的理論改造得儘可能地接近當時的主流理論。而保留最小偏差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能夠讓當時的經濟學家用舊理論來理解新理論。
然而，這種短期的解決方式帶來了長期後果。被注了水的《通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被普遍接受。但是，這種縮減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容易受到攻擊。20世紀70年代，新一代經濟學家崛起，他們對縮減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了批評，形成了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該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中殘存的為數不多的動物精神可有可無，以至於對經濟無足輕重。他們認為，凱恩斯的原創理論改造得還不夠。在他們看來，現代總量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經濟學家根本不需要考慮動物精神。因此，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凱恩斯主義之前的宣稱並不存在非自願失業的古典經濟學又復活了。動物精神就這樣被丟進了思想史的垃圾桶。
這種關於經濟如何運行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觀點從經濟學家傳播到智囊團、政治精英以及公共知識分子，最後傳給了大眾媒體。它變成了一個政治魔咒：“我是自由市場的信奉者。”政府不應該干預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信念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政策。在英國，它的表現形式是柴契爾主義，在美國則是里根主義，然後又從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傳遍全世界。
關於政府作用的“寬容型父母論”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的“幸福家庭論”。在柴契爾當選首相和里根當選總統的30年後，我們親眼目睹了這種論點帶來的種種麻煩。對華爾街的極端行為的絕對放縱，使其完全失去了理智。現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這一惡果。
很早之前我們就發現，政府可以採取某些方式來抵消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理性衝擊和非理性衝擊。但是，作為凱恩斯的思想遺產，政府的作用一直遭到質疑，在大蕭條的經歷中建立起來的保護機制逐步被破壞。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原理：人們不僅有理性的經濟動機，還有各種各樣的動物精神。
本書利用行為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觀點，描述了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解釋了當人們作為真實的人，即擁有合乎人性的動物精神時，經濟是如何運行的。本書還解釋了，為什麼忽視真實的經濟運行會使世界經濟陷入當前的危機：信貸市場崩潰，實體經濟岌岌可危。
藉助社會科學領域70多年來的研究，我們能夠闡釋動物精神在總量經濟學中的作用，從而完成早期凱恩斯主義者未竟的任務。由於我們深知動物精神的重要性，並把它作為理論核心，而不是略而不論，所以我們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
在當前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這樣的理論尤其必要。最重要的是，政府決策者必須知道該做什麼。對於那些已經有正確直覺的人而言，例如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這樣的理論依然重要。只有真正理解該理論，他們才會有信心和合適的理論武器來支撐自己的直覺，並選擇積極的措施來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
緒論
要理解經濟如何運行，弄清楚如何管理並促進經濟繁榮，我們就必須關注能夠真實反映人們觀念和情感的思維模式，或者說動物精神。如果我們不承認那些重大經濟事件背後基本上都有人類心理方面的原因，那么就永無可能真正弄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
可惜，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商業作家似乎不諳此道，因而他們對經濟事件的解釋經常有很大的謬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個人的情感、感受和激情並不重要，經濟事件是受神秘的技術因素或反覆無常的政府行為驅動的。實際上，正如本書即將揭示的，這些事件的起因其實比較常見，只藉助於日常思維就能發現背後的機理。本書的寫作始於2003年春天，從那時起到現在的世界經濟走勢只能用動物精神來解釋。世界經濟好像過山車，先上升，而後在大約一年前開始下降。但奇怪的是，與通常在遊樂場坐過山車不同，乘客直到經濟開始下滑才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段瘋狂的旅程中；而且，正是因為乘客們的這種後知後覺，遊樂場的管理者並不需要限制過山車攀升的高度，也從不提供安全設備以限制向下俯衝時的速度或幅度。
大家究竟是怎么想的？為什麼直到銀行倒閉、失業、抵押貸款止贖這類事情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時，我們才注意到呢？答案很簡單。有一個經濟理論讓公眾、政府和大多數經濟學家消除了顧慮。該理論說，我們是安全的，一切都好，不會有危險發生。但是，這個理論是有缺陷的，它抹殺了經濟運行中人的觀念的重要性，也抹殺了動物精神的作用，甚至還抹殺了人們可能意識不到自己的處境其實不穩這一事實。
人們在想什麼？
古典經濟學宣揚的是自由市場的好處。不僅在美國、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橋頭堡，而且在整個世界，甚至是在印度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人們都確信這一觀念是成立的。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自由市場本質上是完美而穩定的，即便有政府干預，也只需要很少一點兒。與此相反，政府的干預是現在或未來發生大衰退風險的唯一誘因。
這種推理可追溯至亞當•斯密的學說。經濟實質上穩定的思想基礎源於一個假想實驗，它提出的問題是：完備的自由市場意味著什麼？答案是：如果人們在這樣的市場上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用盡所有的互利機會去生產商品並進行交換。最大限度地利用互利交易機會就會導致充分就業，要求合理工資的工人（他所接受的工資低於他對生產的貢獻）就會被雇用。為什麼呢？因為只要這樣的工人尚處於失業狀態，市場上就能達成互利的交易：僱主按該工人要求的工資雇用他，就能享有額外的產出，獲得更多利潤。當然，還是有某些工人處於失業狀態，但那只是因為他們暫時還在找工作，或者他們堅持索要的工資高得不合理（超出了他們的產出貢獻）。這樣的失業是自願的。
在某種意義上，關於經濟穩定性的這種理論相當成功。例如，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大部分求職者在多數時間裡—即使是在嚴重衰退時—都有工作。它可能無法解釋為什麼1933年大蕭條頂峰時美國有25%的勞動力失業，但它的確能夠解釋，為什麼即使在那時，仍有75%的勞動力有工作可做—他們正從事著亞當•斯密所預言的互利的生產和交易。
因此，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一理論也應該得高分，至少按照我們曾在餐館裡偶爾聽到的某位男生的標準而言是這樣。這位男生抱怨，儘管他的答案70%正確，但拼寫測驗的成績也只得了C。而且，在200年來形勢最糟糕的時候，該理論表現甚佳，比如現在，美國的失業率仍只有6.7%（儘管仍在上升）。可以說，古典經濟學的預言相當準確。
再來看看大蕭條時期。很少有人會問為何在1933年就業率仍高達75%，相反，人們通常會問，為何有25%的勞動力失業。依我們之見，總量經濟學關注的是對充分就業的偏離。若不能實現這樣的充分就業，其原因必然是偏離了亞當•斯密的經典模型。
像大多數同行那樣，我們的確相信，亞當•斯密關於為何有這么多人就業的觀點基本正確。我們也願意相信，在一些特定條件下，亞當•斯密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優勢的觀點也基本正確。但是，我們認為，他的理論不能描述經濟體系中為什麼會存在如此多的波動，也不能解釋經濟為什麼會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而且，從亞當•斯密那裡得出的經驗之談，即完全不需要政府干預或少干預，也是毫無根據的。
被忽略的動物精神
亞當•斯密的假想實驗考慮到了人們會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一假想實驗並未考慮到人們會受非經濟動機的驅使，而且沒有考慮到人們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誤導的程度。概而言之，它忽略了動物精神。
與此相反，凱恩斯試圖解釋經濟偏離充分就業的原因，並強調了動物精神的重要性。他強調動物精神在商人的算計中所起的基本作用。他寫道：“我們用於估計鐵路、銅礦、紡織廠、專利藥品的商譽、大西洋郵輪或倫敦市內某棟建築未來10年收益的這些基礎知識並沒有多大意義，有時甚至毫無用處。”既然如此，這些決策是如何得來的呢？這些決策“只能被視為動物精神導致的結果”。它們來自人們“想要採取行為的自發衝動”，它們不像理性的經濟理論所預測的那樣，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機率的加權平均值”。
“動物精神”這一術語在古拉丁文和中世紀拉丁文中被寫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詞的意思是“和心智有關的”或“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在現代經濟學中，動物精神的含義略有不同。它現在是一個經濟學術語，指的是導致經濟動盪不安和反覆無常的元素；它還用來描述人類與模糊性或不確定性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我們被它麻痹；有時候，它又賦予我們能量，使我們振作，進而克服恐懼和優柔寡斷。
正如家庭有時和諧、有時爭吵，有時高興、有時憂傷，有時成功、有時混亂一樣，整個經濟也是時好時壞。社會結構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也會改變；同樣，我們付諸努力和自我犧牲的意願也絕非一成不變。
經濟危機，例如當前的金融和房地產危機，主要是由不斷變化的思維模式引起的，這種見解與主流經濟思想背道而馳。但是，當前的危機見證了思維模式變化所起的作用。事實上，正是我們不斷變化的信心、誘惑、嫉妒、怨恨、幻覺，特別是對經濟本質的認識引發了危機。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會花錢買莊稼地里的房子，而且還有人願意為購買者提供資金；為什麼道瓊斯指數先攀升到14 000多點，又在一年多後暴跌至7 500點左右；為什麼美國的失業率在過去兩年中上升了2.5%，而且至今沒有止步的跡象。這些因素還可以解釋為什麼世界主要投資銀行之一的貝爾斯登只有接受美聯儲的緊急救助才勉強存活，而雷曼兄弟公司則隨後在同一年宣告破產；為什麼很多銀行資本短缺，為什麼有些銀行在接受緊急救助之後仍搖搖欲墜，尚需再次救助。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
有動物精神和無動物精神的總量經濟學
當然，總量經濟學的許多內容都可以解釋經濟為什麼會發生波動。其實，總量經濟學教科書全都和經濟波動這個主題有關。在這裡我們只想給出兩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學家認為，只用一種單一的動物精神（比如工人討厭降低貨幣工資，而僱主又不願意給那么多）就能解釋對充分就業的偏離。隨後，這種思想演變成稍微複雜的、關於工資為何變化緩慢的解釋。根據這一說法，由需求變動引起的就業波動是因為工資和價格並不是同時設定的。在總量經濟學中，這個概念就是所謂的“交錯契約”。總量經濟學教科書中充斥著各種對亞當•斯密的簡單假想實驗的偏離，而在這些假想實驗中，受純粹經濟動機驅動的理性的人總是心照不宣地相互達成契約。
正是在這一點上，本書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有著理念上的差異。本書將呈現一種與眾不同的描述經濟的方式。教科書式的經濟學試圖儘可能地最小化對純經濟動機和理性的偏離，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本書的兩位作者大半生都在用這種傳統方式描述經濟。人們已經充分理解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把經濟波動解釋成對亞當•斯密所描述的理想體系的微小偏離容易讓人理解，因為這樣的解釋符合已經被充分理解的理論框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亞當•斯密體系的微小偏離能夠描述經濟的真實運行情況。
本書將打破這種傳統。我們認為，經濟理論不能僅限於解釋對亞當•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經濟體系的最小偏離，還要解釋實際發生且能觀察到的偏離。鑒於現實經濟離不開動物精神，因此要描述經濟的真實運行，就必須考慮動物精神。這也正是本書的宗旨。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解釋經濟是怎樣運行的，這是一個永遠值得研究的課題。但是，由於本書寫於2008年冬至2009年，所以也會描述我們如何陷入當前的困境，以及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才能走出困境。
經濟運行的真正原理
本書的第一部分將描述動物精神的5個不同方面，以及它們是如何影響經濟決策的。這5個方面分別是：信心、公平、腐敗和反社會行為、貨幣幻覺以及故事。
我們的理論基石是信心以及信心與經濟運行之間的反饋機制，正是這種機制放大了各種干擾。
工資和價格的設定大體上取決於對公平問題的關注。
我們承認腐敗和反社會行為的誘惑，以及它們在經濟中所起的作用。
貨幣幻覺是我們的第二大理論基石。公眾搞不清楚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更弄不明白它們的影響。
我們對現實生活的感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自身行為的看法，是同我們自身和他人的生活故事交織在一起的。這些故事匯集成國家和世界的故事，並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本書第二部分將論述這5種動物精神如何影響經濟決策，並說明它們在回答以下8大問題時如何起關鍵作用：
第一，為什麼經濟會陷入蕭條？
第二，為什麼中央銀行迄今為止有控制經濟的權力？
第三，為什麼有人找不到工作？
第四，為什麼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此消彼長？
第五，為什麼為將來儲蓄的決定如此隨意？
第六，為什麼金融價格和公司投資如此易變？
第七，為什麼房地產市場具有周期性？
第八，為什麼弱勢的少數族裔世世代代在貧困中掙扎？
我們認為，如果運用動物精神理論，就很容易回答這些問題。相應的，如果我們認為人們只是理性地遵從經濟動機，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經濟按照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那樣運行，這些問題就無法解答。
這8大問題都是基礎性問題。任何人只要對經濟懷有天生的好奇心，就會關注這些問題。通過為這些問題提供合乎常理且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的動物精神理論描述了經濟的真實運行狀況。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做到了現有理論未能做到的事情。我們提出的理論全面而又合乎情理地解釋了美國和世界經濟如何陷入目前的衰退。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可以告訴我們為了擺脫當前的危機，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第八章給出了我們的分析和建議）。
名人推薦
阿克洛夫和希勒兩位教授是治學嚴謹、思想深湛的學者，無論認不認同他們的結論，其著作總是能啟發思考，值得多讀。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動物精神是什麼？說到底，它就是人類經濟決策的非理性，它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市場經濟體系脆弱性的基礎。意識到這一點並善加利用的商人就是巨富，如索羅斯和巴菲特；研究清楚這一點的學者就是最偉大的學問家，如凱恩斯和赫伯特•西蒙。當今世界的兩位經濟學權威帶你走進動物精神的世界，幫你解讀金融危機、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值得關注。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儘管難以量化和模型化，動物精神卻是解釋大蕭條和金融危機的重要概念。不過，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動物精神概念，似乎要比凱恩斯的概念更加寬泛也更加系統，他們試圖創建一套基於動物精神的理論，並用它來解釋現實的巨觀經濟現象和波動。他們的描述說明，現代市場經濟對信心的依賴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
——王一江 長江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高級研究員
信心是否充足、對公平的關注、腐敗和欺詐、貨幣幻覺以及作為人們生活模板的成功“故事”，這些都是動物精神—非經濟動機和非理性行為—的具體表現。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研究表明，人們的行為模式遠非古典理論所假設的那樣簡單，貪婪、誘惑、嫉妒、怨恨和恐懼等情感不但會影響個人的決策，而且可能導致整體經濟的動盪不安。相信這本書將給很多人帶來全新的啟發。
——白重恩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
動物精神是凱恩斯理論的基礎，是正確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的基礎。但是，這一切幾乎曾經被多數經濟學家遺忘或拋棄。基於這種拋棄產生的政策是導致今天幾乎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的一個基本根源。諾貝爾獎得主阿克洛夫及非理性金融研究的先驅希勒的這部著作是對凱恩斯理論的重要發展。它是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金融危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許成鋼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清華大學特聘教授
自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都經歷了百年一遇的洗禮，人的貪婪、恐懼和無奈在股票、匯率、石油價格的起伏之間表露無遺。雖然關於危機形成的理論會不斷有新視角和新解釋，但動物精神必將是重要視角之一。理解動物精神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心理活動如何推動經濟發展和波動。本書的兩位作者均是世界大師級經濟學家，其精闢的分析和優美的論述將使讀者既感受到短期投資的快樂，又收穫長期回報的欣喜。
——黃海洲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師、董事總經理
阿克洛夫和希勒成功地說明了傳統的總量經濟學分析之所以往往失靈，是因為它不僅對失業及諸如信貸市場這樣的制度體系等平常之事熟視無睹，而且還疏於分析那些難以記錄的行為模式，但所有這些都囊括在作者關於動物精神的理念中。信心的有無至關重要。公眾從興奮到焦慮甚至恐懼的情緒波動，可能會對資產價格以及金融部門以外的經濟活動造成極大的影響。
——班傑明•弗里德曼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本書對我們的觀念進行了非常必要的糾正。在這樣一個艱難時刻，《動物精神》為總量經濟學做出了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貢獻。
——羅伯特•索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克洛夫和希勒探討了動物精神如何影響巨觀經濟的運行。他們涉及的問題範圍很廣，包括經濟周期、通貨膨脹、失業、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動盪、貧困以及貨幣政策的運作方式。本書觀點尖銳，具有說服力。
——喬治•佩里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
阿克洛夫和希勒這兩位最富創造力且受人尊敬的經濟思想家在《動物精神》這部新作中指出，關鍵是重拾凱恩斯關於動物精神的洞見……阿克洛夫和希勒也許沒有想到，他們在正確的時間出版了一本佳作。該書並沒有刻意宣揚重建經濟學的遠大目標，但它確實表達了這樣一種願望。經濟學家將把它視為一種宣言。
——克萊夫•克魯克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